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页）

评价功能。政府对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甚至社区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都有其评价功能，只不过政府部门的“管理”教育即政府的教育规划功能、引导功能、组织功能，同政府对教育的“评价”，应由政府不同部门完成，即实现政府对教育的“管”与“评”的分离。由此，实现政府对教育的“管理”“举办”“评价”三者的分离，即政府通过实施规划、引导、组织等功能实现政府的管理；举办者不管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如果政府授权“举办者”办教育，那么，学校或教育组织实施的内部教育管理由举办者决定，而政府管理教育的部门不得对学校或教育组织进行内部干涉；政府的评价部门对学校或教育组织的管理、办学效益、效果及教育方向，进行阶段性或针对疑似问题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作为政府管理部门修正或实施“规划、引导、组织”的主要依据，或进一步说政府的评价部门通过对学校或教育组织的评价，直接或间接地评价了政府管理教育的部门。当然，教育评价是一项十分专业化的工作，需要由专业化组织完成，因此，政府的评价部门只是负责组织评价工作，即实现公开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社会专业组织完成。

值得强调的是，评价项目、评价要素、评价标准等的设置，即政府关注的重点项目，应由政府评价部门组织专家充分论证后，由社会专业化组织实施。譬如，按照理想教育文化设定的评价要素、评价标准，对学校进行评价认定，即为理想教育文化的认证。因此，评价指标的设定及其标准是评价的关键。由此，社会专业化评价组织应该是丰富的、多样的——管理类、教育类、教学类、课程设置类、队伍建设类、资金使用类、综合类等；对教育结果的历史评价，专业机构也可以借助大数据，对学校或教育组织做历史性分析评价等。社会专业化评价机构的适度发展有利于政府对教育的有效评价与管理；有利于调动教育举办者的创造性与积极性；真正实现“管、办、评”分离与相互促进的局面。

综合上述分析论证，我们认为，政府的教育部门按照规划功能、引导功能、组织功能设置教育管理部门，对应设置教育机构：规划机构、政策研究机构、组织机构、人事及资金编制机构、综合协调机构等；评价功能设置政府的评价部门，对应机构包括评价组织机构、综合协调机构等。

因此，按照理想教育文化，政府教育机构设置应该进行重组，譬如现行教育系统的教育科研部门应当整合到学校或教育组织中去，有利于教育科研人员理论联系实际。现行教育机构整合与重组，应当着眼于政府的教育职能、着眼于实现学校机构设置与政府教育部门机构设置相适应，着眼于共同构建现代教育管理体系，而不是重复设置、另起炉灶，是整合而不是废弃，由此真正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高效率的教育管理局面。

2015年7月8日《中国教师报》报道：“上海浦东新区已经进行了10年卓有成效的探索……一是打造有限的政府。政府该管的主要是区域发展规划、资金配置、公共财政投入、政策设计、质量监控、服务平台建设等。二是打造专业的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管理服务、教育评估服务、教育培训服务等，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浦东的教育类社会中介组织近年来已从9家发展到47家。三是打造自主的学校。将教职工聘任、课程开发、教育教学组织、自我评价等权力完全交给学校，主要通过校长责任制、校长负责制、校长职级制、现代学校制度和规划引领等，加强学校自主办学的意识和能力。”可以看出，这是符合理想教育文化的一种探索和实验，其成效和经验值得期待。

社会

在此，主要介绍社会承担落实理想教育文化的责任。应该指明，此处所指的社会主要包括：家庭组织；社会组织；最佳公民；受教育者；自然界；网络空间。此处所说的社会是人类社会、自然界和网络社会。对上述六个方面，将有所侧重地考察理想教育文化所要求的思维特征。

家庭组织。理想教育文化在家庭组织中的呈现，重点说明是家庭组织成员中的最佳公民理想教育文化的思维意识，而不是家庭成员中受教育者的理想教育文化的意识。家庭组织是生命个体生长的第一个环境，即生命个体建构的第一个关系系统，这一关系系统任何要素与生命个体建立关系态，将是最早阶段的关系态，直接影响着生命个体最初对关系的判断，以此形成生命个体对关系系统要素的反应方式。因此，家庭组织成员能否有意识地利用理想教育文化标准特征去建构、去营造最早阶段关系态，决定着生命个体生长方式、反应方式、思维方式、行为习惯。譬如，新婚夫妇决定要生小孩，就要有对小孩尊重的意识，履行自己的责任，及早科学地建构有利于小孩出生及生长的环境，诸如身体状况、环境营造、饮食搭配、情绪调整等决定着小孩的生长及器官的形成。

