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年谱考1（第2页）

1914年—1915年（伊利诺伊大学大学院）

第一学期政治学及公法、都市行政、国家论、教育行政。

笫二学期政治学及公法、欧洲大陆政治、美国外交、美国对外国殖民地贸易。

1915年夏单元和评价基准、教育研究方法、中学课程、教育心理学（伊利诺伊大学授予政治硕士学位）。

1915年9月—1917年夏（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以孟禄、杜威、克伯屈等为师。在陶以后的整个生涯中，一直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15—1916年

第一学期美国公共教育行政、学校与社会、教育史、教育哲学、财政学。

第二学期美国公共教育行政、教育史、教育哲学、财政学、进步社会的教育、中等教育原理。

1916—1917年

第一学期教育史、教育社会学实习、外国教育制度的社会基础。

第二学期教育史、教育社会学实习、教育社会学、外国教育制度的社会基础。

陶因资料不足，在归国前未能完成学位论文。孟禄在给哥大学位审查委员会主席伍德布里奇的书信里，提出为陶采取特殊措施，即在陶的博士学位论文提出前，先安排一次必要的口试，期限是1917年8月2日。

此处，生年暂依旧说。与陶同年，又同是安徽人的胡适，1911年1月赴美，在康奈尔大学农学系学习。1916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在这里，陶、胡两位成为众所周知的同窗学友。但不同之处是，陶是自费留学生，胡是义和团赔款的公费留学生。有关二人师从杜威的同窗生活，各有关年谱仅作了一般性的记述。

现在，根据手头的《胡适留学日记》（全4册，民国三十六年即1947年11月，本馆出4版。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作若干补充。在胡适日记里，陶的出现有以下两个地方。

（1）藏晖室劄（zha）记卷十三（民国五年，即1916年4月18日—7月21日）

十八杜威先生（6月16日追记），下面的是杜威先生和安庆胡天浚一起的合影。是陶知行（文濬）拍摄的。

杜威（JohnDewey）是美国现代第一号哲学家，其演说的影响面涉及全国的教育、心理、美术等各个领域，反响甚大，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部长之职，胡、陶两位及余均师从于他（在《日记》下面有相片并注有“杜威先生与胡天浚”）。

（2）同前

二十二陶知行与张仲述（7月5日），上图右边是歙县陶文濬（知行），左边是天津的张彭春（仲述）。两位都是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另外，根据日记，胡适是1917年6月9日由纽约出发，7月5日到达日本横滨，游玩东京神户后，8日从神户渡海，10月回到上海。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学生对陶的论文的批判

陶1917年归国后就任南京高师教授，在第二年（1918年）的教务会议中，提出了将历来的“教授法”改革为“教学法”的提案，然而遭到保守派的反对。1919年陶乘五四运动给各校带来的革新的机会，将高师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改为“教学法”。这里，对陶回国之初到五四期间的活动作一梳理。

从1918年到1919年，陶发表了数篇论文。前述的年谱②将1919年的事项记述如下。

3月13日撰写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为杜威来华做准备，向国人介绍杜威的教育学说。

1983年在世良正浩先生（当时在东大大学院）的协作下，该论文经过拙著的介绍，已记载入年谱。但是，有关陶在此前后发表的其他论文，如《中国教育改造》（1928年4月），因限于语言个别之处不够详细深入。拙著出版后，恰巧读到北京大学学生对陶执笔的《学生自治问题的研究》批判的文章，所以，在这里整理陶行知五四时期活动情况的同时，对学生的批判做一补充。

现在，将年谱④的要点选录如下。

1919年2月，陶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新教育》第1卷第1期），批判旧教育“依赖天工”，“沿袭旧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提倡“试验之精神”。还发表了“教学合一”（上海《时报》“新教育思想潮”专栏），并撰写出《普鲁士教育之基本改革》。5月2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师邀请来华，陶陪同杜威在南京、上海讲演。五四运动爆发后，陶在南京组织学界联合会，并任会长。陶将南京高师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改为“教学法”。陶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提倡教育工作者应有“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献身教育事业。另外，发表的《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新教育》第2卷第2期），提倡从“自动主义”（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的思想出发，为培养民主共和国民，实行学生自治教育。文章中系统地论述学生自治的意义、利弊、范围等问题，还首次提出了“在水中学游泳”、在“干中学”的原理。

