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教育文化观（第2页）

其次，讨论经济对教育垄断。由于生存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所以经济对教育垄断，不难理解。当生命个体还不能满足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时，首先选择物质需求。只有当物质需求相对富裕，而人类生命个体又能充分认识教育的重要性，才能将一部分物质投入到教育中去。当然，这一部分人群，不仅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还要有较充足的时间，即有闲阶层。这一阶层，一般是较富裕家庭的子女才可能接受教育，然而，在重男轻女的年代，一般是男孩子接受教育。在生产力较落后的年代，多数人在为生存而奔波。

最后，讨论宗教对教育垄断。宗教从形成时起，以扩大信徒实施宗教信仰传播。传教士以传播宗教信仰为使命，进行广泛的传播信仰教育，使生命个体成为忠实的宗教信徒。宗教有完整的教义，也是一个认知体系，是伴随人类社会及认识的发展而发展。教会创办学校，不仅传播宗教理论，而且还开设诗歌、数学、天文学、艺术等课程，是人类历史上较早的教育机构。但是，宗教教育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培养众多的宗教信徒。通过宗教教育，将非宗教生命个体转化为宗教信徒。将非信宗教的生命个体拒在教育门外。宗教教育在人类教育史上，除进行宗教信仰传播外，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重要作用，如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是宗教法博士、费劳恩译格大教堂的一名教士；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应当说宗教教育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位置。

东西方教育文化本质的形成

（观点）讨论我国及西方教育文化，关键在于把握我国和西方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质，以此窥视我国和西方教育文化的本质。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知道不同地区、国家、信仰群体对应不同思想文化体系，形成了不同语言文字。然而，教育又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所以地区、国家、信仰群体的文化决定了其教育文化。因此，我们讨论我国及西方第二种教育方式形成的教育文化，关键在于把握我国和西方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质，以此窥视我国和西方教育文化的本质。

我国的文化特质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创建了“纲常伦理”及“名教”社会管理模式

在我国古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历经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四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儒家文化哲学体系，并深深地根植于我国人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管理方面，汉朝大儒董仲舒吸收了我国早期的阴阳五行理论及道家有关学说，结合宇宙运行规律及自然现象，天才地构建了一套“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将人类社会管理参照宇宙的运行规律，创建了封建社会等级制理论——“三纲五常”理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质是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人必须绝对服从于为君、为父、为夫，当然，要求为君、为父、为夫也要做出表率；“五常”即为仁、义、礼、智、信，其实质是用来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名教”，即通过确定“名分”实施“教化”，用以维护人类社会“纲常伦理”的等级制度。由于儒家“纲常伦理”社会管理结构的严谨性，契合了我国每个历史时期封建社会统治者的需要，所以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借助历代皇权和官方力量得到了强力推行。在我国历史上，虽然道家学说、法家学说、佛学等直至当前依然对中国社会有较大影响，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儒家学说确立了我国民族文化的根基，直到现在，甚至更长时间儒家文化也依然是中国主流的文化背景。尽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经过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反对我国封建文化，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切实动摇了我国封建文化的基础及体系，“但旧文化的某些观念还会残存下来”，即便是在当代我国确定了依法治国的理念，以此强化公民的法治意识，但是，“中华文化的特质”在相对历史较短的文化改造中，也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5]。

正因为如此，历史地形成了以我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特有的以家庭为本位、以人伦为中心的社会管理结构。当然，也就自然造就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忠君意识”“人治意识”“等级观念”“均平意识”，形成了“尊老鄙少，厚古薄今，注重继承权力，忽略改革创新”等一些典型文化特征以及我国特有的“官场心态”。客观地讲，从历史角度看，“三纲五常”德道标准，极大地巩固了我国封建社会管理及社会建设，使我国每一历史阶段都处在相对较长时期的稳定状态。当然，它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由于我国人民过着少战争而稳定的生活；说它是坏事，这样的社会管理体制限制了人们的创造动力，致使科学技术、经济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文化等缺乏活力。如在儒家伦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观念束缚下，我国人体解剖学在封建社会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总之，儒家文化契合了我国封建社会管理的模式。

