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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新教教育
文艺复兴从14世纪开始，发展至16世纪在西欧达到了顶峰。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经历了一场对人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的探讨。人应该直接面对世俗生活，追求现世的幸福和个人自由成为人们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获得的最大成果。可是，这种人存在的新价值与中世纪以来的西欧人坚信的天主教信仰发生了冲突。最终，一场前所未有的宗教改革在西欧爆发，推动了整个欧洲信仰格局的变化，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灵魂世界和价值世界。西欧的教育也随着这场宗教改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宗教改革与西欧文化重建
宗教改革是西欧文明信仰世界的一次重建。中世纪以来，天主教的发展已经到达顶峰，创建出一套以罗马教皇为核心，以分布于整个西欧的教会组织为依托的宗教信仰体系。以罗马教皇为核心的天主教廷成为上帝在世间的代言人。教皇和教廷可以代表上帝的意志，可以决定任何一个人的信仰状况，甚至能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上天堂。教廷建立了一套以禁欲主义为基础，否定世俗价值、否定个体思想自由的宗教道德体系，用以限制个体的信仰与思考的自由。此外，天主教会还通过教会法庭和宗教裁判所将提出不同思想的人定为异端，对其进行残酷的迫害和杀戮。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许多天主教修士和知识分子发现了深藏在信仰深处的矛盾。天主教会的很多教条、宗教道德、宗教礼仪与人们内心渴望的自由信仰相冲突。当很多人发现天主教会出现极度腐败的时候，这种思考变成了一种改革的呼声。
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在德意志地区最早掀起了宗教改革的浪潮。改革后的基督教派为区别于旧有的天主教自称为新教，路德宗成为新教的第一个宗派。此后，加尔文在瑞士进行宗教改革建立了加尔文宗；英王亨利八世在英国推行宗教改革，建立英国国教安立甘宗。通过西欧持续不断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同新教教派的力量不断增强，天主教会逐渐失去了其在信仰领域大一统的地位。
新教虽然有很多教派，但是诸多教派的信仰基础基本一致，那就是“因信称义”。这一原则是由马丁·路德最先提出的，是指人获得救赎的唯一方式只有信仰上帝，且只是信仰上帝。新教的一大特点是使人们回到基督教诞生初期的原教旨中去。他们否认在上帝和个人之间存在一个团体或权威作为中介，因为任何人不能代替上帝救赎世人。信仰依靠个人和上帝的直接沟通。上帝是万能的，不需要代理人。新教改革的本质是给予人一种信仰的自由，将信仰变成了个体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能引导人获得救赎的只有上帝给予个体的神启，而不是外在于个人的任何权威。
宗教改革爆发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受到了一些国家世俗政府的支持。16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已经形成，英国、法国、德意志地区、意大利等现代国家的雏形基本形成，这些国家中的许多政治精英开始呼吁主权的统一，排斥来自于其他国家或泛欧的天主教会的干涉和影响。新教与世俗政府的结合加速了宗教改革的进程，也加快了民族国家政府在社会上的影响。
二、路德宗的教育改革
路德宗是马丁·路德创立的，德意志宗教改革后形成的第一个新教宗派，对德国社会文化和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丁·路德在确立了路德宗在德意志地区的稳定发展后，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他认为教育对德国的发展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路德看来，德意志的教育应该实现三个主要目的。第一，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接受教育，通过教育来培养德意志青年虔诚的新教信仰。教育将成为与罗马天主教不断斗争，最终驱逐天主教力量的重要力量。第二，教育应该为世俗国家繁荣发展而服务。新教的改革和德意志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具有新教信仰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总是将摆脱天主教的干涉、保持国家和个体的自由和独立当作发展目标。民族国家的强大将是信仰自由的根本保障。第三，教育应该将青年人培养成为聪明、智慧、技艺精湛、经验丰富的卓越人才，使青年人的天赋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新教育目的的基础之上，路德宗提出了德意志教育改革的主张。首先，马丁·路德明确地提出在德意志实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主张。他认为所有德意志的儿童，不分男女和等级都应该到学校学习。在《致全德市长及地方议会议员的信》和《送子女求学的责任》两封公开信中，路德呼吁帮助孩子接受教育是教会、政府以及父母共同的责任。路德认为德意志的初等教育内容应该是宗教性的，熟悉和了解《圣经》应该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同时以语言、历史、艺术、体育为辅助内容。初等学校毕业的优秀人才应该成为教师和教士的主要来源。其次，马丁·路德提出了由国家开办学校和管理学校的主张。他强调以往的学校都是由天主教会和修道院办学。这些学校办学理念十分落后，教授的内容已经彻底腐朽，需要以国家的力量彻底毁灭和改造以往腐朽的教育，使教育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在马丁·路德提出其教育理念后，路德宗的修士和路德的追随者不遗余力地促进德意志教育改革的开展。梅兰克顿（P。Melan，1497—1560）、布肯哈根（J。Bugenhagen，1485—1558）、斯图谟（J。Sturm，1507—1589）等德国路德宗知名的教育改革家们开始深入政府、教区和乡镇促进各地新教学校的创立，促进了德国国家教育体系的发展。
