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生活教育历史及其现状研究1（第1页）

日本的生活教育历史及其现状研究[1]

引言

在中日两国关于陶行知学术的问题的研究中，有两件已经明确的重要史实。

其一，陶行知曾在1930年秋到1931年初这段时间从上海秘密亡命日本，先后辗转、滞留于东京、京都等地。

事情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侵华战争的前夕。虽然目前尚不清楚陶氏东渡日本取之于何种渠道，但无可置疑，他对日本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的社会动向十分关注。尽管陶氏在日本生活的时间很短，但他却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考察了国立图书馆、东京大学。在京都，陶行知仔细观察了前来明治天皇陵墓参拜的日本人的表情，敏锐地发现劳动人民对这个天皇制国家的“赤诚之情”十分淡漠。我个人认为，这件事对研究陶行知的生平、思想非常重要。

其二，上述之事经过三年半以后，1934年4月10日，一个自称是陶行知学生，名叫叶维奏（真名不详）的人同数名中国留学生一起，访问了东京池袋的一所小小的私立学校，同该校教师牧泽伊平、户冢廉等人一起座谈。在座谈会上，叶维奏介绍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教育运动。翌年，1935年1月，牧泽在由“生活教育研究会”创办的月刊《生活学校》的创刊号上以“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为题，介绍了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学校开展的新式教育和“小先生”运动。这是日本教师写的第一篇关于陶行知教育运动的论文。

化名为叶维奏的中国教师为什么要访问池袋的学校？欢迎他们的牧泽和户冢等日本教师为什么会如此热心倾听叶氏的介绍？这些纯属历史的偶然吗？我认为，这绝不是偶然。陶行知的思想被日本教师所了解，给牧泽、户冢等人施以重大影响这是历史的必然。牧泽虽然在1945年逝世了，但是户冢无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后，依旧对陶行知的教育运动热情未减，由他倡导并展开的名为“日本的陶行知”的教育运动一直持续到现在。

一、儿童村和“生活学校”

叶维奏等人访问过的那所规模不大的学校，名叫“池袋儿童村小学校”。它于1924年4月建校，创立人是四名自称是“教育世纪社”的教育家（令人遗憾的是这所学校已于1936年撤销、以后再也没有恢复）。

20世纪初的前25年（1900—1925年），从表面上看，日本近代化的公共教育制度已基本形成。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日本教师自主发起的教育改革运动却开展得如火如荼。众所周知，19世纪，日本试图称霸亚洲，成为亚洲地区的军事、经济大国。为了达到这一政治目的，政府竭力要利用教育，以作为推行自己政治目的的手段。这种政治与教育的矛盾在当时的教育界已十分明朗。比如，政府为了使学校教育趋于统一，拼命压制孩子们的个性和自主意识；在此同时，由于国家权力过分限制了教师的自由，起而进行批判的教师也在不断增加。这种现象逐渐演化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改革口号，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自发性已成为学校教育实践中的教育方针。1919年，陶行知的老师杜威（J。Dewey，1985—1952年）访问了中国。在此行中他先取道访问日本，日本的许多教师都对他的儿童中心主义思想颇感共鸣。卢梭以及裴斯泰洛齐的著作也多被翻译成日文，在教师们中间广为流传，在东京，教师们还举办提倡新教育的讲演会，为此有许多教师专程从地方赶来参加。一般认为在日本近代教育史上，有两段时期教师们最富于自主精神、情绪最高昂。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1920年；其二便是二战以后的数年间。我们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烘托这两次教师运动的正是民主主义势力抬头与发展的广阔背景。

池袋儿童村小学校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四名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者创办的。时至今日，日本教育史研究者依旧一致评价认为，这所小学校的教育，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自由教育”发展到顶点的标志。包括校长野口援太郎（1968—1941年）在内，该学校的教师不足十名，学生数约为50名，分为3个年级。存在的时间是从1924年4月至1936年7月，约为12年。尽管它规模小，历史很短，但它所产生的重大历史作用却无法估量。

池袋儿童小学校究竟是如何开展教育实践的？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这个学校的重大特点是学校教育是以孩子们的生活为基础而展开的。在普通的日本学校，使用国家指定的教科书，老师的责任是把教科书的内容教给学生，学生实际上类似一个知识接收器。然而池袋儿童村小学校却截然不同。该校遵循杜威的主张，其教育结构与社会上的一般学校完全相反。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教师和教科书起着帮助学生学习的辅助机能。该校教师野林芳兵卫（1896年—1986年）是学校的教学骨干。他写了大量的著作、论文和心得来论述该校的教育情况。野林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一天早晨，已经过了上课时间可是却没有一个孩子来学校。莫非是途中发生了什么意外？正在担心的时候，孩子们成群结队兴高采烈地跑过来。仔细看时，发现他们还牵着一只小狗；很多人手里拿着小木板、小木条，野林问：“你们为什么集体迟到？这些木板、木条准备做什么用？这只狗是谁家的？”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老师，我们来上学的时候遇到了这条狗，它一直跟着我们寸步不离。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这条狗在学校里养起来。我们向水果店的老板要来了木条，准备给狗搭个小房子。老师，您能教给我们怎么做吗？学校里有没有锯子和钉子呢？”事情虽然让野林感到很意外，但那一天，他还是满足了孩子们的要求，和孩子们一起，高高兴兴地给狗搭了个小窝棚。事后，野林无法断定类似这种情况能否划入教育的范畴。这时，野口校长和其他的老师坚定地告诉他：“像是狗搭窝棚这样的生活实践就是教育，或者说是教育的基础。”

