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就教育论教育能走出教育的困境吗（第2页）

四、社会用人制度的学历主义

社会用人制度对于教育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目前，我国劳动就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用人单位不是考察应聘者的能力，而是看他的学历。因此，学历、名校往往被用人单位作为衡量个人基本素质和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标。许多单位有的工作本来很平常，如秘书等行政事务工作的岗位，大学本科生或者高职学校的毕业生就可胜任，但招聘的时候提高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更有甚者，不仅要求高学历，而且要“查三代”，审查应聘者本科是在哪类学校毕业的。“211”学校、“985”学校的毕业生就占了极大的优势。劳动力市场上的学历歧视、性别歧视、身体歧视比比皆是，这种社会用人制度极大地刺激了升学、升名牌大学的竞争，恶化了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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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季”强势到来，22日在中山大学南校区再上演本科生专场。招聘会上，某公司在展位前展示薪资标准时，将应届毕业生就读的院校分为普通院校、重点院校、“211”工程院校、“985”工程院校，以及清华、北大、电子科大五个梯度。以本科生为例，普通院校毕业生起薪为5000元，之后每级别增加1000元，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开出9000元月薪；研究生每一个级别相差2000元底薪。这被不少大学生吐槽“歧视”太严重。

（摘自《新快报》2014年11月21日）

五、评价考试制度的指挥棒

有专家给教师培训讲课，教师的反映是：你讲的内容都很好，理念很先进，但我们在下面做不到；评价制度不改革，教育改革难以进行。

评价考试制度是评价人才、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实行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同时为了便于工农兵上大学，采取了“调干”制度，从工农兵干部中调集一些优秀分子，送到大学学习。这种考试招生制度一直延续到“**”前。“**”中取消一切考试，1973年高校恢复教学工作，招生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于是走后门成风，全社会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思想。“**”结束后，1977年8月，邓小平提出恢复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主张。这一举措把“读书无用论”的乌云一扫而光，从此中国的大地上重新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

恢复高考为我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实施三十多年来，它的缺点和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具有公正性、公开性的特点，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一次考试很难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一考定终身”使得一些真正有才能的学生可能因为一次失误而遗恨终生；其次，它对教育起着制约作用，容易束缚学生的思想，把他们的学习束缚在应对考试的轨道上；最后，由于我国地区发展差异很大，采取全国统一考试的办法，而各省份录取的分数线又不同，易造成地区间的不公平。随着考试竞争愈演愈烈，“应试教育”应运而生。为了追求升学率，许多学校让学生在两年内学完高中三年的课程，第三学年围绕着高考反复练习做题。有的学校提出，学生拿到考卷要“一看就会，一做就对”；有的学校采取军营式管理，不让学生有自由喘息的时间。更有甚者，某校把“生时何必久睡，死后自然长眠”这种反人道主义的口号贴到教室黑板的上方。这些做法不是培养人才，而是训练考试的机器。

这种考试的竞争实际上也是社会竞争的反映。近几十年来人们对高考招生制度的诟病很多。特别是一线的校长和教师，认为高考不改革，素质教育就无法推行。但大家又认为，高考不能取消，因为这是唯一体现教育公平的举措，只是必须改革。国家关于评价考试制度的改革方案已经出台，方案中有不少亮点，但实施过程中还会出现许多问题，其效果还需实践的检验。

不只是考试制度制约着教育改革，社会的评价也严重影响着学校教育。什么是好学校？什么是好老师？什么是好学生？现在评价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升学率，就是考试成绩。一切事情都是用唯分数主义来衡量。

六、升学率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

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一位据称是素质教育示范市的特级教师含着泪水诉说，她那里，去年高考成绩不差，市委书记就宴请教育部门的干部，一面表彰他们的成绩，一面说明年高考还应比今年更好。教育部门的干部和校长如坐针毡，宴会变成了鸿门宴。

各地政府都把升学率作为自己的政绩，不少地方政府把考试成绩、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和教师的标准。有的重点学校高考成绩不如往年，校长立马就会调离岗位。当然，政府官员也承受了家长的压力，怕升学率下降，家长不满意，也怕丢乌纱帽。“应试教育”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工作两年以后回来读教育硕士专业的研究生，反映在北京师范大学学到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在地方上无用武之地。校长不欢迎什么新方法，考试成绩高就好，县市领导更是这样。

另外，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全国2000多个县市，有多少教育局长是教师出身的？当然不是说非教师出身的就不能当教育局长，问题是他热爱不热爱教育，是不是努力学习教育规律，是不是尊重教师。可以说，不少教育局长是在做官，不是在做教育，把当教育局长作为晋升的跳板，有时还对教育瞎指挥。如此，教育领域出现诸多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七、社会诚信的缺失影响教育改革

有人说，“**”十年贻误了一代人，少培养了几百万名专门人才。其实何止一代人？从思想品德、心理状态来讲，“**”的影响，几代人都难以消失。社会诚信的缺失就是“**”最严重的后遗症。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主义，造假、制假成风，社会诚信缺失。这种社会风气严重地影响着教育工作。过去，师生如父子，亲密无间；现在，师生是考试分数的关系，学校和家长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信任感比较缺乏。特别是家长对学校的一些改革，缺乏信任，缺乏支持。

教育上一有改革，媒体首先质疑。前几年试行校长实名推荐，媒体马上质疑，会不会暗箱操作？某些学校的腐败更增加了对高校自主招生的质疑。

社会风气的变化使我真正理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的意义。种一棵树，十年即能成材，但养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一旦良好的社会风尚被破坏，恢复过来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所以，社会诚信缺失的危害之深是难以估量的，再加上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讲人情，讲互相照应，使得教育改革，特别是评价考试制度的改革步履艰难。国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搬到中国就行不通。例如，国外高校入学需要学生自己申请，撰写几百字的申请书介绍自己，中国学生能做到吗？学校规定学生要参加一定课时的义工，我们有些家长不仅不让孩子参加义工，还会拿着纸条请居委会盖章。据报载，这种情况让一位居委会主任很为难：盖章吧，觉得明明是弄虚作假；不盖吧，都是乡里乡亲，磨不开面子。这就是我们的“国情”。

