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内02（第3页）

宋朝（公元960—1279年）的太学教育历经二百多年，其教育管理方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宋朝政府兴办太学的宗旨是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合格官吏，而教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因而对太学教师有严格的要求。

首先，为保证太学完成培养合格的封建官吏的重要任务，宋朝要求太学教师要忠于职守、清正廉洁；其次，太学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学识层次。《宋史·选举志》三：“若进士、制科举前五名，礼部奏名前三名，府、监及广文馆第一人，或自太学得第者，皆不试而用。”《通考》四六：“绍圣元年（1094年），诏内外学官，非制举进士出身及太学上舍入官者皆罢。”

为督促太学教师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宋朝政府还建立了赏罚分明的考核制度。如果太学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成绩显著就给予褒奖。相反，如果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成绩低劣、品行败坏，太学教师会被予以降级甚至开除。

宋朝太学教师的管理体现了教育教学中教师起表率作用的特点，这种管理制度不仅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对我们现在的教育教学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元明清（鸦片战争之前）时期

元朝（1206—1368年）的学校教育制度大体承袭了唐宋的教育传统，借鉴了辽金的办学经验，在此基础上又结合实际创造出一些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新的办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体制，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元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学的教师主要由儒士即汉族知识分子充任，但也吸收了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些知识分子任教。中央官学教师皆由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宿儒、学者、进士等担任；而地方官学的教师则由通晓儒经的儒生担任。

元朝很重视中央官学即国子学教师的选任，“翰林院宜选通经史、能文辞者，国子学宜选举年高德邵、能文辞者”[90]；“国子监师儒之职，有才德者，不拘品级，虽布衣亦选用”[91]。

由上可知，元朝在国子学选用的教师的标准如下：第一，应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第二，应具有广博的知识，良好的智能结构。元朝统治者用此标准选用了大批合格的国子学教师，为元朝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这些合格的人才为巩固和发展元朝的政治、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明朝（1368—1644年）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是对唐宋以来教育的继承和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明初统治者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使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得到空前规模的发展，在全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育网络。

明朝对教师的品德、才能有严格要求。例如，选任高等学校教师的条件包括知识、德性、行仪、年龄等方面，“明初，国子祭酒、司业择有学行者任之”。“洪武初，司教之官，必选耆宿（指年高有德望者）”。“洪武三年，命择文儒性行端洁者充学官”[92]。《明太祖实录》二五四载：各堂教官所以表仪诸生，必躬修礼节，率先勤谨，使其有所观瞻，庶几模范后学。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1616—184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定都北京后，开始重视发挥文化教育事业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清代的教育体制，基本承袭明制，在中央和地方广泛设立学校，并制定各种严厉的学规，加强对各级学校和教师的管理。

顺治九年（1652年）清代颁布了直省儒学明伦堂的《卧碑文》，其中对地方官学教师的教学等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例如，师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惰。

清代对于八旗子弟的教育甚为重视，专门为普通八旗子弟设立了八旗官学，隶于国子监。八旗官学的教师分为助教和教习两类。顺治十七年，翰林学士折库纳奏准：“官学助教，宜选满汉文义兼通，德行纯正者，以为教官。”[93]“满汉文义兼通”的标准，对满族人而言是很高的。

雍正四年吏部议准：“国子监八旗汉文助教员缺，请按科分咨取举人、副榜十人，及由举人、副榜出身之傣深笔贴式，每旗五人。翻译助教员缺，于翻译傣深之笔贴式内，每旗咨送十人。考试缮写，录取依次补用，不限旗分”。[94]从举人、副榜中考试选取，说明汉文助教的素质是颇高的。

综上所述，中国历代官方学校对教师都提出了严格的资格要求和规定，选择标准大致包括品德、学识、威望、身体健康、年龄等几个方面。

[1]《论语·宪问》。

[2]《论语·卫灵公》。

[3]《论语·述而》。

[4]同上。

[5]《论语·子路》。

[6]《论语·为政》。

[7]《论语·公冶长》。

[8]《论语·述而》。

[9]《论语·卫灵公》。

[10]《论语·学而》。

[11]《论语·里仁》。

[12]《论语·述而》。

[13]《论语·为政》。

[14]《论语·述而》。

[15]《论语·子罕》。

[16]《论语·为政》。

[17]《墨子·公孟》。

[18]同上。

[19]《墨子·修身》。

[20]《墨子·修身》。

[21]《墨子·耕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