陶初期发表的多篇论文，在当时学术界及论坛中有何反响，年谱类文献（1927年晓庄师范开设以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能够看到这种记述）一般没有涉及。现在，根据手头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影印合订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予以补充。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于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年，即1920年1月4日，由北京大学学生会创刊，同年5月23日发至17号就停刊。

《周刊》第6号（1920年2月8日）载有《读陶行知先生的“学生自治问题研究”》一文（署名缪金源、文末署有“九，一，十二，晨三时。”）即为民国九年（1920年）一月十二日清晨三时搁笔。在开头刊载的目录中，有三篇是论述“学生自治”问题的，即介绍杜威、蒋梦麟二人的学说要旨与陶的文章。文中分别引用了杜威和蒋的发言，对陶的论文加以批判。陶曾指出：“在实行学生自治中，必须有老师的指导。”另一方面，把学生自治比作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权由中央下放，学生自治权由学校下放。”陶的所谓学校意味着教职员工。陶的立论是从学生的立场出发的，尽管对“学生自治”的认识不甚彻底，缪文对此表明了不满的意向。

20世纪20年代，有关中华教育改进社与平民教育运动等

在陶的初期活动中，他自己认为最充实的时期是1921年12月有孟禄参加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以后的大约四年期间。他于1925年末，曾不无感慨地说：“四年前的这一周——自民国十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是近年中国教育最可乐观的一个时期。”“那是实际教育调查社于调查九省教育之后，邀请各地教育界代表七十余人到京开会，讨论改进教育方案。……现在回想到那时会场上一团和气的情形，真要令人认为黄金时代了。”[2]当时，他为了指导平民教育而东奔西走，甚至连1924、1925年的春节（农历新年）也未回家。这充分表现了他在教育方面的热情，从而也成为美国留学回国者中30岁左右的朝气蓬勃的领导人物，这在当时的教育界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这一时期，他既是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领导人，同时还担任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理事（主任委员）。下面从拙著的年谱中摘录有关事项如下：

1921年12月23日在北京有孟禄参加的情况下，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联合组成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并成为其规章起草委员。

1922年2月就任改进社主任干事，组成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1923年8月21日，在北京召开改进社年会。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当选为理事会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8月辞去东南大学教授，为指导平民教育访问全国各省。陶家从南京迁居到北京。1924年在北京市内开设了数所“平民读书处”，并继续访问各地。这一年及第二年连春节也未回家。1925年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就任主任委员。12月4日，改进社创刊《新教育评论》（周刊）。1926年，接受改进社的再三恳请，仍任主任干事一职。

年谱类文献中所记载的这一时期陶的事迹方面有一个问题，即“平教会”（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作为改进事业的一环，它与改进社事业的关系，陶与晏阳初的关系都鲜有涉及。关于这类，谨将年谱1925年的有关记述摘录如下。

1925年，34岁……秋，晏阳初就任平教会（总干事）一职已满一年。这一年里，（陶晏二人）思想、步调不一致，渐渐出现分化。陶向（改进社）理事会提议，把平教会分离出来，平教会以后在改进社内不承担任务，平教会不属于改进社事业。这年秋天，通过了两者分离的决议。陶和朱其慧女士决定以后禁止晏参加改进社活动。

平民教育运动以全国主要城市的工商业劳动者为对象。在运动开展过程中，陶和晏曾一度成为同僚，而后两人思想步调不一致出现分化。因此，有必要探究其具体原因。如果按照年谱⑤的记述，两人是1925年秋决裂的。一个问题是，陶在当时曾一度离开改进社后，又回到该社继续任主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