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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韩愈的教育思想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韩愈自谓郡望昌黎，世称昌黎先生，并著有《韩昌黎集》。他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韩愈多次担任教育官职，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和国子祭酒，在此期间他提出并践行了不少教育主张，由于“韩门弟子”众多，他的思想在唐代有很大影响。

一、韩愈的教育理论

（一）教育的作用

韩愈是“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其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之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之性的人，七情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之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转化。但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内使性移动。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说，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

（二）教育目的与道统论

关于教育的目的，韩愈要求教育要“明先王之教”，使人们明白“学所以为道”。这里的“道”主要就是儒家的“三纲”“六纪”之说以及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的仁义之道。韩愈之所以推行儒家之“道”，是与其政治主张结合在一起的。韩愈希望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实现人人安身立命，报效家国的积极的现世社会。因此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礼法、继传统几个要点。忠君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继传统都是培养实行忠君思想的必然要求，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道”也是韩愈思想的最高范畴，其内涵是以封建仁义道德法则为中心的客体精神，这亦为宋明理学家把道德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进而强调道德自律的理学教育思想做了理论准备。为此，他在《原道》中提出道统论，认为“先王之道”从尧开始，代代相传，直至孔孟，从不间断。但孟子死后，道“不得传焉”，并决心以弘儒道为己任：“使其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这一学说在形式上是对佛教传法世系祖传说的模仿，但目的是抬高儒家在历史上的正统地位，与佛老相抗衡，为把韩愈自己说成是儒家旗手资格提供依据。在这里，韩愈表达了肩负起卫道重任，与佛老进行坚决斗争的决心。

二、关于教学和学习思想

（一）业精于勤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道：“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他以自己学习的经验，教育学生要做到口勤：“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勤：“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脑勤：“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做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勤奋学习，长年不懈，才能获得知识。

（二）博精结合

韩愈在教学实践中还领悟到了博与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韩愈强调博学，“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兼收并蓄，待用无遗”；另一方面又要求精约，“提其要”、“钩其玄”，要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博与精是对立统一的，没有博就不可能有精，没有精，博也只不过是一种大杂烩。他反对“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要求学习者做到博约结合，在博的基础上求精。

（三）学习与创造结合

韩愈认为学习古人，要“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要独立思考，不能尽信书本。主张把学习与创造结合起来，在学习别人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自树立，不因循”，“不与世沉浮”，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独辟蹊径，与众不同。

三、《师说》论教师

韩愈在教育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唐代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而且，“师道之不闻也久矣”，这种风气已从魏晋始流传几百年了。当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时，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做《师说》一文，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柳宗元评论说：在“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身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4]。

（一）教师的作用

韩愈从历史的经验中提炼出一个结论“古之学者必有师”，如果没有教师的教诲和指导，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有才智的人。他认为：“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而知之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谁能无惑？如果“惑”而不从师，那才是“惑”呢。在这里他通过肯定学习在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进而肯定了教师的重要作用。

（二）教师的任务

韩愈认为教师的任务包括三个方面：“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传道”，就是传授儒家的政治伦理之道；所谓“授业”，就是讲授儒家的经典，泛指文化知识；所谓“解惑”就是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业”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在教师的三项任务中，“传道”处于首位，授业和解惑都离不开“传道”这个根本。“传道”是目的，“授业”和“解惑”是“传道”的过程和手段。所以，“授业”和“解惑”时要结合“传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师。

（三）择师的标准

韩愈主张不管出身、门第、相貌等如何，只要学有所成，并且合乎儒道，就可以为人师表。“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把“道”作为择师的根本标准，也是择师的首要标准。从师是为了学道，谁有“道”，谁就有资格为师。韩愈强调“师道”正是对中唐以后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的批判，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师生关系

韩愈认为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为师，两者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说，师生关系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只要闻道在先，术业有专长者，皆可以为人师表。

《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义在于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为我国教育史提供了富有创见的见解。《师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56个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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