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关于北京师范大学师范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第2页）

从国际师范教育的发展经验来看，我们认为这一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前者应当成为后者的优势，而不是后者的否定；后者也应是前者的特色所在，而不是它的累赘或对立面。所以在办学方向上我们当朝着提高和整合师范性和学术性的方向考虑问题，让我们所有的优势学科例如中文、历史、数学等学科放开手脚在学术性上大踏步前进，也让我们的教育科学和师范生的教育素养发展走向更高水平。既要使北师大成为全国知名的一流学府，又要使之成为在师资培养方面绝对领先于全国所有高等院校的一流重点大学。

我们在师范教育体制上进行改革的实质，是要完成国家实际需要我们完成的、由师资的定向型培养向定向型、非定向型培养相结合模式的方向转移。应当说明的是：这一转移并不是要使全国的师范大学都变成北京师范大学这一种体制（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师范院校仍然应当在改进质量的前提下基本保留定向培养的模式），而是要使目前我国封闭的、划一的师资培养格局走向开放、多元、综合，以适应国家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多层次需求；定向型、非定向型师范教育模式都是师范教育的形式，北京师范大学的这一方向性转移是适应新形势，加强而不是削弱我们继续作为师范大学排头兵的特殊地位。

第三，学校体制上的缺陷

目前我们一方面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尤其是高层次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们又负荷太重，无法满足社会的这一需求。一方面我们急需通过学校的更大发展去改变我们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不佳等瓶颈性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自身体制上的制约而不能使学校得到更大的发展。一方面我们拥有全国一流的教育科学的研究和教学队伍；另一方面，由于科系、所系、院系隔膜严重，我们并没有形成我们本该拥有的合力。在教育系科方面，一些专业已经或正在失去就业市场，而社会急需的研究生层次的教师教育又无足够的精力加大力度。此外，我校师范教育体制上的一个致命性的缺陷是学科教学队伍建设严重滞后。由于种种原因，队伍分散、人员老化，后继无人现象严重，现有人员素质较差。这使我们比重很小的学科教学论（教学法）课程和教育实习等教育环节低效、乏力，也使我们的师范性大打折扣。师范教育体制上的上述矛盾如果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则前景堪忧。我们认为，在师范教育方面我校至少面临着以下两大挑战：

其一，综合性院校的挑战1999年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有条件的综合性大学可以办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因此可以这样说：国家不仅已经意识到现存师范教育体制的不适应性，而且已经为师范教育体制改革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这一体制上的变化有可能使我国的师资培养体系发生划时代的变革与飞跃，我们应当持完全欢迎的态度。但是，如果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真的开始了师范学院或教育学院的尝试，综合性大学具有的优势将使我校目前的师范教育模式遭受最大的冲击。这是因为，综合性大学具有的名牌效应比我们更强，它们具有的学术实力整体上高于我们，它们也已经和更有可能得到国家、社会更大的物质和其他条件上的支持。鉴于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的日渐逼近，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教师待遇的相对稳定和逐步提高，以及综合性大学对学科综合性的天然需求，这样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

其二，兄弟师范院校的挑战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不少兄弟师范院校已经开始了比我们更大力度的改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已经完成教育、心理等学科的力量整合，组成了教育科学学院、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在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已经成立教育科学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和教育科学研究院。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措施是把各学科的学科教学论队伍集中组织、加以强化，并已成为教育科学学院中的“学科教育研究中心”。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已经开始酝酿实验师资培养的“4+2”模式——4年专业教育加2年教育类课程培养的培养模式。应当这样说，目前不同形式的师范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在各兄弟师范院校启动。它们的一些做法已经成为我们进行改革的宝贵经验。目前和其他师范院校相比，我们似乎仍然拥有一些明显的优势。而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所必然导致的新的格局之中，未来我们还是不是全国师范教育的“排头兵”，甚至我们还是不是一所一流的师范大学，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简单地说，由于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不进行相当力度的改革，北京师范大学就没有更好的出路。

北京师范大学要迎接挑战，成为能够让国家和人民满意的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师范大学，当务之急是必须解放思想，努力挖潜，将自身的优势或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展现现实性的世纪辉煌。