小孩出生之后，其生命个体与对外结构系统要素建立更为复杂的关系态，每一关系态的过程都作为生命个体现实经验关系记忆的累积，随着这种累积，生命个体必将尝试利用现实经验关系记忆和历史经验关系记忆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系态。因此，生命个体早期现实经验关系记忆是非常重要的。家庭组织的成员不要以为生命个体还小，听不懂成年人语言交流，看不懂成年人的行为方式，读不懂成年人的情感表达，相反，家庭组织每一成员从生命个体诞生时刻起，就已经成为生命个体的教育者，甚至凡是与生命个体建立关系态的第二结构系统要素都已成为生命个体广义的教育者了。经验告诉我们，生命个体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会形成不同的语言风格；不同的行为表达环境，会形成不同的行为表达；不同的艺术环境，会形成不同的艺术表达，等等。上述“环境”，其实就是生命个体所处的第二结构系统要素。

如果重点考察家庭组织成员中最佳公民的角色，那么，每一位最佳公民都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也就是说，每一位最佳公民与未成年生命个体或最佳公民生命个体建立关系态，都应该充分体现最佳公民素养{尊重民主责任科学}的特征。这一特征，在家庭组织中任何时空都应该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因建立关系态的对象不同而有差异而已。譬如，对象是未成年人生命个体，那么，最佳公民的“责任”与对象是成年人就要发生变化；再譬如，“科学”特征，最佳公民因不同对象，而有不同的“科学”理解。因此，在家庭组织中的统治者和最佳公民，都不能是独裁者，不要有“家长作风”，而应该有理想教育文化的思维、有理想教育文化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并贯彻到最佳公民建立关系态的所有过程和方法之中。

家庭组织成员最佳公民的另一角色是教育者。从广义上讲，生命个体的生长都是伴随着教育发生的，只不过是伴随生命个体的教育者不一定都是人类生命个体自身，不一定发生在固定场所或某一时段，也不一定具有明确的教育目的。但教育效果确实产生了。其实，生命个体的早期教育在家庭组织中一直都在进行着，近期我们命名为家庭教育。按照理想教育文化学校范畴特征要素{扰启内省质疑实践}的要求，家庭组织最佳公民教育者角色，也要树立{扰启内省质疑实践}教育的意识，而不是简单地灌输知识、背诵记忆所谓知识。家庭组织最佳公民教育者角色，在生命个体生长过程中，不受时空限制而潜移默化地进行“扰启”式教育，突出生命个体的“内省”，培养生命个体的“质疑”精神，合理安排生命个体的“实践”，增加生命个体的体验，丰富其现实经验关系记忆。家庭组织最佳公民教育者角色，就是要把{扰启内省质疑实践}的要求，落实在家庭组织教育的过程中，而不是让生命个体简单地自然式教育、自然式生长，或者不是接受理想式的教育。

社会组织。把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各级组织统称为社会组织。由此，社会组织的组成一是具有哲学家素养的管理者；二是具有最佳公民素养的组织成员。理想教育文化为受教育者所构建的关系态，都是有利于受教育者成长为最佳公民及其追求生命最优或幸福生活的关系态。由此，社会组织及其成员为受教育者的“实践”，不仅提供实践机会，而且能够让受教者感受到原生态的最佳公民素养。进一步说，社会各级组织管理者要树立为理想教育文化提供实践的意识，积极主动承担受教育者“实践”的任务，有义务拓展受教育者视野、丰富受教育者体验、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激发受教育者的兴趣，培养公民素养意识。譬如，城市街道或者社区管理者，农村村委会安排接受受教育者到街道、社区、农村开展体验活动；博物馆、科技馆、天文馆、动物园、名胜古迹、旅游胜地、地质公园、工厂等有计划为受教育者提供服务。

除上述之外，社会各级组织还要为受教育者尽可能提供积极向上的教育材料。文化部门履行出版适宜受教育者积极向上的出版物及影视作品，格调高雅而又易于接受、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音乐、美术、舞蹈、歌剧等作品。体育部门，通过各种体育俱乐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满足不同体育爱好者的需求。科协等各级学会开展科普讲座、组织各种沙龙活动、开展各种论坛、利用寒暑假社会组织开展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总之，社会的各级组织都要为理想教育文化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切实实现社会资源与教育资源共享，以产生最大的教育效果。

