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教育制度（第2页）

（一）明代书院

明代书院的发展由于受文教政策及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的影响，经历了沉寂—勃兴—禁毁的曲折过程。明初提倡科举，并将科举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因此，士人为了获取功名利禄，纷纷趋向官学，书院受到冷落。明中叶后，因为科举越发僵化，官学有名无实，一些理学家为救治时弊，多立书院，授徒讲学。于是，书院兴盛起来。当时最为著名的学者湛若水和王阳明都喜好书院讲学。他们驻足之处，必建书院，聚徒讲学。逐渐带动了书院讲学之风盛行一时。然而，书院的自由讲学与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不相容。明中叶后，朝廷日趋腐败的政治遭到书院背景的士大夫的批评，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所以，万历以后，朝廷先后四次下令禁毁书院。

明代最著名的书院是位于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原为宋代学者杨时讲学的场所。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革职的顾宪成和高攀龙等复建东林书院，扩大规模，聚徒讲学。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主要是继承和发扬了阳明学派的讲会方式，定期召开学术讨论会。由于书院主张学问必须“质诸大众之中”，因此每逢讲会，远近赴会者常数百人，就连“草野齐民”、“总角童子”，也可以到书院听讲。并且讲会过程中常和以诗歌，以调节气氛，活跃思想。此外，书院常议论朝政得失，抨击权贵，揭露腐朽。因此，东林书院既是东林学派的教育和学术活动的中心，也是政治舆论和政治活动阵地，由此招致了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尽毁天下书院”的迫害行动。天启六年（1626年），东林书院被毁废，东林党300多人被逮捕、杀害。

（二）清代书院

清初推崇科举和官学，对书院采取抑制的态度。但是一些思想家和教育家仍然坚持书院的讲学活动。南有黄宗羲讲学于海昌、姚江等书院，北有颜元主讲学于直隶漳南书院，西有李颙主讲学于陕西关中书院。在这种禁而不止的形势下，清政府感到抑制书院不如加以提倡，使它为我所用。雍正十一年（1733年）诏谕在各省设立书院，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书院的学生，由各州县选拔。对山长（负责人）、教师的考核、惩罚、提调，也由地方当局负责。政府为书院拨给经费或置学田，使其经费有所保证。

另一方面，由于官学和科举已完全合流，而官学的教学容量又很有限，所以也需要兴办书院作为官学教育的补充。很多书院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官学的分校或官学的读书场所。如北京的金台书院，就是由顺天府主办，供国子监贡监生、京师生员在此修业，也招收部分童生，官方给予生活津贴（称为“膏火”）。清代中后期，书院高度发达，遍布各地，连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也办有书院，但大多数书院已官学化。当然，也有部分书院仍保持研究型的本色，如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东学海堂，就是当时进行训诂考据学研究与教学的重点场所。

三、蒙养教育的成熟

（一）蒙养教育的发展

中国古代一般将儿童初级阶段的教育，称为“蒙养”教育阶段，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称为“蒙学”，所用的教材称为“蒙养书”。科举时代以后，“学而优则仕”成为凡有条件的子弟追求的目标，于是蒙养教育大为扩展。特别在宋代，蒙学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增加，而且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教材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到明清时期，蒙学已遍布城乡，教育水平也有进一步提高。民间举办的蒙学可统称为私塾。狭义的私塾是指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的私人学校。广义的私塾还包括由富裕人家聘请教师，专教自家及亲友子弟的“家馆”，以及一村一族集资建立的村学或族学。明清时期，私塾已经成为蒙养教育的主要形式。

（二）蒙养教育的教学内容

明清私塾的教学程度不一，有的一直教完四书并通一经，使学生达到参加童试考秀才的水平，有的则仅教读写算而已。但早期的启蒙教育都是必定要进行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识字、写字、读书、作对和习文等几个阶段。

明清私塾教师的主体是科举备考或不中的儒生，从事私塾教学多是为了谋生。因此，教学方式也比较呆板，以死记硬背为主。加上传统观念是对儿童决不可放任，教师一定要在学生中树立威严。因此，教师对儿童多是严厉管教，体罚是普遍现象。清代崔学古写了一本《蒙学录》，主张教师对学生“除讲贯教训外，不交一言，不示一笑，为立教第一关”。私塾之中的师生关系可见一斑。

（三）蒙养教育的教材

我国古代一直重视蒙学教材的创编，早在先秦时期，就己经编写了一些有影响的蒙学教材。西汉时，以史游所作的《急就篇》影响最大。宋元时期，开始出现分类按专题编写的蒙学教材。到明清时期，蒙养教材已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大致有以下几类。

以识字为主的教材。这类教材以识字教学（包括读写训练）为主，其中也传授一些知识和道理。流行最广泛的就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

伦理道德教材。应用较广的有南宋朱熹编的《小学》，南宋吕祖谦编的《少仪外传》等，明吕得胜、吕坤父子编的《小儿语》《续小儿语》，以及清李毓秀以学规、学则的形式编写的《弟子规》，侧重于向儿童传授伦理道德知识，以及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准则。

综合知识类教材。包括介绍各科知识的各种蒙学课本，通称“蒙求书”。明清私塾普遍采用的蒙求书，有明人萧良有编撰，介绍自然知识、历史典故的《龙文鞭影》；明赵南星编，介绍历史知识的《史韵》；宋方逢辰编，介绍自然和社会知识的《名物蒙求》；以及清邹圣脉编，以解释成语典故的形式介绍常识的《幼学琼林》等。

诗歌类教材。以北宋汪洙编的《神童诗》、南宋朱熹编的《训蒙诗》、南宋刘克庄编的《千家诗》、清孙洙编的《唐诗三百首》为代表，所选多名篇，文字浅显，很适合儿童朗读背诵，以对他们进行文辞和美感教育。

可以看出，历代著名学者亲自编撰蒙学教材，对提高蒙学教材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大都力求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将识字教育、基本知识和伦理道德教育有机结合，使儿童在识字读书的过程中，懂得社会常识和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经验是非常值得研究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