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孟禄与中国的近代教育1（第3页）

续表

辅助金拨款除考虑地区因素外，还考虑到过去及现在的活动状况、全国性的影响力等，采取集中方式支付。结果，以美国留学归国者为中心从事活动的学校和机关、团体或教会大学处于有利地位，这是确凿无疑的。例如，北京大学的蒋梦麟、胡适，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中国科学社的任鸿隽，地质调查所的丁江文，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陶知行、蒋梦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晏阳初、汤茂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等，均是美国留学归国者，或是早就同孟禄等中基会的美国方面理事有密切关系的教育学术界领袖，他们之中兼任中基会中国方面理事者亦不少。此外，以孟禄为理事长，同施肇基等人合作，以帮助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及研究人员，促进两国间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为宗旨于1926年在纽约设立的华美协进社（stituteinAmerica）也往往是辅助金拨款的对象。

此外，中基会还采用了一系列改进科学教育的方略：向各大、中学校拨出专款，用于充实理科实验设备；召开科学教育会议；设置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等。科学教育会议于1929年夏邀集团内著名科学家在北京召开，探讨了各大学的科学教育的现状、问题及改进方略。科学教育委员会于1927年成立，其宗旨是改进中学的科学教科书。该委员会从编纂初、高中数学、科学的教科书着手，1930年改称为“编译委员会”，扩大了活动范围，乃至主持大学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教科书的编纂、东西方名著的翻译出版等。

在改进科学教育同时，中基会也推进了振兴科学研究的事业。拨出科学研究辅助金及科学研究奖励金的专款。研究辅助金分甲乙丙三种，分别以大学教授、青年研究人员、学生为对象，其目的在于持续地发展在国内的研究。1933年，科学研究扶助金的享受者，甲种6名、乙种29名、丙种11名，共计46名，从他们的教育背景看，美国留学出身的15名，欧洲留学与日本留学者各1名，国内大学毕业者29名。[21]科学研究奖励金则授予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者。

2。合办事业

合办事业的典型代表可推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同国立北京大学的“合作研究专款”。

如前所述，中基会从当初作为文化事业中心之一提出图书馆事业的计划，1925年的中基会第一届年会上就已做出了尽快建设北海图书馆的决议。不过，北京早在清末就开办了国立京师图书馆。由于该图书馆设备和资金紧缺，遂同北海图书馆合并，命名为“北平图书馆”。同中国政府教育部共同运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式成立于1929年。

同国立北京大学的研究合作始于1930年，那是蒋梦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的事。蒋校长为谋求苦于经常性的财政困难的名牌北京大学的救济及教育内容的充实，在1931年同中基会签订了“合作研究专款”的协议。根据协议，1931—1935年的五年间每年双方各出资20万元计40万元用于：①延聘研究教授，②充实图书设备，③设置奖学金，助学金。并成立“合作研究专款顾问委员会”，以筹划上述事宜。凭借上述专款，可延聘研究教授35名，年薪4800～7200元，担任每周6节以上的课或从事学术研究。另外，作为必要的设备费可支给年额1500元，等等。[22]这一合作事业由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而中断，但这一时期的事业进展顺利，为充实北大的教育、研究活动做出了贡献。

3。直营事业

如前所述，孟禄早就指出了中国教育的最大缺陷是科学教育的缺乏与薄弱。中基会实施文化事业是首当其冲的项目，就是旨在鼓励、促进这种科学教育、科学研究的事业。为此，首先着手在北京、南京、广东、南昌、成都、奉天六个地区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设置科学教育讲座，延聘课任教授。其目的是，为改进科学教育，首先必须训练中学的科学教师，使科学教育讲座的教授在钻研各自专攻领域的同期，能指导该地区的中学教师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以1930年为例，各大学开设了如下数量的科学教育讲座：中央大学（南京）5、北平师范大学4、东北大学（奉天）4、武汉大学3、成都大学4、中山大学（广东）4，共计24门讲座（物理学6、化学6、动植物学3、植物学5、教育心理学4）。在这些承担科学教育的24名教授中，有19名是美国留学出身的。[23]

