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博士教育创新力的影响因素研究02（第4页）

（五）我国博士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基于统计结果的分析

博士教育体系作为社会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水平高低和系统特点都受到诸如民族文化、教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博士生只是其中的一个变量，仅对他们的调查显然不能反映博士教育体系的所有问题。但是，博士生作为博士教育的主体，对待研究和学习的态度将直接或间接决定着博士教育的整体水平，也影响着国家未来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对博士生的深度调查，可以部分反映我国当前博士教育的水平及其存在的问题。

1。博士教育定位模糊，入学动机“异化”

相对于教育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博士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变革相对缓慢，这部分源其以追求纯粹知识、与现实世界隔离的价值定位，即只培养那些精心挑选、具有自己独特视角、拥有崇高价值观的人，博士生们常常是出于知识本身而去追求知识，而非实现社会某种功能的机器。遵循这一最古老的价值定位，博士教育一直以“高深研究”为其合法性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不同教育哲学理念的更替，博士教育的这一传统并未改变。尽管博士生们的研究不再需要远离实际需要而保持“知识”的纯洁性，但从事原创性基础研究依然是评价博士生们科研工作的主要标准。在很多国家，对博士候选人的要求尽管是多元化的，但是否具有研究兴趣和研究潜力往往是能否进入博士招收的首要标准。基于此，考查入学动机，能够反映博士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水平，因为动机是推动人从事某种活动，并朝一个方向前进的内部动力，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动机具有引发、指引和激励功能。只有符合博士教育本质的入学动机才能指引博士生潜心于学术研究，才能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做出贡献，而动机的“异化”将会弱化一个国家的博士教育水平。

从此次统计结果来看，大部分博士生认为博士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从事学术研究（均值为5。7），但在询问他们“攻读博士学位的动机”时，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将博士学位作为提升未来职业竞争力的工具（见图3-87），缺乏明确的定位和目标，这使得博士生群体的质量参差不齐（均值为5。14），还有部分人将博士学位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均值为5。3）。这一现象不仅与社会的用人制度有关，更为关键的是博士生、用人单位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对博士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并不明晰。

图3-87博士候选人最主要入学动机排序

2。导师与学生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亟待形成

博士生与教师的关系被认为是影响学生学习质量最重要的方面，但很多研究表明，师生之间的指导关系是博士教育中最令人失望的方面。从此次的调查来看，大多数博士生认为导师的指导在博士生的培养中非常重要（均值5。91），导师的声誉不仅是学生选择哪个导师的最重要标准（均值为5。63），也直接决定着博士生未来的科研发展和创新水平。从图3-88中可以看出，导师的学术水平和声望、研究方向以及导师对学生认真指导的良好口碑是博士生选择导师的重要指标。

图3-88博士候选人选择导师的重要性指标排序

很多博士生认为，一些导师将过多的时间用在事务性工作中或自身有限的学术素养，导致缺乏对学生的学术指导。相当一部分学生与导师会面的频率较低（“每月一次”选项的均值为4。31）。当然，不同学校间，导师的使命感也不尽相同。例如，在统计中发现，“985工程”高校的导师对学生指导的频率相对较高。

3。资助方式单一且总量不足，难以保证博士生潜心科研

不论在博士教育发展的哪一阶段，“经费”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博士教育从事高深研究的目标定位使得博士生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并长期潜心于研究，个人才能在特定领域取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士生比其他教育层级上的个人更需要有稳定的经济资助。

给予博士生足够的生活和科研资助是当前很多国家博士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也是很多发达国家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主要手段。我国博士教育资助方式和水平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多年来也没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有显著改善，这也是当前我国博士教育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在本次调查中，大部分博士生认为当前国家对博士教育的投入水平远远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均值为5。6），这使得博士生难以体面地生活（均值为4。86）和潜心于科学研究（均值为5。04）。统计结果显示，此次调查对象的平均月收入为2046元，当然，这一资助水平在学校、学科与地域间也存在差异。大部分理工科学生由于要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相应地获得的科研补助相对高于其他学科的学生。但从总体而言，博士生的资助水平与日益增长的消费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不相匹配。

除了资助总量外，博士生的资助方式仍显单一。国家每月的固定博士生生活补助是博士生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81。64%），其次为助研助教（49。48%）、父母资助（42。51%）、兼职工作（31。95%）、配偶或亲属资助（19。25%），位居最后一位的是贷款（7。38%）。数据显示，贷款是博士生们最不愿意去获取的经济援助方式。

4。国内博士学位的竞争力日渐丧失，学术环境仍需改进

在全球化的今天，教育国际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国家之间对优秀人才的竞争已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饱受优秀人才流失之苦，大量的优秀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前往发达国家攻读博士学位。获取学位后，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留在学位授予国工作。在一个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我国已逐渐意识到人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出台了大量吸引本国人才回国服务或就业的政策，并从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提供了较为优越的条件。

在人才吸引政策中，是否拥有国外博士学位成为最为重要的人才衡量标准。国内人才吸引政策以及用人单位对“国外博士学位”的认同及推崇，不可避免地将国内的博士学位置于“劣势”地位。国内的博士毕业生在有限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这些政策目标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吸引高水平人才并促进国内博士生培养单位改进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也“鼓舞”着更多的学生前往教育发达国家接受博士教育，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本国的博士教育环境。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见图3-89），大部分被试同意国外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但同时也高度认同人才培养应主要依赖本国力量而非国外。

单纯地“留”住优秀学生不接受国外博士教育并不是解决人才流失的有效方法。国外大学良好的学术氛围、优秀的导师队伍以及相对优厚的经济资助，使得其博士教育更具吸引力，这是我国博士教育改革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图3-89被试对国内与国外博士学位价值的认同

