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论争1（第1页）

陶行知论争[1]

第一节关于发生在中国的有关陶行知论争的回顾

（一）论争时期的划分

在中国，自从陶行知死后到20世纪50年代，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论争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三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1946—1950年）

在这个时期对陶行知的评价是全面的肯定的，甚至可以说是尊崇的。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规定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的见解起主导支配作用。

来自不同政治立场（从军阀冯玉祥到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2]），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表达了对陶行知广泛的尊敬和爱戴。作为这种全面肯定、尊崇、爱戴、信念的代言人，郭沫若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他这样评价道：“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你是孙中山死后的孙中山。[3]”把陶行知比作是孔子和孙文，恐怕难免给人以唐突之感。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这种对比正是基于人们对陶行知怀有深深的爱戴之意。

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是陆定一的一段话：“在教育事业上，陶行知先生深信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他认为人民可以解放自己。他主张人民只有实行自己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他为了这个主张，孜孜不倦，工作了一生。难道还会有谁看到陶行知先生，不为他艰苦卓绝的精神所感动呢？陶行知这样的教育思想当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是以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为目的的教育。”[4]

这是陆定一代表共产党宣读的悼词（1946年）中的一节，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纯粹的追悼词。由陆定一所做出的思想规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1950年曾经被当时的最高教育行政负责人马叙伦做了进一步的确认和肯定。“陶行知先生所走的道路，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路线。”[5]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知，在第一阶段（1946—1950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受到了高度的评价。

第二阶段（1951—1956年）

1951年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6]。对于曾经把自己比作是现代武训的陶行知，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卷入到这场政治批判运动当中。从1951年秋到1952年，关于陶行知思想的批判以及关于陶行知思想的论争主要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杂志《人民教育》上面展开。这些论争深入讨论了有关陶行知思想与杜威思想的关系，以及陶行知思想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区别，把陶行知作为小资产阶级或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出批判的、甚至是否定的态度。

陶行知批判，成为在那之后（1954—1955年）被大规模展开的胡适批判、实用主义批判[7]的先行阶段。它也成为1919年杜威访问中国以来，清算支配中国教育界将近三十年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并试图确立起社会主义教育学这场运动中的一个环节。

第三阶段（1957年以后）

在第三阶段出现了对在第二阶段中过分依赖苏维埃教育学（特别是凯洛夫“教育学”）的反省，掀起了学习旧解放区教育经验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间，出现了要求对曾经给予解放区教育以巨大影响的陶行知教育学说的积极侧面做出重新评价的呼声。重新评价的动向最初反映在邓初民和张宗麟发表在《人民教育》（1957年7月号）上的两篇论文[8]。

但是说到是重新评价，这绝对不意味着开倒车，完全回到第一阶段所作出的评价内容上。在这个阶段纵然提到了陶行知身上体现着与杜威不同的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但具体到他的教育思想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是不同的这一认识上，基本上与第二阶段某些结论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参考一下后来登载在《安徽史学通讯》上的一些关于陶行知的文章，基本上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9]。

在第三阶段所展开的一定程度的再评价活动，其内容基本上是在第二阶段所搭建起来的理论框架之内被加以展开的。

（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阶级性

第二阶段的陶行知批判论争主要集中在两个主题上被加以展开。主题之一是关于陶行知思想的阶级性，主题之二则是关于陶行知思想和杜威思想的关系。

首先，就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阶级性来说，大致上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由戴伯韬、董纯才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说”这一定性论断。对此潘开沛提出了批判，另外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说”的性质断语。再后来张建又在论文中间提出了反批判的见解。

1。戴伯韬的见解

从第一阶段对陶行知持全面肯定的观点出发，到第二阶段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转而对陶持批判的观点在学术态度上出现戏剧性变化的是陶行知过去的同志戴伯韬。他曾在《回忆陶行知先生》（1947年）一文中讲道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思想[10]，但后来他认为这是错误的论断。他自我批判道：这是他把“陶行知的小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即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混同在一起的结果。但是两者要如何来加以区别呢？

戴伯韬作了以下的说明，陶行知“没有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而却幻想着用教育来改造社会”。他说“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变一百万个乡村”。“这种‘新村’思想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他没有提出推翻封建制度，而是以为社会的矛盾可以用教育来弥补。这是一种阶级调和论者。”

在这里戴伯韬引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讲道：“教育是为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新教育以及教育的普及是“通过推翻旧政治经济制度，建立新政治经济制度来实现的。不是什么单纯教育问题。”[11]

关于两者的区别，一方试图用教育（上层建筑）改造社会，另一方则是站在教育以及社会改革必须依靠政治经济变革才能加以实现这一点上谋求答案。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集中在是阶级调和还是阶级斗争，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一点上。

2。董纯才的见解

董纯才（后来的教育部副部长），基本上和戴伯韬持同样的见解。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提倡‘乡村教育’，‘科学教育’，‘普及教育’，企图避开阶级斗争，而用教育和科学来改造社会，把中国乡村变成‘西天乐园’，用‘工学团’来挽救民族命运，显然这些都是改良主义思想，是乌托邦思想。”

董纯才的见解当中向前又推进了一步的论点是在追究，为什么自己把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混同起来这一点上。他认为原因在于把陶先生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思想混为一谈。

陶行知早期是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的，到晚年则属于革命派。在另一方面，“他的生活教育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并没有改变，仍旧保持着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本色。”

董纯才把陶行知规定为“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提出了“政治上是革命的，教育上是非革命的”[12]这一评价定语。

3。潘开沛的批判

潘开沛以“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吗？”这一质疑开始，对戴伯韬和董纯才的论断提出了批判。在他看来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实质应当是“资产阶级的”，而非“小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说。其理由有以下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