2。创立了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整体直观类比思辨方法

在面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遇到的各种问题，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经验积累以及应用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并通过类比思辨的方法，获取对事物的理解。譬如，我国传统的数学奠基之作《九章算术》，就是从解决生产生活中提炼出的具体问题；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也是源自于生活生产的实践活动。因此，造成了我国古代数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忽视整体理论体系的建构；科学技术注重经验积累及技术改良与创新，忽视理论总结和升华。再譬如，受自然现象直观感性的影响、启发，我国在夏商时期就提出了“阴阳理论”，形成了“元气论”的自然观。“气”一物两体，分为阴阳，阴阳是气本身所具有的对立统一属性，“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类经·阴阳类》）。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总规律。老子提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勾画出自然界的生成图示；春秋战国时期以“阴阳五行”解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要素，孔子将五行看作化育万物之本，并以五行相生解释朝代更替、历史演进、社会变化。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整体思辨性思维特点。

从我国中医理论、天文学等众多的文化中，还能真切地感受到我国类比思维的特点。将人体类比于自然界，人体则是小宇宙，由此建构了我国博大的中医理论体系；观天象秩序结构，除“观象授时”之外，用以推测社会重要人事变化，由此导致传统天文学十分重视天体位置及其移动的记录；古代贤哲大量的类比自然界现象，深入浅出地阐发对人类社会的种种思考，给人以深刻的启迪，比如众多思想家对人性的讨论等。然而，单纯的以直观和经验去认识、理解、描述事物，即“观物取象、直观类比”，必然是粗放型的、笼统的、模糊的，缺少西方思维特点的理性与严密的逻辑论证、精确分析和实验证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将受到局限。

3。创立了“科举考试”的人才筛选模式，数学及科学技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我国早期，夏朝“以射造士”；商朝“制礼作乐”，“以乐造士”；周朝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礼乐制度，实施“以礼造士”，经过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至609年，隋炀帝开创了科举选士之举。至此，从唐朝至清朝科举制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模式，也是世界上首创的文官考试制度。但是，从考生来源看，三类人不能报考：一是曾经触犯法令的人；二是工商子弟；三是州县小吏。从考试内容来看，虽然各朝代都有秀才、明经、明算、明法、明字、进士等几十种基本科目，但是，只有明经、进士等科目是主要科目，受到社会和考生重视，其余科目不为人重视，到明清两朝考试内容基本以“四书五经”为准，主要以八股文取士，文章立意只能“代圣立言”，不能有个人见解，阐发自己的观点。

因此，由于科举考试重视书本知识和圣贤说教，弱化了实用知识和自我体验，加之儒家文化追求言义不言利、重农抑商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视科学技术为“奇技**巧”，导致我国《九章算术》、祖冲之的《缀术》等数学专著，以及《天工开物》等科学著作的不传或失传。明朝皇帝朱翊钧（1563—1620）在著名巨著《本草纲目》上批：“书留览，礼部知道”，从此束之高阁。在我国，没有科技产品的市场机制，许多商品均由政府垄断，只供朝廷和行政机构使用。一切豪华消费品都按官阶高下通过政府计划调节，即便是基本的商品——盐和铁等，也由政府生产和分配。因此，商品市场的不繁荣、不发达，使我国古代商业人员及科技人员社会地位低下，待遇低微，直接后果是导致我国缺乏科学技术人才及技术创新机制。四大发明，虽然源自我国，但在我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在西方知识传播、技术革命中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4。突显教育世俗性，促进了全社会尊师重教

从我国历史来看，由夏朝开始，不包括秦朝，历朝历代均办教育。教育的使命在于改善现实的人生、现实的社会，促进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在尘世办教育，办尘世的教育。从办教育的主体上看，分为官学和私学。古代官学，是指古代中国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举办的非公共服务机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统治人才，而不是培养国家公民。因此，接受教育本身是一种特权。所以能够享受这一特权的只能是官僚、贵族阶层及其子弟，而不可能是一般的老百姓。而一般老百姓的教育，即对老百姓的教化，一般采取我们划分的第一种教育方式完成其知晓法令，训练人伦道德以成为合格臣民，而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其素质。中央官学学生从一入学开始，就成为国家的预备官员，并享有丰厚的待遇。地方官学学生有机会进入中央官学，亦可得官。《明史》记载：“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得也。”因此，只要进入官学就等于进入了上层社会。

