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第1页）
第三节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国内外矛盾进一步激化。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要求各级官吏“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13]在这次“新政”中，教育领域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一、近代学制的初步建立
（一）壬寅学制
1901年，清廷下颁“兴学诏书”，各地纷纷响应，相继建立大批新式学堂。但这些学堂各自为政，管理、教学零乱。于是，规范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在学业程度、课程设置、学习年限等方面的标准，制定全国统一的学制系统也就成为应时之需。
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等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六个章程，统称为《钦定学堂章程》。因该年为旧历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公布的全国性学制系统。
从纵向来看，“壬寅学制”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4年、寻常小学堂3年、高等小学堂3年。儿童6岁入蒙学堂，其宗旨为“培养儿童使有浅近之知识，并调护其身体”。[14]蒙学生毕业后，必须送入官立小学堂加以考验，及格者入小学堂肄业，不及格者退归蒙学堂补习。小学堂的宗旨为“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15]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4年，“使诸生于高等小学卒业后而加深其程度，增添其科目，俾肆力于普通学之高深者，为高等专门之始基”。[16]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年（政、文、商、农、格致、工艺、医七科），大学院（年限不定），全学程共20年。
从横向来看，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有简易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的，有仕学馆、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
“壬寅学制”虽未施行，很快被“癸卯学制”取代，但其中也有许多闪光点，如把蒙学堂和寻常小学堂共7年定为义务教育性质；注重实业教育；等等。
（二）癸卯学制
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重新拟定一个新的学制系统《奏定学堂章程》，包括《奏定学务纲要》、《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各级各类学堂章程以及译学馆、进士馆等22件。1904年1月公布，因该年为旧历癸卯年，又称“癸卯学制”。（见图8-1）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
图8-1癸卯学制
从纵向看，癸卯学制分为三段七级。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设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和高等小学堂4年。蒙养院招收3～7岁儿童，以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等为主要教育内容。初等小学堂招收7岁以上儿童，其宗旨为“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17]。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高等小学堂招收15岁以下儿童，其宗旨为“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18]课程包括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九门，还可视地方情形，加授手工、农业、商业等科目。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5年，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事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19]为宗旨。课程设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12门。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和通儒院5年。高等学堂分为三类学习科目：第一类为预备升入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商科等大学者；第二类为预备升入格致、工科、农科大学者；第三类预备升入医科大学者。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20]为宗旨，分设经学、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其中京师大学堂必须八科全设，外省大学堂则至少须置三科。通儒院为最高学府，收分科大学毕业生，以“能发明新理、著有成书，能制造新器、足资利用为毕业”[21]。
从横向看，设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均须附属小学、中学、以供师范生实习。实业教育包括实业补习学堂、初等工商实业学堂、艺徒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实业学堂。
癸卯学制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的初步建立，形成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基本模式。仿照西方三级学制系统，设置了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又将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并举，推进了学校教育的系统化与规范化。在课程设置上，中西兼学，引进了西方近代课程和学科体系。在教育目标上注重德、智、体的协调发展。然而囿于封建王朝的大环境，癸卯学制不可避免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学制的指导思想依然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读经讲经”课普遍开设于各级各类学校，并占有极大课时比例，在初等小学堂中甚至占了总课时数的五分之二；还采取科举奖励出身的办法，对各级各类学堂的毕业生，分别奖励举人、进士等称号；女子在学制中没有地位，直到1907年学部才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等等。