总之，中基会依仗丰富的资金，同各种学习和团体保持密切联系，专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这种活动即令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亦未中断。对于以孟禄为中心的中基会的显赫的文化活动，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做出的如下评价，不能说是言过其实的：

“从美国将庚款的第二次款项的全部一举退还给中国方面的方式，足以窥见其实际上如何在中国的教育界以周到的方法扶植美国的教育文化势力的……”[24]

结束语

以上，围绕三个侧面探讨了代表着20世纪美国的教育史、比较教育学家保尔·孟禄同中国教育文化界结下的不解之缘：1921年秋冬的学校调查及在此基础上的教育讨论会；经历30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育指导，尤其是以国际研究所的大型规模比较教育学的调查研究为基础的对中国留学生的指导以及以中美两国教育界的密切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显著的对华文化事业的展开等，概观了孟禄作为美国教育文化势力对解放前中国渗透过程的主角，发挥了何等巨大的作用。由此可以清晰地发现，美国作为从教育文化方面向亚洲、中国渗透的有效工具而发挥作用的孟禄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及其实践的特质。

（钟启泉译）

[1]原载《外国教育资料》，1996年第1期。

[2]王卓然：《中国教育第一警录》，是当时学校调查的详细记录，由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出版，1923年版，第392页。

[3]陈宝泉、陶行知、胡适：《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1922年版，第1-2页。

[4]陈宝泉、陶行知、胡适：《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1922年版，第144页、第152-153页。

[5]《中华教育改进社简章》，载《新教育》第7卷第2期、第3期，1923年10月。

[6]《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纪略》，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1期，1922年1月。

[7]关于孟禄对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学术基础的奠定所起的作用，参照小林哲也《美、英、德比较教育学形成与发展①》，国际基督教大学《教育研究》第5号，1958年12月。

[8]关于孟禄同中国留学生的关系及其指导的实际，参照阿部洋：《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的陶知行——以资料调查为中心》，载斋藤秋男等编《教育中的民族——日本与中国》，1988年版。

[9]LinYinKao，AdProfessionalAttaisofNativeeseStudentsGraduatingfre，biaUy（1909—1950），1951，p。43。

[10]关于中国近代的海外留学问题，参照《中国的近代教育参见与明治日本》，1990年版。

[11]TeachersbiaUheIionalIeachersbiaUy，1931，p。3。

[12]PrFsofEduTeachersbiaUy，aablishmentofAnInstituteofEdualReseardSurveyfnLands，submittedbyPaulMonroe，1922。

[13]ReportoionalIeachersCollegetoTheRockefellerEduuary1939，Appendix。

[14]孟禄等人撰写的外国教育调查的代表性的报告书如下：Mohers，Restruthe，1924。PhilippineIslands，BoardofEdualSurvey，SurveyoftheEdualSystemofPhilippineIslands，1925。Monroe，P。，ASurveyofthePublicEdualSystemofPurrtoRioor，ibourne，1931。Moor，Iraq，EdualInquiryissioheExaminationalInquiryission，1932。

[15]stituteinAmerica，SurveyofeseStudentsinAmeriiversitiesahePastOneHundredYears，1954，pp。28-33。

[16]详见阿部洋：《美国利用庚子赔款所作的对华文化事业》，载《美中教育交流的轨迹——国际文化合作的历史教训》（阿部洋编），1985年版，第155-205页。

[17]《孟禄博士对于庚款用途之意见》，载《教育杂志》第17卷第2期，1925年2月。

[18]《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一次报告》，1925年版，第27页。

[19]根据国际研究所给洛克菲勒财团的《报告书》，孟禄作为国际研究所所长出席中基会会议、1924年的备会，1925年的第一次年会（天津），1926年的第二次年会（北京）、1927年的第三次年会（天津）、1929—1930年的访华及第四次常会等，至少前后7次（ReportoionalIeachersCollegetoTheRockefellerEdu，pp。8-28）。

[20]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1991年版，第92页。

[21]《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八次报告》，1933年版，第8-12页。

[22]《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六次报告》，1931年版，第51-54页。

[23]《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报告》，1930年版，第13页。

[24]《关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事业一事》，载《各国的庚款处理杂事——美国的态度》第2卷（芳泽公使致幤原外相），日本外务省记录，大正十五1926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