关于私学。私学是“文化下移”现象，是官学衰落的表现。正如《论语》所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由于私学的出现，扩大了教育对象，使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普通百姓能够享受到教育，并通过教育实现改变其底层的社会生活。由此，促进了我国民间办私学的热潮。其原因，从中国的吏治来看：一是我国最初古代的官学体制，没有基础教育，人们要想通过考试进入官学，必须经过基础的启蒙教育，才有可能进入官学。二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精通“修、齐、治、平”之道的士阶层，容易通过王朝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进入官僚政府中。三是通过相对公平的“科举制”疏通了普通百姓进入上层社会的途径。特别是从唐朝至清朝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强化了“以成绩论英雄”的社会教育文化意识。加之儒家文化“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的传统价值追求，使家长及受教育者本身肩负着改变家庭及家族未来命运的责任，孩子成了家长实现其自身及其家族追求目标的工具。随着科举选士与学校育士关系的演化，学校教育与科举选士完全合流，明清时期形成了“科举必由学校”的现象。科举制成为学校教育的指挥棒，教育内容、方法、目标、方向均由科举制而定，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的附庸。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急需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创办重点学校，实施考试升学的办法，选择国家需要的人才，进而由国家专门培养。这种方式，在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下，确实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也进一步强化了生命个体、组织群体及社会对教育单一价值——培养人才的追求，而偏离了人类教育固有的根本属性。这种选拔方式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直至21世纪的现在，学校教育本质上没有脱离历史上“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附庸”的现象——追求分数教育——追求升学率。这种文化现象千年不辍直至现代社会依然是我国主流的教育文化，即我国从家庭到社会特有的教育文化现象。显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1世纪“互联网+”及大数据的到来，单纯追求分数教育的文化，显得与未来越来越不适应。应该说，“科举”是历史证明了的一种好方法，但是“科举”的形式与内容要与时俱进，要有利于社会需要、名副其实的人才脱颖而出。

下面，简略考察西方教育文化本质的形成。

关于东西方教育文化概念，严格说是相对概念，是大类划分；通常人们讲的西方教育文化是指欧美教育文化现象。其实，美国教育文化也渊源于欧洲，所以仅以欧洲为例加以考察。

为看清欧洲教育文化脉络，有必要梳理其文化维度的历史。欧洲的文化根基：人类古典三大文明之一——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它们是姊妹文明，也是欧洲文化的根基。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尽管从古典时期古希腊文明不断因战争从形式上发生改变或湮灭，但是其文化主干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罗马帝国的希腊化时代，不必再阐述。即使到中世纪阿拔斯王朝，以“智慧之城”自誉的巴格达，那里的学者还翻译和研究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在天文学方面，穆斯林沿用前希腊人的原则，理论上没有重大突破。美国加州大学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认为：“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己有，适度改变，然后传播给从未直接接触过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6]西方教育文化的真正形成，开始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但复兴文化的根脉在古希腊的文化时代。因此，考察西方教育文化形成的根基，可追溯到古希腊文化奠基及古罗马希腊化的文化时代。

下面我们简单的、粗略的从较为鲜明的文化特质上，考察西方教育文化形成的核心。

1。创建西方民主制度

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部落组织让位于城邦。公元前594年，雅典首席执政官梭伦建立允许贫民参加的公民大会，富裕商人可以担任执政官，设立陪审法庭，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之后，雅典历史上的克利斯蒂尼建立五百人会议，30岁以上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五百人会议有最高的执政权和行政权。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伯利克里时期（公元前461—前429年）达到最高峰；由男性组成的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年，除固定召开40次例会外，还召开临时性会议；不仅解决一般政策性问题，而且还为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活动做详细决定；贫民可担任公职，享受薪金，通过抽签可担任陪审员，陪审团是最后决定的法庭。

