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节选1（第1页）

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节选）[1]

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前，比较教育研究重视因素分析法和历史法的运用。因素分析法的先驱——英国的萨德勒认为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为了真正了解外国教育，必须考察该国教育制度的社会背景。汉斯则对影响教育的诸多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把它分为三类：自然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宗教因素（罗马天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康德尔继承了萨德勒的观点，认为要了解和评价各国的教育制度，需要对影响教育制度性质和发展的历史传统、国民态度、政治和经济诸因素进行分析。他强调运用历史法，并认为比较教育是教育史的延续。60年代以后，比较教育研究逐渐重视实证研究，但是实证研究也离不开因素分析。因为任何教育制度和事实都与教育系统外部的因素有关。将外部因素做横向的分析，就是通常说的因素分析法；将外部因素做纵向的分析，就是历史法。因此，因素分析法和历史法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在运用因素分析法和历史法的过程中，还需要与其他方法结合，如文献法、调查研究法、实证法等。

影响教育制度和事实的因素很多。汉斯将它们分为自然因素、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如果从人类的基本社会活动来分，影响因素又可以分为政治因素、经济（生产）因素、文化因素等。研究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教育政治学；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有教育经济学；研究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有教育文化学。但是这些学科只是从一个平面上将教育与其他社会活动联系起来研究，比较教育研究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的纵横的多维性。从空间上看，它是跨国家、跨地区的；从时间上看，它以当代为主，追溯到历史的影响。因此，它又是分门别类的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

前面我们简单地论述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因素分析法和历史法，目的是要引出本课题的研究。比较教育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比较晚。当世界比较教育研究搞得火热的时候，我国却正关起门来搞“**”。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打开门户，才看到五彩缤纷的教育世界，比较教育才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十多年的时间里，比较教育研究经历了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以后及“七五”规划前期，主要是介绍几个工业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及战后改革的动向；第二个阶段是“七五”规划至“八五”规划前期，主要是对各国教育制度和各种专题进行比较；第三个阶段则是“八五”规划以来，研究扩大到许多后发展起来的国家的教育制度和国际教育问题。我们发现，在前两个阶段的研究过程中，分析影响教育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比较多，分析影响教育的文化因素比较少，而各国教育制度和事实单单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来分析又觉得难以解释。虽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总觉得有隔靴搔痒的味道。例如，美国、法国、德国都是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它们的教育制度和处理教育事务的方法又大相径庭，即使同处欧洲大陆，法国和德国的教育也大不相同；而社会制度不同的东方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的教育传统却有许多相同之处。这是为什么？现在教育界都在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当然，最主要的是学习邓小平理论。但是，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应该做些什么贡献？于是，我们就想到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就很难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也就难以使教育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因素分析法和比较历史法，并采用文献法、调査研究法，研究对象国主要是中国、日本、美国及欧洲诸国。研究结构是先分析各国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的关系，再在观念形态上做专题比较。

第一章概论

第一节民族文化传统及其演进特质

一、文化概念的界说

为了弄清民族文化传统及其演变过程，首先要对文化做一个界定。文化概念的界说，众说纷纭，至今国内外尚无公认的定义。据说，关于文化的定义有200多种。

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2]他们在论述这个概念时提到，英美传统的文化研究者将文化理解为既定事实的各种形态的总和，即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而德国传统的文化研究者则将文化理解为一种以生命或生活为本位的活的东西，或者说，生活的样态。[3]他们认为两种传统的理解都有片面性，文化表现在活动方式和活动成果两个方面。这是非常有创见的思想。

两位学者还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4]。文化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思想，即意识、观念等；第二层是文物，即实物；第三层是制度、风格。[5]庞朴则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成因，就是说它是人的本质的展开的表现和人的本质的形成的原因。”[6]他也把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物的层次（物质的层次）、心的层次（或叫“心理的层次”）、中间层次（心与物相结合的层次）。

两书在定义的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表明：第一，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第二，文化包括创造的活动和创造的成果；第三，文化是分层次的，即思想、制度、物质三个层次。所不同的是，庞朴更多地从人的本质出发来阐明文化的含义，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人又是文化创造的”[7]。三层次的文化分类法，也只是概略地描述文化的构成，很难写尽文化的所有方面。有人主张应把风俗习惯的要素，即行为文化，也纳入文化结构之中。尽管对文化的定义、内涵争论很多，但人们大体上有了基本统一的认识。

二、民族文化传统

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传统”或“民族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概念。因为文化总是具有民族性，是人类中某个民族所创造的；同时，民族的特性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所以，说“民族传统”，就是指该民族的文化传统；说“文化传统”，也往往是就一个具体的民族而言。民族文化传统是指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对现实社会仍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特质或文化模式。

民族文化传统具有下列一些特性。

1。民族性

前面已经讲到，文化总是由人类中的某个民族所创造的，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8]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和谐，西方人主张竞争、斗争。这就是不同的民族特性。这是从观念形态而言的，表现在物质上，两者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的艺术图案往往讲究差异、多样。民族性表现在文化的各个层面。

