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几点认识1兼评全面正确评价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第1页）

对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几点认识[1]——兼评《全面正确评价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八日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他是“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最有影响的著名教育家，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为了改革旧中国的传统教育，他毕生从事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教育。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幸在上海突患脑溢血逝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地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扬。乔木同志说：“陶先生的死是叫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三个有独创性的伟人——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

然而，全国解放以后，在五十年代初期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因陶行知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提倡过武训兴学精神，以致对他的教育思想也进行了批判。这—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同时它也是对过去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陶行知正确评价的否定。

到了“**”时期，林彪、江青、康生的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在他们“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煽惑下，不仅活着的革命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以及那些精通业务的先进工作者遭受到残酷的斗争，而且对那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先驱者也进行了无情的打击。陶行知也同样遭受到攻击和污蔑，他的未发表的书信诗稿等手迹和已发表过的许多著作也被焚毁。

林彪、“四人帮”虽然垮台了，但是他们的那种“左”的思想流毒远没有肃清。如一九八○年第一期《教育研究》发表的《全面正确评价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一文（以下简称《全评》）就武断地认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当时起到了相反的消极作用”，甚至“阻碍社会的进步”。又说“他长久坚持的教育观点和整个教育实践，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教育救国论’和实用主义的‘生活教育’思想。”“这说明他在世界观问题上，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等等。这岂不是在先驱者的身上踏上了一只脚吗？

《全评》以唯我独革、唯我正确的姿态全面否定了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著名人士乃至广大人民群众对陶行知实事求是的正确评价。

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对历史人物作出评价的时候，要作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伟大的进步的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他们都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必然产物，他们都是顺应着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产生的。由于他们主观上的努力以及其他各种客观因素，使他们能够比一般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比较敏锐深刻，看得也比较远，他们手握真理，因而他们就能勇敢地同传统观念交锋，从腐朽保守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其比较正确地适时地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反映当时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步要求。这就使他们的社会活动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进步的作用。

历史上这许多进步的伟大的杰出人物，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的大小，与他们个人的思想品质，意志的强弱，以及联系人民群众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也有内在的联系，因此我们在考察历史人物时，不能不注意到这许多基本点。

陶行知出身在一个贫穷农民家庭里。他的父母艰苦勤劳的优良品质给幼年陶行知以深刻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习惯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自幼生长在农村社会中的陶行知目睹中国贫困的农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同情劳动人民，热爱劳动人民，恨其所恨，爱其所爱。这些对以后陶行知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直至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都有一定的作用。陶行知一生，“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他曾誓言“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所说的大事，就是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

任何一个人正确世界观的形成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陶行知世界观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在青年时期，他曾信奉过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的唯心主义学说，以后到美国留学又受到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这是陶行知探索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描写过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情况。他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努力学习西方。”接着又说：“我自己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那时学了这些所谓新学的人们，相信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思想可以救中国。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陶行知就处在这种探寻革命真理的阶段中。

陶行知一九一七年回国以后，一开始从事教育事业时就举起了革命旗帜，他的主张都是针对当时教育弊端而发的。他反对“因袭陈法”，“仪型他国”，改“教授法”为“教学法”，以及后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等，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陶行知教育理论。这些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充实发展起来的，是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总是能够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同时代的脉搏一致。尤其是他后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充满了辩证唯物论的光辉。

陶行知是一位高度的爱国主义者，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他办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众自己解放自己，而“为着要争取大众解放，它必须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所以陶行知办教育始终也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服务的，在斗争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在创办晓庄师范学校这一时期，在教育方面他着手实践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政治方面积极支持他的学生参加一九三○年“四五”南京学生反帝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开进长江侵略我国的罪行。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恨，敌人加紧迫害他，不久就强行封闭他的学校，杀害他的学生，并下令通缉他，逼迫他逃亡国外。《全评》无视当时蒋介石下令通缉陶行知的史实，却武断地说陶行知“与反动统治阶级政权基本上没有矛盾”。可是通缉令却明明说“陶行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查有密布党羽冀图暴动事情”，这能说陶行知与反动政权基本没有矛盾吗？这一时期蒋介石从反面教育了他，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文化是政治经济斗争的武器”，因而也更加自觉地把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跟民主革命联系起来，为了争取民主和平，建立新中国，他日夜奔走，发表演说，写文章，唤起人们的觉悟。因此国民党反动政府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黑名单上把陶行知列为第三名暗害的对象。

陶行知这种为革命、为人民的献身精神，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由陶知行到陶行知，看来只是一字颠倒，但这决不是简单的颠倒，而是标志着他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马克思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陶行知正是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在求得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受到了教育，认识了辩证唯物论的真理。他曾列举许多实例来说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说明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先从小孩子说起，他起初必定是烫手才知道火是热的；冰了手才知道雪是冷的；吃过糖才知道糖是甜的；碰过石头才知道石头是硬的。太阳地里晒过几回，厨房里烧饭时去过几回，夏天的生活尝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热。雪菩萨做过几次，霜风吹过几次，冰淇淋吃过几杯，才知道抽象的冷。白糖、红糖、芝麻糖、甘蔗、甘草吃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甜。碰着铁，碰着铜，碰着木头，经过好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硬。才烫了手又冰了脸，那么，冷与热更能知道明白了；尝过甘草接着吃了黄连，那么，甜与苦更能知道明白了；碰着石头之后就去拍棉花球，那末，硬与软更能知道明白了。凡此种种，我们都看得清楚：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这时，陶行知把他原来所信奉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哲理倒转过来，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的名字也由“知行”改为“行知”。这就表明他和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彻底决裂，转到辩证唯物论的认识上来了，这就是他思想认识路线上的质的变化。

到四十年代初，陶行知对辩证唯物论的阐述更加明确和完整了。他在一九四一年写的《育才二周岁前夜》一文中，正确地说明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人类与个人最初都由行动而获得真知，故以行动始，以思考终，再以有思考之行动始，以更高一级融会贯通之思考终，再由此而跃入真理之高峰。”很显然，陶行知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前进着，他信奉马克思主义，并逐步深刻领会，融会贯通，把他的生活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实基础上。

在他的一些诗歌、演讲和文章中都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如一九四三年他写的《创造年献诗》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诗化了。其中有一段：

“以为”“武断”靠不住，

存在从来决意识。

解割本体寻条理，

追踪外缘找联系。

贯通证据悬断语，

屡试屡验验还试。

矛盾相克复相生，

数量满盈能变质。

相推而进正反合，

观察发展觅定律。

在探寻革命真理的过程中，陶行知掌握到这个真理，正表明他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杰出的人民教育家和思想家。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