八、教育培训机构与教辅材料的推波助澜

教育的竞争导致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和教育辅导材料、学习辅导材料乱象丛生。不少不法商贩看准了教育领域内的商机，知道家长不惜为孩子花钱，办起各种培训班、辅导班。据说奥数班就是一条生产链，有办班的老板，有辅导的教师，有编教材的专家，有出版商出书、出练习册。有人估计，就北京市来说，就有20亿元的资金链。而我们的家长也趋之若鹜，辅导材料买得越多越好，越全越好，恨不得把天下所有习题都让孩子做一遍，生怕遗漏了什么。结果苦了孩子，整天埋头于作业之中。有关调研表明：小学生请家教的占24%，上补习班的占71%，有的学生参加多达五六个补习班；高三和初三毕业班学生暑假大半时间在学校或补习班上课。这种学习导致中小学生长期睡眠不足，许多学生早上五点多起床，晚上十点多才能睡觉，于是身体搞坏了，生活能力缺乏了，人格被扭曲了。

说起奥数班，我还是始作俑者。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但我国一直没有参加。直到1988年，我国决定参加，于是当时国家教委要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分别举办物理、化学、数学的奥赛集训班，从各省份的高中挑选学习优秀的学生到北京三所中学来集训。当时我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负责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的工作，于是就让我们的实验中学办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集训班，一年后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竞赛结果是，我国学生在三科中都拿到了多块金牌，数学就拿到了团体总分金牌和两块个人金牌。这些孩子回国后，就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作为保送生录取了。从那时候开始，许多重点中学都办起了奥林匹克竞赛培训班。重点大学也把奥林匹克竞赛培训班的成绩作为保送的条件。于是奥数成为中考、“小升初”的条件，结果变成了小学办奥数班，人人学奥数，贻误一代青少年，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当初我们几位搞集训班的老师在一起，为现在这个局面惊叹不已。

九、教育社会生态环境不利于教育改革

社会赋予学校的责任太重，责难太多，而权力又很小。一位校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学校组织运动会，让家长也参加。在比赛之前，父子俩做三脚跑练习，不慎跌倒了，结果父亲骨折。这位父亲就要求学校赔偿。法院判学校没有责任，但要补偿8万元。学校觉得无奈。他说，小学生在学校走路跌倒了，磕了门牙，学校要赔5000元。所以学校不愿意组织学生活动，风险太大。现在学校没有人事权，没有财务权，却担负着无限责任，使得学校缩手缩脚，不敢改革创新。再加上社会媒体总是报道学校的负面消息，虽然只是个案，但对学校的影响很大。许多学校为了不出安全事故，连春游远足也不敢组织，不敢开展体育活动。国家应该立学校法，规定学校该负什么责任，不该负什么责任。

另外，家长的意见、态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也很大。过去学校是最受家长尊重的地方，现在家校关系和谐的是少数，家长对学校缺少信任感。有些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就不管了，特别是把孩子送到民办学校的家长认为：“我出了钱，你就得按我的意见办。”有些家长常常给学校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对学校的干扰很大。有人说，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按照教育规律办，而是由媒体牵着走，被家长“绑架”着走。教育上稍有改革，有些家长就反对，媒体就质疑，弄得学校不敢动，只能因循守旧。让学生死读书，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但苦了学生，贻误了学生的发展，有损于人才的培养。

另外，有些家长对孩子灌输一些不正确的观念。有的家长溺爱孩子，养成孩子的自我中心主义，如只顾自己，不关心他人；有的家长当着孩子的面与老师争吵；有的家长为孩子争取当“三好生”、班干部，给老师送礼、施压；等等。我越来越觉得家庭教育很重要。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光靠学校是很难培养出高素质人才的。

其他一些社会环境，如媒体上的不健康节目、社会上的不文明风气、学校周边的环境都在影响着学校教育。

可见，教育的病理不在教育，教育的病源也不在教育本体。教育的病是社会病的征候，“应试教育”是社会逼出来的。教育的生态环境过于恶劣，教育难以作为。现在教师觉得无奈，家长也觉得无奈，大家对教育是又爱又恨，都在责怪教育。但病源不在教育，就像一棵树，在肥沃的泥土里会长得很茂盛，但如果水土不服，树枯死了，你能怪树种不好吗？20世纪80年代，我到广州，看到那里种的米兰又茂又香，非常喜欢，买了两株带回北京，但两株米兰没过几天就枯死了，因为南方潮湿，北方干燥，水土不服。你能怪米兰本身不好吗？

现在大家诟病教育，是教育本身不好吗？是广大教育工作者不努力吗？要改善中国的教育，就要给教育提供良好的生长土壤、优越的生态环境。为此，我不由得想起九十多年前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讲演《未有天才之前》。鲁迅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的，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他认为，要有天才，必须有“培养天才的泥土”。我们今天的教育就需要有优良的泥土和泥土精神，社会应该给予它良好的生态环境。

我还想说，教育中出现教育公平问题，人们对教育有意见，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大家想想，当教育还是精英教育阶段，只有少数孩子能上学的时候，大众对教育哪有那么多意见？正是教育普及以后，大家都想让孩子上好的学校，得到更好的发展，才出现教育公平问题、质量问题，才对教育提出了许多意见。正是这些意见，促使我们反思，促使我们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