二、废除科举制度
近代学制的建立，促使各级各类新式学校在规模和质量上都有了大大的发展，但是科举制度却成为兴建新式学校的重大障碍。自鸦片战争以来，科举制度受到不断的批评，改革和废止的呼声不断高涨。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人会奏立停科举以推广学校：“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22]迫于形势，1905年9月2日，光绪帝下令“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23]。自此，自隋代以来在中国延续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完全废止。
三、建立教育行政制度，厘定教育宗旨
学制颁布后，为了保障兴学政策的真正落实，有必要加强全国教育的统一管理，改革教育行政体制。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执掌国家教育法令和管理全国学校事务，成为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在学部中，最高长官为尚书，其次为左右侍郎。学部内设5司12科：总务司（设案牍科、机要科、定审科）、专门司（设专门教务科、专门庶务科）、普通司（设小学教育科、中学教育科、师范教育科）、实业司（设教务科、庶务科）、会计司（设建筑科、度支科）。此外学部还附设编译图书局、学制调查局、京师督学局、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会议等机构。学部另设视学官，轮流视察各省学务。1906年，各省撤销提督学政、撤销学务处或学校司等省级教育行政机关，改设提学使司，长官为提学使，统辖全省教育工作。提学使司下设六课：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图书课、会计课。另设省视学6人，巡视府厅州县的学务。同时，在各厅州县设劝学所，掌管本厅州县的教育行政工作。至此，清政府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机构。
学部成立后，1906年清政府颁布教育宗旨，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正式宣布的教育宗旨，以“忠君”为核心，明显保留了中国封建传统内容，但又引借了民权思想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提出“尚公、尚武、尚实”，这也正体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要求。
四、清末的留学教育
（一）留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激起中华民族的觉醒，促使国内在20世纪前后掀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浪潮。中国官方最早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始于1896年，中国驻日公使裕庚在总理衙门的同意下，招收唐宝锷等13人赴日本东京学习，由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学习日本语文及普通学科，最后6人中途归国，仅有7人完成了3年的学业获得毕业文凭。1898年，随着维新运动的推进，留学日本日益受到关注。同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极力提倡留学日本，认为：日本路近省费；日文接近于中文；日本已经删节酌改了西学；中日风俗相近。这进一步推进了留日的勃兴。与之相呼应的是清政府实行新政，在政策上积极支持留学日本。1903年，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对留学日本的毕业生以所学等差分别奖励科举功名。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这种奖励办法仍然施行，以致吸引大批士人前往日本留学以获得功名。此外，清政府还大力提倡自费留学。于是，留日形成一股热潮，至1906年达到高峰。据统计，1899年中国留日学生增至200名，1902年达四五百名，1903年有1000名，1906年竟达8000名左右。[24]但由于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留学生习速成教育者居多以及国内新式教育的发展，清政府逐渐限制留学日本，学生人数自1907年后开始减少，1909年约有5000人，至1911年则几乎全部返国。[25]
留日学生来源复杂，男女均有，年龄不一，上自七八十岁老人，下自十来岁儿童。大多留学生在日本主要接受普通教育和速成教育，但所学科目广泛，包括政法、外语、师范、文史、理工、农医、军事、商业、音乐、美术、体育等，其中法政、师范、军事等科所习人数最多。这一批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参与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创办与教学，引介了大量日文西学书籍，而且还涌现了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者，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庚款兴学”与留美教育
“庚子赔款”源于1901年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亿多两。为了“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豁免中国部分赔款》法案，自1909年起至1940年止，美国将所得庚子赔款的一半逐年按月退返中国，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费用。为了执行“庚款兴学”，清政府制定《遣派留美学生办法大纲》，设立游美学务处，专门负责考选出国学生，计划最初4年每年派遣100名学生，第5年起至少派遣50名学生，直至退款用完。但实际人数并未达到，1909年留美学生为47名，1910年70名，1911年63名。据统计，1905～1924年共派出留美生689人。[26]
与此同时，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也于1911年筹建，1924年改称清华大学。该校招收13岁左右的儿童，分中等科和高等科，学制各为4年，主要学习一般文化知识和外国语，西学教师大多来自美国，在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方法、学生活动等方面仿照美国。因此，赴美前学生的学习较为系统，留美后学历层次普遍较高，大部分能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正是因为“庚款兴学”，1909后留美人数不断增长，改变了中国留学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