第二个特点是和该校的校名有关系。学校的创立者们起初并不同意使用“学校”这两个字。因为“校”字含有管理、约束、统治的意思。因此在最早的有关成立学校的申报书中，该校的名称仅仅是“池袋儿童村”。正是由于这个名字，学校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其理由是在《小学校令》的法律中，凡初等教育机关都必须使用“小学校”三个字。创建者出于无奈，使用了这三个字，但是平常仍把自己的这所学校称为“儿童村”。“村”字的意思毋须说自然是“生活共同体”，也有“自治”的含义。当时日本有名的诗人北原白秋创作了一首童谣，名叫《孩子们的村庄》。池袋儿童村的孩子们很喜欢这首童谣。

孩子们的村庄

孩子们的村庄孩子来建，大家快来建！红色的屋顶、小小的屋顶，闪闪发光多漂亮！大家快来住吧。

孩子们的村庄里院墙多漂亮！院墙多漂亮！到处是美丽的花草、蔬菜。微风吹过多凉爽、多凉爽！

孩子们的村庄大家来管，大家一齐管！村长由大家来选，大家轮着当村长！

像童谣中所唱的一样，儿童村的教育很尊重孩子们的自治与互助精神。孩子们在游戏、作业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接触他人与社会，逐步形成自我。野林兵卫在晚年时说：

“儿童村的孩子们不持优越感，也不持卑劣感。之所以不持优越感，是因为他们知道，不管什么人，在他们身上都存在着自己所没有的优点；不持卑劣感，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在自己身上也有别人所无法代替的长处。”

野林的这段话反映出了儿童村的教育的着眼点完全在于要让孩子们培养“自我”。关于野林自身，野林也有过论述。他说自己作为一个教师。也是在儿童村的教育实践中，渐渐地步入“实现自我”的道路。

第三个特点，即儿童村非常重视对自然与社会的学习和艺术等方面的教育。战前日本的公共教育课程以“读、写、算”为中心，科学、艺术等方面的教育显得甚是薄弱。儿童村的教师们批判了这种格式化地灌入知识的方法，越过政府规定的这些格式框框，积极致力于与学生一起共同创造文化。1930年伊始，日本各地兴起了新的教育运动，这就是被教育界称之为“生活缀方”的教育，即教师鼓励孩子们通过作文来观察自身和社会，培养孩子们科学性、创造性的思维方法。这种新式教育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大力支持。小砂丘忠义就是这众多家长中的一个。他让自己最疼爱的女儿到儿童村上学，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儿童村的教育。小砂丘忠义后来被公认为是“生活缀方”教育的始祖。他在1929年创办了名为《生活缀方》的杂志。很多教师都希望广为推行“生活缀方”的教育，把学校改造成生活教育的场所，而对这些教师来说。儿童村的存在无异于乱世中的一个梁山泊。1935年，以野林芳兵卫和户冢廉为中心创办了《生活学校》。从此，儿童村的教育方法已不再是孤立地局限在一所小小的私立小学内，而是连带全国各地的教育一起开展生活教育，形成了影响颇大的推进教育改革的运动。前面提到的介绍陶行知教育运动的文章就刊登在该杂志的创刊号上。

儿童村的教师们在编辑、发行《生活学校》杂志的同时还坚持进行使“生活教育依赖于生活、运用于生活”的实践活动。“依赖于生活”即把教育的方法和原理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和该地域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使教育不再从属于当时的国家权利，而完全遵循于人民对教育的要求。“运用于生活”即批判、克服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因素，创建新生活。这些口号显示了儿童村的教育目标与原理，也表明了教师们建设民主生活的决心。这一时期的日本生活教育已不仅仅是以适用于现实生活为目标的经验主义教育，而是把变革既定的教育作为远大的目标。在《生活学校》创刊号的刊头，刊登了城户幡太郎（1893—1985年）名为《学校教育的意义》的论文。城户作为进步教育学家，在当时已初露锋芒，他在文章中强调指出，学校应该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教育改革已势在必行。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