三、北京师范大学师范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

北京师大要解放思想，发挥优势，进行师范教育体制的改革，我们认为，今后应当有所作为的几个方面是：

（一）形成多级分流、层次化、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格局

既要使北京师大成为全国知名的一流学府，又要使之成为在师资培养方面绝对领先于全国所有高等院校的一流大学，关键是要明确我校的培养目标。我们不同于一般师范大学，我们培养的师资主要应当着眼于最高层次——重点高等院校的学术性师资。北京师范大学应当真正成为未来中国“教育家”的摇篮。与此同时，作为师范大学我们也要培养中小学所需要的一般性师资。我们要努力形成多级分流、层次化、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格局。

应当以学制改革为龙头，变面向中学教育的单一四年本科教育的学制为多级分流的学制，纠正大学教育“严进宽出”的弊端，适应社会发展对基础教育所需师资的多样化要求。具体而言，可以让学生入校1年后（经过一些基础性课程学习），进行一次“专业分流”，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在入校3年后，进行一次“职业分流”，有一部分学生继续在自己的专业上深造，这部分学生的目标是继续在专业方向上完成硕士、博士教育；有一部分学生通过适当筛选，进入“教育专业硕士”课程学习，通过3年的学习，获得教育专业硕士文凭，成为各大中城市重点中学各学科教学的学术带头人；剩余的一部分师范生通过1年的学习，获得师范大学的学士学位，成为各地中小学的一般性师资。其中第三类学生的人数将逐年递减，但不能取消，以保证优胜劣汰机制的完整性。争取在5～10年的时间内使这三类学生的比例数为2∶2∶1（注：这个比例不包括非师范专业的学生）。以上分流将使我校形成高规格师资和一般性师资两个层次，教育性人才和学术性人才培养相统一的多层次、多元化人才培养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将使我们重点师范大学的特色突出出来，既加强我们的师范性，也同时加强我们的学术性。

对于师范体制改革来说，在三年级结束时进行的第二次（职业）分流十分重要。我们主张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试点，建立适度的筛选机制，保证一批愿意从事教育事业且成绩优秀的大三学生成为教育专业硕士甚至成为教育学硕士、博士的候选人。同时通过鉴别允许另外一批学习成绩优秀的师范生继续进行专业学习，通过国家考试，朝本学科硕士、博士的方向努力。不能通过考试者，我们应当争取教育部的支持，允许他们以非师范专业毕业生的资格进入就业市场。其他学生则继续进行现有模式的师范教育，成为一般性师范毕业生。这样，在第四学年，前两类学生则继续进行专业课程的学习，后一类学生则进行现有模式的教育类课程的学习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在课程改革上予以配套的保障。

（二）建立学术性课程与教育类课程的分阶段实施的多元化学制模式

为了克服以往学术性课程和教育类课程的矛盾，我们的建议是采取学术性课程与教育类课程的分阶段实施的“4＋2”学制模式。所谓“4＋2”模式，就是说在本科阶段4年中，我校师范专业的大多数学生主要接受本专业的学术性课程方面的教育，使之成为在专业能力上与综合性重点大学居于同等水平的本科生。在这个基础上，属于师范专业、本人也有从事教育事业志趣的本科生，在经过一定筛选的前提下，再进行2年的教育类课程的学习（也可安排适当学分的各专业的学术性提高课程），使之成为专业后劲十足，且有足够的教育教学实际能力的教育专业硕士，有学术兴趣的可以进一步培养为教育学硕士、博士。与此同时，我校也可向全社会公开招收来自教育、教学一线的具有本科学历的中小学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也可以招收其他综合性大学愿意从事教育事业的本科毕业生，使他们经过2年左右的教育类课程培训，成为教育专业硕士或教育学硕士。这样就可以形成本科毕业就业的学士、本科毕业后进一步深造形成的各科教育专业硕士，以及社会上有实践经验的教师进一步提高后成为学术型师资等多元人才培养格局。

进行学制改革必须依据国情、校情，争取和创造条件，稳妥且坚定地推进。在程序上可以以5～10年为期，逐步过渡。在过渡时期，可以考虑由点到面逐步推开。第一年，可以以中小学师资需求较大的中文、数学两个专业为起点进行改革的实验。也可以在7个人才基地中通过自愿原则选择其他科系。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逐步将这一改革覆盖到全校所有师范专业。