2。创立了理性批判思维方法

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希腊人自由思想的基础，而民主制度的社会实践实现了希腊人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从而促进了希腊人思维方式及个性的形成。公元前5世纪中叶，智者派代表普罗塔哥拉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即提出了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可言。为此，苏格拉底无休止地和朋友们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谈话，考察一切已有的见解，以此寻求具有普遍公认的真理，并因此建立一套辩证科学体系。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申辩》一文中写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7]苏格拉底：“雅典人啊，不要以为我现在是在为我自己而申辩，我是在为你们而辩……因为你们要杀死我的话，就很难找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打一个可笑的比喻，我就像一只牛虻，整天到处叮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要是杀死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造成的损害将会超过对我的残害。”[8]

在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古希腊人能够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诸多问题，以怀疑、批判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吸收人类文明，形成了自己民族独有的智慧特征。“希腊人时常以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的身份到外国旅行；在旅行时，他们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9]，虚心并富有常识的渴求学习。

3。创立了科学发展体系，数学及科学技术得到应有重视

基于古希腊人的思维特点，在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学者的推动下，希腊及希腊化时代，科学发展体系初步确立，自然科学得到了应有重视。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创办柏拉图学院，以理念论和回忆说的认识论哲学思想作为教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坚持四十年推广其学术思想及理论，并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在教育史上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第一次提出算数、几何、天文、音乐等课程教学。柏拉图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创办莱森学院推广其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及人文学科诸领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公元前3世纪，叙拉古国王希伦恳求阿基米德“要他将自己的学问从抽象运动转向实际事物，并要他通过将自己的推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使它们更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10]公元前4世纪希腊化国家的马其顿统治者非常重视科学研究，慷慨支持、鼓励人们改进技术，如广泛使用空吸式活塞泵、水车、螺丝钻子和水压机等技术。

4。基督教促进了西方教育发展

首先践行有教无类。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一方面适应人精神慰藉的需要，使人的情志有所安放、救赎与寄托；另一方面基督教面对所有人都提供安慰、保护与指导，只要教徒虔诚上帝就让耶稣为他赎罪，使他的灵魂得到拯救，来世获得幸福。因此，不论男人女人、富人穷人、地位高低、有无知识等均可加入基督教。基督教有完整的教义，教会组织在对教徒实施第一类教育的基础上，修道院对修道士还开展读写教育，以及教会事务、仪式所必需的艺术与科学等的教育。因此，对教徒来说，尽管教授的内容更多是传播基督教义或与基督教义有关的内容，但是从文化传播、智慧启蒙与开发的角度，修道院已经在实施教育，而且是有教无类。

其次创办专门教育场所。教会在修道院对修士教育的基础上，创办教会教育机构——修道院学校、大教堂学校或基督教神学院等，如在782—796年，法兰克王查理大帝任命阿尔琴为教育大臣，在全国创办教堂学校、修道院学校等。到11世纪，教会的主教们为了教育所辖教区内的教士，创办独立的教会学校。进而在此基础上，教会、教主积极支持并审批以原有教会学校为基础创办早期大学，并由著名神学家、修道士、传教士等一批优秀学者在学校任教，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传播，为日后成为著名学府奠定了基础。如修道士君士坦丁·阿弗利坎那斯对著名的萨莱诺大学的贡献；萨维塔的雷蒙德教主对西班牙著名大学托莱多的贡献；修道僧格拉蒂安对波隆大学的贡献，等等。所以，基督教在中世纪大学的诞生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会提供了文化载体，加快了教育传播。修道院的图书馆储存了古典作家著述。由于没有先进的印刷技术，教会设立了誊抄室，修士们靠手工誊抄、手工制作，教主收罗典籍、编纂书籍，不仅解决修士研习的需要，而且向社会提供了传经布道所需要的书籍，为艺术、天文、算数、几何、文法、修辞等文化传播，提供了教育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