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的思想性发展和特质节选103（第2页）

[23]中文把大根写成萝卜，读luo-bo。

[24]铙钹形式的乐器。

[25]马褂，中国式的上衣，长袖，上半身的上装，在长袍上绣有鸟纹，原是满族的骑马服，流行于清代。

[26]日本语是“侣”。

[27]白金。

[28]根据笔者向叶椿遐先生的采访。

[29]此人是叶椿遐先生的叔父。

[30]沪，上海的简称。

[31]根据笔者向椿遐先生的采访。

[32]ApplibiaUniv。

[33]贡生，明清时代，在各省进行科举第一次考试合格者。

[34]张国良：《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载《行知研究》第2期，1984年版，第181页。

[35]AlettertoRusell。

[36]ApplibiaUniv。

[37]中村哲夫：《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序说》，日本京都，法律文化社，1984年版，第181页。

[38]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39]阿部洋：《中国近代海外贸学的开展——日本留学和美国留学》，载《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第14辑，1978年版，第7页。

[40]中村哲夫：《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序说》，日本京都，法律文化社，1984年版，第182页。

[41]根据“安徽省徽州府崇一私立中学堂毕业文凭”的署名。再者，这一毕业证书是1907年末授给张枝一。另外，就连AlettertoRussell也是“MrGibbs”。过去都说成是吉布森或吉布松，经确认应是Gibbs（吉布斯）。

[42]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

[43]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

[44]陶晓光：《追求真理做真人——纪念我的父亲陶行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1980年版，第196页。

[45]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并根据张国良的《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根据笔者向陈裕光先生的采访（1987年1月3日于南京汉口路陈先生家中）。陈先生与陶曾在金陵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同学。

[46]根据“安徽省徽州府崇一私立中学堂毕业文凭”。

[47]张国良：《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载《行知研究》第2期，1984年版，第181页。

[48]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

[49]张国良：《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载《行知研究》第2期，1984年版，第181页。

[50]张国良：《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载《行知研究》第2期，1984年版，第181页。

[51]陶行知：《堕落的白话文》《怎样写大众文》等，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5年版，第311-322页。

[52]张国良：《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载《行知研究》第2期，1984年版，第181页。

[53]现在，歙县的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已恢复展出。根据馆长程仁浩先生认定这一草书的手迹。

[54]根据“安徽省徽州府崇一私立中学堂毕业文凭”。陶与张枝一同学。另在ApplibiaUniv。中，像“TsongYiH。S。Hweichou，1906，1909，Diploma1909”这一概述是陶行知本人记下的，但这里有误。不用说履历有填空之嫌，陶像是有意记录似的。AlettertoRussell中写成1907年毕业、1909年进入金陵大学，另外，后面又说，陶自己于1909年到杭州。

[55]笔者根据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

[56]陶行知、刘佩宜：《一夫多妻之恶结果》，载《金陵光》第四卷第3期，南京，金陵大学，1934年版，第8-9页。

[57]笔者根据向吴树琴先生的采访（1987年5月12日，于南京市光华东街吴先生家中）。吴是陶（陶的前妻死后）的第二个夫人，学药学专业。陶创办育才学校时期，为陶行知和学生们的保健竭尽了全力。

[58]胡适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这一日记中曾记有几次陶患病的事实。

[59]陶晓光：《追求真理做真人——纪念我的父亲陶行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1980年版。

[60]李楚材：《陶行知青少年时期种种》，载《行知研究》第9期，1983年版，第22页。根据陶宏的回忆录部分。陶宏是陶行知的长子。

[61]AlettertoRussell。

[62]AlettertoRuss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