（三）进行教育类课程改革

“4＋2”模式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的重点是教育类课程改革。由于“4＋2”模式中后2年教育类课程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教育理论素养和教育教学技能，使学生成为教育专业硕士，因此对这一类学生的教育类课程必须本着全面、实用的原则进行设置。

所谓“全面”原则，是指课程设置必须满足中小学实际教育过程的基本需要。参考国外和港台地区开放性师资培训的经验，我们建议开设以下课程：a组：德育论、课程论、教学论、学科教学论、教育管理；b组：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与心理咨询；c组：教育技术、教育科研方法；d组：中外教育史与比较教育研究、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与教育法学、教师伦理学；e组：特级教师讲座、教育见习与实习等。a、b组属于教育基础性课程；c组属于教育技能性课程；d组属于教育文化类课程；e组属于教育实践类课程。以上五组课程只是一种教育类课程粗线条的建议，可以依据中小学实际教学需要及其重点进行筛选，确定课时与学分。此外也可以结合不同专业发展的需要开设一些专业提高课程，但是比重不宜过高，一般不超过14。

所谓“实用”原则，是指所有课程的教学都必须以注重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重点，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形式上，应当在注重基础知识教育的同时注意与实践环节的结合，采取请进来、走出去，教育学术专家与实践专家合作的培养模式。同时借鉴工科教学模式，加大教育见习、实习环节的课时比重（可以采取每学期一见习，每学年一实习的方式）。也可以借鉴德国模式，加大见习和实习等实践性教育课程的比重。

对来自教育一线的学员的教育专业硕士课程，可以参照以上模式实施，也可以有适当的灵活性（比如增加一些学术性专业提高课程的比重）。对本科毕业后有从事教育学术研究兴趣和能力的学生，可以在补充适当教育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与教育学专业的学生一样接受教育学专业课程的学习，成为教育学硕士、博士。目前教育学科（教育系、心理系）本身所招的本科生除了面向市场自主择业外，主要要控制规模，向接受研究生教育、成为教育学硕士、博士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为了完成培养中小学所需要的一般性师资的任务，我校应当实行师资培养的“双轨制”。对仍然按照目前模式进行的本科师范生的培养工作，应当注意改革公共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论的教学形式，提高教育见习与实习的质量（比如，公共教育学、公共心理学可以用专家主题讲授的形式取代现行的一个教师讲到底的授课形式），以满足和加强我校本科师范生的教育素养和实际教学能力，提高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四）实施院系调整，结构重组，实现强强联合

师范教育的重要基础是教育科学。如果我们想在10年以内完成师范教育模式的改变，就意味着将有40%以上的师范生要修习教育硕士课程，再加上中学一线教师中的部分人要重新申请教育硕士学位，这对于我校的教育学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以现有教育学科各系所的状况而言，很难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因此必须进行教育学科组织结构的重组。为了保证学制、课程改革的实施，也必须进行这样的结构重组，实现强强联合。我们建议可以主要依据课程改革的需要来调整教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机构。新的教育科学教学与研究机构可以分为两大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育科学学院主要包括教育学系、学前教育系、特殊教育系、教育管理系、心理系和学科教学研究中心等。这些系科现有的本科生教育仍然主要是定向培养成为合乎国家师资培育需要的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教育管理等方面需要的师资和教育人才。未来教育科学学院的任务除了现行教学任务之外，主要是要重点保证提供教育类课程的教学与相关研究。教育科学学院的人员组成应当根据现实教育改革的需要，从所有教育、心理和其他专业的系、所、院中挑选。鉴于我校目前学科教学论力量分散，一些学科教学论教学人员不称职等队伍建设严重滞后的实际，应当筹备成立学科教学研究中心。学科教学研究中心应当在目前各系从事学科教学论的教学人员中择优组成，不足部分可以向社会公开招聘。教育管理学院可与教育科学学院合成一个实体，两块牌子。其人员可与教育系管理教研人员合并，成立教育管理系，承担现在教育管理学院的任务，同时为教育专业硕士等教授教育管理类课程。

应当重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力量，形成合力。可以考虑组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为我校师范教育模式改革、为我国的教育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真正使我校成为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心，成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决策的智囊库，成为未来教师教育发展趋势的“风向标”。