最佳公民。具备最佳公民素养{尊重民主责任科学}特征的公民都是最佳公民，因此，每个最佳公民在社会各级组织中，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体现最佳公民素养，按最佳公民的要素特征规范自身的言行，都要成为受教育者的榜样，让受教育者感受到人类生命个体本身就该具备{尊重民主责任科学}特征的素养，不具备此素养的生命个体便是一种生命的欠缺。但是，也要防止具备了{尊重民主责任科学}特征素养的生命个体，反而成为过于刻板、僵化、迂腐的生命个体。

合格的最佳公民，还要担当起促进人类生命个体整体素养提升的责任。作家除创作优秀作品奉献给读者之外，还要走进学校、走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中，而不是仅仅成为受教育者仰慕的偶像；科学家除科学专著、科学成果之外，有责任推出科普读物，实现科学成果的普及；让艺术家走进校园与受教育者互动，激发受教育者的艺术兴趣，追求美的享受与艺术熏陶；戏剧家走进校园，通过与受教育者共同排戏普及戏剧知识；让体育明星、歌星、影视编导等走进校园与受教育者进行互动，使受教育者感受到明星与自己并不遥远等。总之，让最佳公民的优秀者从受教育者原以为遥不可及的天边来到他们中间，除发挥优秀者作品成果教育影响之外，还要使受教育者真实地感受到优秀者生命的感召力。

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受到第二结构系统要素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是由于受教育者生命灵性自身的差异，不可能要求受教育者在追求最佳公民素养特征过程中达到相同程度。尽管如此，理想教育文化依然是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或幸福生活的有效途径。理想教育文化在个体范畴确定的{独立追求养控审美}素养特征，始终应该成为受教育者不可动摇的追求要素。只有生命个体具备{独立追求养控审美}素养特征，该生命个体才能真正成为最佳公民，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或进一步说，生命个体是否具有{独立追求养控审美}素养特征，是衡量考察生命个体是否是具备最佳公民的初始条件。因此，生命个体在生长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树立{独立追求养控审美}素养特征的意识，以此实现生命个体成长为最佳公民，追求生命最优或幸福生活。譬如，生命个体做事情不能独立完成，总想寻求他人帮助；经常发脾气，而不能约束自己；独处时，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而放纵自己等，都不符合理想教育文化个体素养范畴标准的要求。

自然社会。就理想教育文化本身来讲，其标准特征都不直接涉及自然界。但是，不管是自然界对生命个体的影响，还是生命个体对自然界的影响都是实实在在的。自然环境，不仅塑造了生命而且启迪着生命、作用着生命、影响着生命。亚洲人、欧洲人、非洲人等肤色、性格与文化具有较大差异，我国北方人的性格和南方人的性格也有较大的差异，其实，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滨海文化与临山文化的极大差异。由此，我们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命个体及种群的影响也非同一般。因此，一方面人类生命个体要充分接触自然界，获取、理解、应用自然界给予的各种信息，发展人类自身；另一方面要爱护、珍惜自然界给予人类生命个体及种群物质的、精神的恩赐，让人类及其各生命种群和谐相处。考察衡量生命个体是否追求理想教育文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对自然社会的态度。对自然社会不尊重，不管是对非生命世界的自然界还是对生命世界的自然界，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理想教育文化追求者。或者说，生命个体或群体不可能追求生命最优或幸福生活。因此，生命个体追求理想教育文化的素养特征，应该包括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态度。

网络社会。网络社会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它开辟了人类生命个体交往的新空间，建立了新型的沟通交流平台，弥补了人类生命个体交往的物理空间与时间的局限性，最大特点是可虚拟身份。因此，一方面需要人类社会组织通过技术手段和法律，约束管控好网络空间社会，使网络空间的信息有利于受教育者健康生长；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组织群体及其最佳公民，应充分利用网络空间，给予受教育者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尽可能满足人类生命个体生长及交流的需要；再一方面，要求最佳公民在网络社会空间依然坚守履行最佳公民的职责，给予受教育者最佳公民的影响，持续推进最佳公民社会建设，确保人类社会不因为人类交往空间的虚拟化而造成最佳公民的“虚化”。

