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科学走向现代化之路纪实1（第2页）

第一件事是1951年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全国开始展开批判运动。在这之前一个月《人民教育》第2卷第6期发表了张凌光的文章《评“活教育”的基本原则》，对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进行批判。以后又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进行批判。

第二件事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9月，北京、天津20多所高等学校教师开展了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很快就在全国开展起来。在教育界开展了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

第三件事是1955年至1957年关于教育方针的讨论，以及毛泽东对教育方针的论述。1955年2月9日《人民教育》2月号发表了张凌光的文章《实行全面发展教育中若干问题的商榷》。文章引起了一场关于“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的讨论。一派意见认为，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应该加上“因材施教”；另一派意见认为，全面发展中就包含着“因材施教”。这个讨论一直持续到1957年上半年，直到毛主席发表教育方针以后才结束。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我国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此，我国教育理论体系中就有教育方针这一章。这个方针不仅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培养目标，而且为中国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1958—1966年“左”倾思潮时期

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个小阶段是1958年至1960年，是大跃进、大革命年代；第二个小阶段是1960年至1966年，是调整的年代。

从1958年开始，全国沉溺在“大跃进”的**中，“大炼钢铁”“赶英超美”成为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教育战线也不例外，除了大办教育以外，“教育大革命”以“左”倾浪潮冲击了教育科学的建设。“拔白旗，插红旗”，一切权威被打倒。为了贯彻“大跃进”和“群众路线”的精神，大学本科生参加或单独编写了教育学教学大纲和教材。

1958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至1960年完全破裂，苏联开始撤离专家。教育理论界开始了对苏联《教育学》的批判。

早在1955年，就有人提出不能生搬硬套苏联教育经验，应该走自己的路。1955年夏，教育部在上海召开高师教育学教学大纲讨论会，提出要“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学”[12]。中苏关系的恶化加剧了对苏联《教育学》的批判。1958年开始进行内部批判，批判它不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要党的领导，还批判它是书本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等。1960年3月7—12日，5月16—21日，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各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提出，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方面批判修正主义，挖18、19世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老祖坟”，并在教育战线进行教育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批判开始半公开化。例如，《人民教育》于1964年第6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章；1965年第2期上刊登了《冒牌的马克思主义教学论》，第3期上刊登了《“智育第一”的思想必须批判》等文章。[13]

对苏联教育学的批判是猛烈的，但并未切中要害，因此也是无力的。苏联教育学的基本观念、教育制度、教学模式以至教学方法已经被我们全盘接过来，而且有所发展，并未因对苏联教育的批判而有所改变。相反，把全盘接受过来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传统，完成了苏联教育经验的本土化。这似乎是矛盾的、很奇怪的现象。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种现象并不奇怪。第一，当时两国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虽然我们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但从意识形态来讲，当时苏联奉行的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两个国家都强调党对学校的领导，直到苏联解体。第二，两国都是计划经济，统一领导。全国统一的专业，一套教学计划、一套教学大纲、一套教材，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第三，苏联教育理论并非是苏联独创的。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实际上是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翻版。新中国成立前自接受西方教育思想以后，一直受到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影响。所以，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在刚开始的时候，一部分知识分子尚有抵触，后来一看，和原来的一套也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很容易就接受下来。

对教育科学发展影响很大的一个事件是1958年对心理学的批判。1958年8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邀请京津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的教师、研究人员举行座谈会，批判心理学中的“资产阶级方向”。会上，一些发言者认为心理学教学的“资产阶级方向”主要表现为：第一，以心理分析代替阶级分析；第二，排除阶级社会对人的心理影响，极力从生物学的观点说明人的心理现象；第三，宣扬资产阶级观点和庸俗趣味。1958年8月15日，《光明日报》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并发表社论《拔掉资产阶级教育科学中的一面白旗》。此后，各地师范院校及综合大学中的心理专业相继开展对心理学的批判。在这次批判中，把心理学说成是“伪科学”。[14]教育学以心理学为基础，这次批判动摇了教育科学发展的基础，阻碍了我国教育科学现代化发展之路。对心理学的批判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平反。

1959年下半年，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市教育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教育学会等组成上海教育学编写组，“试图编著一部具有真正中国气派的、一流的社会主义教育学”。1960年印出了《教育学（初稿）》。这时期的教育学教材，还有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前身）编的《教育学讲义》、南京师院编的《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编的《教育学讲义（初稿）》、上海市师范学校编的《教育学讲义（试用稿）》、华南师范学院编的《教育学讲义（初稿）》、华中师范学院编的《教育学（初稿）》等。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列宁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1版，1963年第2版）、《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格鲁兹杰夫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等。[15]