教育科学研究院要在现在比较教育研究所、教育科学研究所、发展心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成。也可以成立新的研究机构。比如，为了服务于国家和学校的师范教育体制改革，可以成立“北京师范大学师范教育（或教师教育）研究所”。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任务除了一般性的教育科学研究之外，主要是为国家和学校的改革提供决策服务，同时也可以继续进行研究生教育。但是，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人员组成应当依据课题研究任务的需要为原则，一要少而精；二要在人员编制上与教育科学学院有适当的流动性，不合格的人员则应当辞退。学校应当从一流师范大学的定位对教育科学的发展予以更大的重视与支持。

（五）打破系科封锁，实施素质教育

由于我校目前各系科有意或无意的封锁，我校的优势并未充分发挥出来。打破系科封锁的主要目的是实施素质教育。具体做法是各院、系、所除了完成本专业培养任务之外，所有课程都完全向本校不同层次学生开放，让学生自由选课。这样做既可以使学生有较为开阔的知识视野和文化素养，也可以使我校各系教师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参与竞争、提升水平。课程开放也应当由点到面，逐步实施。借鉴先进国家师范教育课程通识化的经验，我们应当在打好基础上做出努力。一个可行的做法就是在专业分流之前分文理科实施专业基础教育和通识教育。所有理科学生都进行数学等学科的教育；所有文科学生都学习一些基本的文史哲知识。这也需要打破科系封锁、互相配合地进行。

（六）加强领导，形成全校支持改革的合力

师范教育体制改革事关学校兴衰，需要学校领导的集中领导与全力支持。为了全面应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应当成立北京师范大学师范教育体制改革专题决策小组。专题小组应当由校长、分管校长、教育学科专家和有关部门的领导组成。人员少而精干，办事效率高。

需要在人员编制、任务认可等方面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的需要、新的工作和新的贡献予以及时认可。一些系所目前存在的由于学校不将硕士课程班教学任务列入学校法定教学工作量而出现的困难，不能在改革环节中再度出现。应当建立专项出版基金，鼓励适应新课程的教材的编写工作，加强配套教材建设。在人事制度、招生制度上也应当建立面向改革、支持改革的新机制。后勤部门也应积极配合，提供必要的支持。

学校应当对师范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力所能及的最大限度的物质支持。在利益分配上应当对勇于承担任务与风险的单位提供优惠与奖励。应当动员全校师生理解、支持体制改革，形成精神和舆论上的有力支持。

（七）争取国家和社会的最大支持

我们学校的师范教育体制改革虽然目前只是一个学校的行为，但是一旦我们能够取得成效，必将对全国师范教育乃至国家的整个教育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我们改革的许多方面的工作也的确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有力支持。我们应当积极争取这一支持。我们认为需要争取的支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制度支持。需要国务院、教育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我校的体制改革予以高度重视、理解和全力支持。首先是国家要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改革思路。其次是给我们适当的特殊支持。比如我们的一部分师范生在通过学校的职业分流立志成为本专业硕士，又没有通过硕士考试时，给予我们特殊政策，允许他们具有作为一般院校毕业生就业的资格。又比如，应当在“4＋2”模式所需的教育专业硕士、教育学硕士及后续的博士招生指标上向我们倾斜。对教育专业硕士的规定性也必须做相应的调整（根据国家目前的规定，教育专业硕士主要招收有教育实践经验的学士学位获得者）。在我们培养出较高层次的毕业生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对我们的教育专业硕士的工作安排、工资待遇等方面做出配套的规定，等等。

第三，争取地方政府的合作与支持。我们这次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为国家培养急需的高规格的师资。但是我们的培养如果得不到地方政府的合作与支持，我们的改革就会严重受阻。我们应当立足长远，与有关省市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可以考虑的形式有合作培养、定向培养、联合办学、建立分校等。应当利用我校的无形资产形成我们独有的师资培养的名牌效应，使我校在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现在设想和即将实施的改革是一场涉及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也涉及全国教育事业发展，乃至涉及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伟大事业。我们应当充分认识这一改革的伟大意义，勇敢和坚定地承担起北师大人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改革我们的师范教育体制，使百年老校北京师范大学再造辉煌，为21世纪全国师范教育的改革开风气之先，做出北师大应有的贡献。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成有信、袁锐锷等多位专家的观点，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