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墨家学派的教育思想（第1页）
第三节墨家学派的教育思想
墨家学派产生于战国初期，由孔门儒学分化发展而来，与儒家对立，并称“世之显学”。创始人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生卒年无从确考，约在公元前468—前376年。出身微贱，生活简朴，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精于手工机械，具有丰富的科技知识。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自立学派，成为学术史上第一个批判儒家的思想家。儒墨两大学派的论战，真正揭开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序幕。墨家学派弟子众多，大部分来自于劳动阶层，组织纪律严格，富有团结精神和侠义之风。汉代儒术独尊，墨家思想由此成为绝学。现存《墨子》一书，为墨子的学生及后学所作，共53篇，是研究墨家教育思想的主要材料。
一、论教育作用
（一）教育的社会作用
墨子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他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源就在于人的“自爱”和“自利”。有力气的人不肯以劳助人，有资产的人不愿以财分人，有道义的人不想以教益人，结果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51]。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兼相爱，交相利”。兼相爱，是为了打破等级差别；交相利，是为了实现“天下为公”。教育正是实现兼爱社会的必由手段，“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52]，教育通过教天下人知义而实现社会的完善。
（二）教育的个体作用
墨子反对天命论，认为人性是在后天的环境和教育中形成、变化的。他以染丝为例，说明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品性形成所具有的重要影响，“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53]。人的天性如同待染的素丝，成为什么颜色取决于染缸中有什么样的染料。既然人的善恶是后天环境和教育习染所致，并非先天命定，所以，人人都可以受教，人人亦应该受教，而且对于环境和教育必须加以谨慎选择。与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观相比，墨子的“素丝说”更明确且富有天赋平等的色彩，其社会意义也更趋于进步。
二、论教育目的
墨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兼士（或称贤士），也就是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社会理想的人。墨子认为用人非贤是社会政治腐败的根源。贵族世袭制度决定了用人唯亲，无德无才之人窃取高位，违法乱纪，由此酿成天下大乱。所以，“尚贤”为从政之本，“贤士”为国家之珍。教育的任务就在于培养急公好义、济世利民、勇于献身的贤能之才。具体来说，兼士应符合三条标准：
（一）厚乎德行
这是对兼士提出的道德要求。兼士应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毫不迟疑地损己利人，“以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54]。墨家的“仁”比儒家的“仁”更彻底，儒家强调“爱有差等”，而墨家则主张打破一切人为的区别和阻隔，使天下相亲，以四海为家，利用自身去服务于他人。无论贵贱、亲疏、贫富，都能“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55]。
（二）辩乎言谈
这是对兼士提出的思维论辩要求。兼士应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以雄辩的逻辑力量“上说下教”，向社会推行兼爱的主张。辩，就是争鸣。争鸣的目的是为了在论战中取胜，使自家学说得到接纳和传播。关于如何论辩的学问，称“辩术”。战国时期的辩术已经相当成熟，墨子、孟子、荀子、庄子均以善辩著称于世，但只有墨子建立起独立的“辩”学并传授他人。孟、荀、庄的论辩长于机智的“博喻”，而墨子的论辩则以严谨的推理为特征。
（三）博乎道术
这是对兼士提出的知识技能要求。兼士应投身于社会实践，具备兴利除害的各种实际能力。道术所涉及范围很广，主要包括自然科技知识和军事技术。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兼士欲扶危济困必须精通军事，尤其精于防御战术和防御器械制作。此外，道术也包括经济、文史、政论等方面的知识，只要与改善民众生活、安定社会秩序相关，墨家都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
三、论教育内容
与培养兼士的教育目标相适应，墨子确定了一套富有特色的教育内容体系，大体包括政治与道德、自然科技、文史知识、思维论辩四个方面。墨家以反儒著称，在设置教育内容时同样突破了儒家六艺教育的范畴，特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自然科技知识
这是儒墨两家在教育内容上的最显著区别。孔子认为自然科技知识与治国安民无关，属于小人之所为，将其排斥在教育内容体系之外。墨子则将自然科技知识列为教育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墨家传授的自然科技知识涉及天文学、生物学、数学、力学、光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内容既有广度又具深度。例如，数学教学讲到有穷与无穷、点与线、实与虚、相交、极限等问题，力学教学讲到力的性质、运动、平衡等原理，光学教学中论述光与影的关系、物与像的关系等。
（二）重视思维论辩教育
墨子认为，论辩争鸣要基于事实，合乎逻辑，以理服人。因此，他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思维论辩教育。墨家的辩术教育由论辩的标准、原则和方法等多方面构成。“三表法”是辨明是非的标准。“三表”，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人民百姓之利”[56]。意思就是，要根据历史的事实和经验、普通民众的体会和感受、是否符合国家人民利益这三条标准，来衡量各种认识和言论是否正确。此外，论辩的基本原则是以类为基础，非“类”不辩；论辩的基本方法是类比推理。
（三）排斥乐教
“乐”在孔子的教育内容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但墨子却主张“非乐”。他承认“乐”本身是美好的，人人向往。不过，正是因为“乐”会吸引人们自觉地追求，所以蕴含了危险。“乐”的最大害处是使人不安于分内之事，导致非分之想和非分之行。妇人不思纺织，农夫不思耕种，士君子不思尽力，王公不思治政，人人耽于享乐，国家必然大乱。鉴于此，墨家得出结论：“今天下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57]
三、论教育方法
墨家的教育方法非常富有特色，激励师生有所作为、敢于创造，与相对来说较为保守、被动的儒家形成鲜明对比。
（一）主动
儒家主张君子应垂拱等待教育时机，人问则告之，不问则不语。如同一口大钟，“叩则鸣，不叩则不鸣。”墨子反对这种被动的教学观，主张教育者积极主动施教，“虽不叩必鸣”。有人主动求学自然是来者不拒，对于那些不来求学的人也要“强说之”。因为“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知之也”[58]。兼士既然心怀道义，理当“勉以教人”，以自己的言辞和行动去感化大众，影响社会。
（二）创造
儒家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子批评这种保守的态度，提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59]。意思是说，对于古代的优秀成果要继承，在今天则要创造出新的成果，从而使好的事物更多一些。这种“述且作”的主张，既反映了墨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也体现了他们倡导创新的可贵思想。
（三）量力
墨家要求学生珍惜光阴，强力而行。与此同时，也强**育要循序渐进、量力而为。教育中的“量力”应指向于三个方面：其一，量“精力”，根据学生的实际精力设定教学内容的多少，当增则增，当减则减。其二，量“能力”，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和接受能力设定教学内容的难易水平，深者益深，浅者益浅。其三，量“才力”，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特长确定教学的目标方向，“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60]。
总体而言，墨家的教育思想称不上系统严整，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相当明显，但其中蕴含着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合理主张，特别是以自然科技知识和思维论辩术为主体的教育内容体系。墨家学派以实利济世为宗旨，以实用知识为内容，以操作训练为基本形式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为中国教育史留下了一份独特而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