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文化研究1（第3页）

文献研究要与田野研究结合起来，从文献研究中找到文化的源头和线索，用田野研究来验证文献中的真伪，起到互相补充、互相引证的作用。历史遗承下来的文献大多是由史官记录下来的，有时与实际有很大出入。因此，鲁迅曾经提倡研究历史还需看看野史和杂记。因为正史往往是“官修”或“钦定”的，粉饰太多，不可信。野史和杂记自然免不了有讹传，但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真实情况。[25]即使现在的一些文献，也有与实际相出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应该是最权威的，但那些统计数据也都是各国政府报上去的，里面难免有水分。例如，1990年美国布什总统提出要“重建美国学校”，要建1000所新学校。1991年，我访问美国时，问那里的教授，新学校建得怎样了？他们说，那是政治家的口号。可见，文献研究必须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才能了解真实的教育现象。

总之，文化研究作为教育研究的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长期以来我们对教育的文化研究比较忽视，因此，对一些教育现象难以透彻地理解。本文就是想抛砖引玉，引起研究者对教育的文化研究的重视。

[1]原载《中国教育科学》，2013年第2期。

[2]王承绪主编：《比较教育学史》，63～6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该研究成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于2004年10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5]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1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6]钱穆：《文化与生活》，1页，台北，乐天出版社，1969。

[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25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3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9]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0]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5～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2]［日］南博：《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转引自顾明远主编：《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7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3]［英］赫·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胡毅、王承绪译，5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14]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48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5]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35～38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16]王军、董艳主编：《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18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17]吕传汉、汪秉彝主编：《中小学数学情境与提出问题教学探索》，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18]罗永超：《侗族数学文化中的2与12及相关计算》，载《凯里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19]朱旭东：《比较教育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见王英杰、曲恒昌主编：《教育人生明志致远》，93～102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20]孙开元编译：《“片面的实话”》，载《报刊文摘》，2013-02-27（摘自2013年2月18日《环球时报》）。

[21]周洪宇、雷万鹏主编：《中国教育黄皮书》，116～128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

[22]［英］埃德蒙·金：《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王承绪等译，3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23]［英］埃德蒙·金：《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王承绪等译，15页。

[24]［英］埃德蒙·金：《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王承绪等译，6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25]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见《鲁迅全集》第3卷，1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