1960年由于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全国进入调整时期，教育领域的“左”的倾向有所遏制，教育科学建设出现转机。1960年10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筹备3年多时间以后终于正式成立。1961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选编计划会议（简称文科教材会）。开始组织编写教育学，由刘佛年任主编。经过多次修改，1962年第1次印刷试用，但“**”以前终究没有正式出版。直到1979年，经稍加修改才正式出版[16]。

但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却越来越紧张。1960年教育界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量力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并且开展了缩短学制等教育改革实验。1963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在教育战线讲阶级斗争，首先从批判母爱开始。1963年5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斯霞与孩子》的文章，报道了南京师范大学附小斯霞老师的事迹。斯霞老师以“童心”爱“童心”，认为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要“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斯霞的名字也顿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当时批判之深入和广泛是空前的。几乎动员了教育界的所有理论工作者，除各大报刊外，《人民教育》在同年第10期上发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三篇文章。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为题，认为所谓“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为了批判母爱就要挖老祖宗，一直批到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他们都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三）十年浩劫时期

“**”十年浩劫，教育科学被摧残殆尽。全国高等学校7年没有招生，全国师范院校教育系几乎都被撤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也被撤销。我校唯一一所教育研究机构——外国教育研究室停止了工作6年多，也差一点被撤销，幸好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召开外语工作座谈会时问起1964年建立的几个外事研究机构的情况，才被工宣队留了下来，并开始恢复工作。从收集资料开始，陆续出版内部刊物《外国教育动态》。这个刊物可以说是“**”后期中国唯一的一个教育期刊。但也只是从反帝反修出发介绍各国教育改革的动态资料，谈不上科学研究。

对我国教育事业和教育科学摧残最严重的是“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1971年4月15日—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四人帮”控制下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心论点是“两个估计”，即“**”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纪要》还将“全民教育”“智育第一”“知识私有”“个人奋斗”等称之为17年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17]。

这个《纪要》是“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别有用心地歪曲“**”前17年教育的事实，是对我国教育和教育科学毁灭性的摧残。

（四）拨乱反正时期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的“**”。经过拨乱反正，教育事业得以恢复和发展。然而，由于长期的“左”的思想占支配地位，“左”倾错误的影响依然存在。在“两个凡是”的束缚下，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继承革命”。直到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以后，形势才出现了转机。

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以后，首先抓教育。1977年5月，他两次召开座谈会，首先提出人才问题，他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抓教育。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77年9月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两个估计”是错误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18]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此后，教育界开始了对《纪要》的公开批判。推倒“两个估计”，极大地解放了知识分子的生产力，使全国知识分子重新焕发青春。

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是恢复高考。“**”导致高校7年没有招生，1970年清华、北大被批准试点招生，条件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际经验、年龄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办法是：“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分配原则是：“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1973年，全国高等学校开始按照上面清华、北大招生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是，招来的大学生文化知识太差，不能胜任大学课程的学习。同时走后门拉关系十分严重，群众意见很大。一时间，“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弥漫全国。

1977年8月4—8日，邓小平组织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应邀参加的有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邓小平发表讲话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9]高等学校入学全国统一考试像一股强劲的春风把读书无用论的思想一扫而光，使青年人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

1978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国开展了讨论。这场讨论的实质是解放思想，推倒“两个凡是”，对邓小平复出和改革开放起到思想准备的作用。但解放思想作为一条思想路线，直接影响到教育科学的重建与发展。

1978年3月和4月分别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两次会议对教育战线进行拨乱反正，为我国教育事业和教育科学研究走上正轨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有一件事是对教育科学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就是于光远发表了《重视培养人的研究》的文章。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提出，教育这种现象中，虽含有上层建筑的东西，但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后来形成文章《重视培养人的研究》，发表于《学术研究》1978年第3期。于是引起了教育界对“教育本质”的讨论。这次讨论参加人员之广泛，持续时间之长久，是前所未有的，对教育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段时间里还有两件事值得提一提。一是1978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董纯才任所长。从此教育科学研究有了自己的机构。后来各省市也先后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或研究院。二是1978年7月5—1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全国外国教育学术讨论会，有5所大学的50多位代表参加，讨论了国际教育改革的动向，商讨外国教育研究的规划，这可以说是“**”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教育学术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