致谢

我在河北迁安工作近20年，大部分时间在迁安一中工作，只有三年半在迁安市教育局。可以说，迁安一中使我成长：我从她的一名学生，成长为她的一名教师，最后成为校长。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过、感受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考。作为学生，知晓了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实现成长的历程；作为教师，知晓了如何让自己的学生取得好的高考成绩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作为校长，知晓了如何带领教职工实现学校优质可持续发展。这些实践感受，是我对教育理解与思考的第一手材料，没有什么比它理解那个阶段的教育更深刻的材料了。在教育局，尽管工作时间较短，但弥补了我对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的不足，让我融入到了我国农村教育之中，使我切身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农村教育。三年多，我和我的同事尝试并推进了从学前到高中各阶段的改革尝试或实验。如今，许多的教育思考不乏有那个时期坚实的实践、实验基础。

其实，总体上看我是很幸运的。命运使我2004年初来到北京，大部分时间在朝阳区教育工委、教育督导室工作，只有两年半的时间工作在北京市陈经纶中学。这样，我在有了农村教育工作经历的基础上，有幸又经历了我国大都市的高中教育、中小学教育及学前教育。如此，从农村到城市，从学前教育到我国的高中教育，我切实有了完整的实践经历。如果说，没有这一完整的经历，也就不可能有我对教育及社会如此的思考。因此，这一切，更多来源于我经历过的每一阶段的所有组织对我的关怀与包容！来源于这期间我所有的领导、校长和老师对我的信任与支持！

这本书，从思考到初稿的完成，切实缘于我的教育情结或称“业余爱好”使然。虽然偶尔或在学校，或在某个教育、教学会议，或在与热心、关心教育的人士交流谈到自己对教育的思考与见解，但从自己后期行政工作的主责看，“业余爱好”是准确的。为此，为尽可能减少非正规研究带来的疏漏或谬误，特别邀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石中英教授阅读书稿。石教授在拨冗阅读书稿后，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与鼓励。同时，又耐心细致地与我进行交流指导，提出修改意见。随后，石教授向我推荐了顾明远先生所著的《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和石教授自己撰写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两本书，读后确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犹如站在岸边观看日出，虽然朦胧地意识到太阳升起的范围，但难以确定具体方位，只有等待一轮红日映红了海面及遥远的天际，才能明确地知道太阳升起的东方！这两本书，对我来说恰似映红了的“海面”和“遥远天际”。

这本书在修改过程中，积极吸收了《辅导员》杂志社聂延军、《中国教育报》北京记者站蔡继乐、《光明日报》北京记者站董诚、《现代教育报》廖厚才、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王宇、新浪网彭坤等朋友的意见和建议，使得书稿得以进一步完善。

书稿进一步修改后，又深感许多观点是自己一家之言，不仅需要自己反复推敲，而且需要教育界理论专家、学者再审视，再指导。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郭兴举、北京师范大学余清臣、北京师范大学李春密、《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贺春兰、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科学研究所朱洪秋等同志阅读书稿后，分别与我细致地交换了修改意见。

还有，要提及的是与我工作过的所有同事。他们身上发生了许多鲜活而真实的教育故事，成功或不成功的教育案例，这些都为我的教育思考提供了真实的材料。我组织的每一项教育改革，每一次教育活动，都得益于他们真情参与、理解与支持；这一切都定格在了历史上每一次分享高考成绩的喜悦之中，也刻记在了自己教育思想深处。除此之外，与我共事的年轻同事积极帮助我解决写作中遇到的技术难题，热情并及时提供相关资料。

这本书，我经过五年多的反复思考，大概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初稿，在这期间，由于梳理、提炼教育实践“现实经验关系”，使之上升到理论认识体系不是自己的主业，所以经常占用大量的业余时间写作书稿。爱人经常是我的第一听众，偶尔提一些意见或建议。儿子王镱达在审美一节就诗词意象美也给予了许多启发。家人的和谐支持，使得我在写作书稿过程中品味到了许多乐趣。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精心编辑、设计，着实为本书增添了不少色彩。

以上涉及的领导、老师、朋友、同事、家人及出版社为本书出版付出努力的同志们，我没有提及“感谢”一词，只想用“铭记”的方式表达我永久的谢意！

王世元

2016。3。20于北京朝阳江南山水

[1]《爱弥儿》学校，指的是卢梭小说《爱弥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