三、加尔文派的教育探索
加尔文派是继路德宗后，第二个创立的新教宗派。路德“因信称义”的信条在北德意志的胜利加速了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步伐。加尔文及其信众在瑞士和尼德兰举起了宗教改革的大旗。加尔文派的教义比路德宗还要激进，他们在认同“因信称义”的基础之上，认为人的救赎完全是上帝的拣选和旨意，人的现世生活或正义与美德的行为不能改变上帝的意志，不能决定能否被救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救赎，得到上帝选定的人只是人类中的一部分而已。这种观点被称为预定论。加尔文派的“预定论”表达出新兴资产阶级和新教徒的心声，他们觉得辛勤劳动、头脑敏捷、善于资本经营的自己就是那些被选定的人，而其他落后的传统阶层与腐朽天主教修士则必将被上帝所抛弃。
加尔文派反对天主教一切复杂的宗教礼仪，主张简化宗教礼仪，鼓励人们将精力投身到创造财富的劳动当中，主张发展商业、勤俭节约、积累资金、发财致富。这些教义都成为瑞士和尼德兰甚至是整个欧洲商人阶层和中产阶级所追求的目标，迅速加大了加尔文派在北欧的影响，使加尔文派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和尼德兰的国家和世俗政府。
加尔文派非常重视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来培养信仰新教、具有理性和新道德风尚的公民。加尔文派接受了路德宗的教育观念，主张普及免费的、初等的义务教育。加尔文派在日内瓦开办讲授新教教义的小学，以及一所由加尔文派管理的学院。在尼德兰革命之后，具有加尔文派信仰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政府，更是不遗余力地开办新式初等学校，又创办了雷顿大学、格宁根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等14所大学促进加尔文派的发展。这些学校成为欧洲各地流亡新教徒的避难所。也成为新教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人才摇篮。
四、英国国教派的教育改革
从16世纪30年代起，英王亨利八世任用托马斯·克伦威尔对英国宗教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宗教改革兴起之前，英国教会直接受罗马教廷的管理。教会组织在英国不但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一个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减小罗马教廷在英国的影响成为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重要因素。亨利八世与议会合作，通过一系列法案来打击罗马教廷在英国的势力。最终，确立了国王对英国教会的统治，剥夺了罗马教廷在英国的经济特权和司法权力。通过改革，英国国王成为英国教会和文化领域的首领，英国国教安立甘宗最终确立。
伴随宗教改革的深入，亨利八世就开始着手改造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在牛津，亨利八世的王室专员将原有的主教学院、坎特伯雷学院等机构解散，重新建立了掌控在国王手中的国王学院。在剑桥，王室专员解散了三个非常古老的学院，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三一学院。在对大学的改造中，国王首先收回授予所有大学和学院的自治权。每一个大学中的学院都必须宣誓对国王效忠，才能重新得到特许状，否则就将被解散和改组。
伊丽莎白一世于1558年继位。在宗教信仰领域，她于1563推行《三十九条信纲》，成为安立甘宗的信仰基础。以议会法令和《三十九条信纲》为基础，伊丽莎白女王从1570年开始着手进一步改革大学。1571年，议会通过了一项名为《授予两所大学法人资格》的法案。这项法令表明，英国的政府和议会否认了牛津和剑桥大学以往所获得的来源于天主教会的特许权；谨以议会法令为大学自治权利的新开端。大学的管辖权将回归于以王权和议会为代表的民族国家之中。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的事务成为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共事务。这项法令规定，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一切行为都必须遵守议会的决议和法令。以往隶属于罗马教会体系的英国大学最终成为世俗领域的公共文化机构。
1581年，莱切斯特伯爵在给牛津大学的建议中指出，大学中藏匿着很多不服从女王统治的天主教徒，一定要将其赶出学校；并要求牛津大学建立一套宣誓制度和审查制度，将大学中的天主教徒彻底清除。此后，牛津大学和王室专员便设立了一系列的审查条例。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所有牛津大学的人员均要在保证书上签字，宣誓效忠女王，承认至尊王权，承认《三十九条信纲》和《公祷书》。另外，对申请大学学位的学生以及进入大学工作的学者进行严格的审查，被怀疑是不信国教者或有天主教倾向的人就不授予学位和工作。
安立甘宗的教育改革主要表现为教育的世俗化和民族国家化。教育不再是宗教活动，而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事务和人才培养载体。安立甘宗的世俗化、民族化的教育改革比其他新教国家的教育改革更彻底，手段更加严厉，有着更明确的功利主义倾向。这些教育改革的因素极大地促进了英国世俗教育的发展，也为英国在近代的腾飞奠定了智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