在当今世界强调国际化的时代，为什么要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这是因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们也总是喜欢斑斓多姿的文化。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有民族色，在国际上才越有地位。所谓国际化，主要表现为互相交流，互相了解，互相吸收对自己民族有益的东西，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而不是实行民族文化的融合，或者用一个民族的文化代替另一个民族的文化。

2。变异性

“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因此，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总是发展的、不断变革的。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尽管十分复杂，但它离不开发现（findiing）、传递（transfering）和创造（making）这四个基本环节。

所谓发现，是指挖掘和利用已经存在的但未曾受到注意的文化。发现分为两种。在时间意义上，发现是指对过去的文化进行发掘和利用。例如，我国汉代的古文学派就是因为在孔子故居的夹壁墙中发现了大量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资料而兴起的。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通过对古希腊文化的发掘而产生并弘扬发展的，形成了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传统。在空间意义上，发现是指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它又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文化主体通过渐进而和平的文化交流，主动地发现和吸收异质文化。中国历史上的佛学东渐就属于这种情况，从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到唐朝时的兴盛发展，中国文化对之进行了长时间的消化与吸收，而这主要依赖中国学问僧的翻译介绍、西行求法和宣讲言教等积极活动。另一种是在两种文化的强烈撞击和矛盾冲击下，文化主体被迫吸收异质文化。如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文化。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关键还在于文化主体能不能吸收。一般来说，发现都伴随着创造过程。因为发现旧有文化和吸收异文化本身并不能使这些文化融合于现有文化之中，还需要创造性地把它们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

如果说创造和发现都属于生产文化的环节，那么，选择和传递就大体上属于保存文化的环节，它们与文化传统的形成更具有直接的关系。选择，就是根据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需要，并基于当时对文化的理解，淘汰或保留已有的文化产品。文化，除了物质层面的文化产品以外，制度、观念都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它们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生产方式变革了，上层建筑也必然会变化，特别是一个时期的统治阶级，也总要选择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观念、制度。因此，适应其需要的就保留下来，甚至把它发扬光大，不适合的就被淘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西汉时董仲舒的“独尊儒术”，都是一种文化选择。物质文化也有一个选择问题。不同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的需求不断变化，对原有的物质产品就有一个淘汰和保留的问题。每一个时代都在对文化进行选择。选择的内容有两种：一种是对已有文化的选择；另一种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选择的方式有的是自上而下的，由统治集团明令禁止或倡导发扬；有的是自下而上的，先在民间流行，然后逐渐影响到上层阶级。

传递，就是将既存的文化产品在时间和空间上加以延伸，以期在不同的地域和久远的将来仍可保存其文化。其中，时间上的纵向传递是形成民族文化传统的最直接因素。传递与选择是分不开的，传递过程中必然会有选择。传递文化的主体往往会根据时代的要求和自己的需要，强调或者增加一些东西，贬斥或者舍弃一些东西。

所谓创造，就是建立前所未有的新质文化的过程。它包括具有起始意义的创造和在一定文化基础之上的再创造。就我国而言，中华文化的创造和奠基时期是先秦时代。根据考古学的充分证明，我国早在约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就产生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派别。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其他文物表明殷商时期，我国已经创造出具有较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文化思想；至周代，“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逐步建立和形成了在我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宗法制度和礼制，这种制度在我国维持了几千年。时至春秋战国诸子蜂起，学派林立，中国进入了辉煌的文化创造时期，中华文化确定了基本走向。由此可见，民族文化的形成必须首先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当然，我们不仅在文化的奠基时期需要创造，在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创造，即在一定文化基础之上的再创造。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集体，中华民族文化就是不断吸收、融合各民族文化的优秀内容而发展起来的。例如，中国的民乐就是集各民族的乐器而成的；中国妇女穿的旗袍，本来是满族的服装。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华文化已经吸收了许多西方文化的精华。总之，创造始终是民族文化发展最重要的环节。

上述四个基本环节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配合，综合地作用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和演进，甚至很难把它们清楚地分成四个环节。上面讲到，选择与传递大体上属于保留已有文化，但是选择实际上也是一种创造，因为选择以后必然会或多或少地改变原有文化的性质。分开来论述，不过是为了方便起见。特别是这四个基本环节都毫无例外地依赖于教育，统一于教育，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谈到。

3。稳定性

文化传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上，从众多的文化事相中提炼、凝聚而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摆脱了具象性，而成为具有一定共性的文化。因此，相对于变动不居的文化事相，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文化传统的稳定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明显的表现。在时间上，它表现为惯性，即文化传统发展变化的速率和节奏并不与时代的发展保持同步，而是落后于后者，所以文化传统往往是过去时代的反映。在空间上，文化传统的稳定性保持了文化本身的独特性，即它维护各民族文化原本不同的发展轨迹，使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保持着各自的独特性，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文化传统又可称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