（六）提升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1。从政策供给上，完善博士教育相关制度的建设

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标志着我国学位制度的建立。学位制度的建立，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时任教育部长的蒋南翔后来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建立学位制度是促进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向前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当时建立学位制度的目的，概括起来是三个“促进”、一个“适应”。三个“促进”：一是促进我国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主要是培养大量的博士、硕士；二是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三是促进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在试行学位制度初期，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主要充实高校师资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我国当时主要希望通过这三个“促进”，来达到一个“适应”，即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从三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学位制度的建立，对培养、选拔、使用专门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专门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国家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3]从学位制度建立的过程来看，博士教育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是从硕士生中选拔出了一些优秀的学生直接授予了博士学位，而博士生导师也是临时破格提拔的，因此它的建立是恢复教育文化事业、与国际学位制度接轨的需要，更是为百废待兴的经济发展培养专门人才的现实需要。随着博士教育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很多国家纷纷开展博士教育改革，推出相关政策，提升博士教育质量。例如，在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在2005年发布了《21世纪的〈国防教育法：对研究生教育的新承诺〉》白皮书。报告认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凭借着在工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优势，美国成为一个空前繁荣和富强的国家。美国的教育体系，包括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对促进新美国的形成贡献了重要力量。这一系统为美国输送了高素质的劳动力，满足了公共部门、私营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的需求。然而，未来美国的经济成功以及国家的安全要求各层次教育采取新的战略，要求重构高等教育，对研究生教育而言更是如此。2007年，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发布了《研究生教育：美国竞争力和革新力的支柱》。这一报告认为，大众对美国的未来竞争力有一种自满的情绪，他们认为美国在21世纪仍然会继续领导世界的经济发展，仍然会继续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为其服务。但随着一些国家的崛起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这种自满的情绪到了应该得到纠正的时候，尤其是作为国家创新力和竞争力支柱的研究生教育应该首先引起重视和改革。这一报告从大学、商业精英、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对提高研究生教育在国家创新中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详细的策略。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博士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围绕如何提升博士教育质量和创新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相关政策供给不足，这使得博士教育这一与国家创新联系最为紧密的体系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再有就是《学位条例》自1981年实施以来，并没有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而相应地做出调整，这使得博士教育制度建设远远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决定在所有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博士教育质量调查工作，这是中国学位制度恢复与创建三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博士教育调查项目。但是，此次调查仍没有引发职能部门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国家相关部门应提升对博士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推进博士教育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实施现状调查，更好地推进我国博士教育的发展，吸引和培养高水平人才。

2。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元化的博士教育投入机制

在博士教育投入机制的改革上，我们应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统筹学校自筹经费、导师科研经费、助学贷款、社会捐助等多渠道经费来源，形成国家奖学金、普通奖学金、“三助”岗位、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公平与效率、标准与层次、范围与项目、学研与就业相互统一的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博士生奖励资助体系。

政府投入资金用于设立国家奖学金、普通奖学金；高校以按规定比例从事业收入提取资助经费等方式自筹资金，用于设立教学助理、管理助理岗位和加强普通奖学金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助学贷款用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学费、住宿费问题；社会捐助资金主要尊重捐助人意愿使用。国家奖学金注重效率，激励学生全面发展；普通奖学金、“三助”岗位、助学贷款注重公平，解决学生在校研读期间的经济困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注重就业导向，引导和鼓励毕业生选择国家最需要的岗位工作。

3。建立以研究为导向的、科研与教学紧密互动的博士生培养模式

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理想关系是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支撑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美国等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积极参与科学研究活动，不仅是推动国家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同时还是提高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事实证明，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的一体化是美国研究生教育成功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博士生在高校科研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增强，已成为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生力军。但是，一方面，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尽管我国绝大部分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导师的课题工作，但科研项目的立项管理与博士生培养制度之间的有效互动机制尚未形成，特别是依托科研项目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内在机制尚未建立。此次调查发现，大部分博士生认同积极参与导师课题是博士生的有效训练方式（均值为5。44）。因此，在课题研究和课题立项上，应鼓励博士生以助研的身份参与课题研究，导师的科研立项应明确培养博士生的数量；允许导师从科研经费中划拨出专门的经费作为博士生的研究津贴。在博士生招生方面，导师应按照课题研究的需要公开向海内外招聘人才；鼓励博士生的研究向纵深化发展，避免博士生参与过多研究主题不一致的研究项目或课题。

以高声望的高等教育体系吸引世界优秀人才是发达国家的一种新“殖民”方式，而诸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人才大量外流，尤其是在博士教育阶段，损失惨重。印度媒体将这一现象喻为“奶牛现象”[4]。因此，深化博士教育体系改革、实现自身的“造血”功能是实现人才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博士生教育的重要性沿着两条线路展开：首先，博士教育培养了大量实施创新的主体，即高质量的研究人员和学者。他们是与国家利益相关的重要研究项目的积极参与者。其次，博士生的科研活动能够促进科学的创新，或者说博士生的研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创新的过程。杰姆斯（James）等人通过对一百多所研究型大学的数据分析，发现在其他变量稳定的情况下，大学教师的研究生产力（可以用出版物或引用率来测量）与一所大学博士生数量的多寡有着紧密的关系。[5]马斯库斯（Maskus）等人利用国家统计年鉴的研究也发现，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科学和工程领域博士生数量的增加与专利申请、大学获得专利和非大学获得专利的数量增加有着紧密的联系。[6]

我国的博士教育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不论在质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然面临着质量和声望危机，博士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薄弱的环节。实施多元化的博士教育投入机制改革，建立科学研究与博士教育紧密互动的培养模式和以科研为导向的导师负责制应该是当前我国博士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