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文化研究1（第2页）

一是从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出发，教育对文化进行选择。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总是把有利于它统治的内容作为教育的内容。我国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一种文化选择。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然是对文化的一种破坏，而独尊儒术则影响了我国教育2000多年。近代以来，中国的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文化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是一种文化选择。这些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教育对文化的选择。

二是从教育规律出发，教育要根据儿童青少年的年龄特点，选择有益于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且适合于他们学习的文化内容。课程改革历来是教育改革的内容，课程的设计就是对知识的一种选择。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知识不断增长，学校教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人类创造的所有知识都传授给学生，必须选择最基本的、最新鲜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从我国语文课本中的课文变化就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对文化的选择。

三是从育人的目标出发，选择优秀的文化内容传授给学生。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总会有优秀的内容，也会有某些低俗的内容，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文化在旧时代可能被大家所接受，但后来变成落后的东西，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学校教育总是会选择优秀的、高雅的文化来陶冶学生，避免社会上流传的低俗文化进校园。

对待外来文化，教育更有一种选择的功能。文化总是在各民族间交流发展的，教育既要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要吸收世界上一切文化的优秀成果。这就需要对外来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认真选择，把外来的优秀文化，或者符合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容传授给学生。

第三，教育具有创造文化的功能。教育通过选择而传播的文化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文化，因此教育总带有文化创造的意义。就拿儒学来讲，经过董仲舒、朱熹等诠释的儒学已经不是原本的儒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都对儒学经典做了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儒学文化的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创造。宋明理学吸纳了佛教的思想内容，更是对儒学文化的一种创造。

学校教育在文化创造中起着重要作用。学校的任务，特别是大学的任务，一是培养人才，二是创造知识，两者紧密结合。学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开展学术研究，创造出新的知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丰富和创造了人类文化。中国古代的书院、欧洲中世纪的大学，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现代高等学校更是文化知识的策源地，许多新的科学技术都是在学校的实验室里首先创造出来的。即使是中小学校，在课程改革、教育改革中也在创造着新的文化。[15]

三、教育的文化研究是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

教育研究是研究教育现象的，要了解某种教育现象的本质、它的发生发展，评价这种教育现象的优劣，或者分析它的经验和教训，就需要研究这种教育现象发生的文化背景。我过去曾经写过几篇文章，主要讨论比较教育的文化研究。但是，文化研究不限于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任何教育研究都需要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应该是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尤其像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虽然他们都生活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但各民族仍然保持他们的文化特点。因此，不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很难理解这个民族的教育。据有的学者的研究发现，不同民族在智力和非智力因素方面会有差异。例如狩猎民族的空间知觉辨别能力较强，农业民族的重量守恒能力比较发达。[16]贵州师范大学吕传汉、汪秉彝教授率领一个团队多年开展少数民族地区跨文化数学教育研究，发现许多有趣的问题，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许多数学概念在不同民族中有不同的理解。[17]例如，侗族有语言没有文字，母语中没有“零”（用“无”或“完”来表达）和负数的读法，没有无理数概念，但计数原理与现代数学相符。[18]苗族的服饰中充满着几何图形。不了解他们的文化，就不能了解他们的学习，不了解他们的教育。不仅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域也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即使是汉民族，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就拿食文化来说，各地都不相同，中国号称有八大菜系，就是不同地域的食文化。其他文化形态也各不相同，如安徽人喜欢黄梅戏，陕西人喜欢秦腔，河南人喜欢豫剧。这些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教育的价值观、教育内容和方法。因此，研究当地的教育不能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

教育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广泛的教育研究方法。宏观上可以做跨国跨民族的比较教育研究，微观上对一个地区、一个学校的研究也需要采用文化研究。就拿学校来说，由于学校发展的历史不同，学校的办学理念的差异，就有不同的学校文化。例如，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就有不同的学校文化。因此，即使研究一所学校，也需要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它呈现出来的教育现象。

有的学者把我提倡的教育文化研究的文化观称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观，其实不够确切。按照作者引用杨思信的概念，“文化民族主义，是指表现文化领域内的一种强调本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民族主义倾向”。[19]其实我只是把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第一，我并不坚持民族主义倾向。我认为文化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民族文化总是在各民族交往中互相吸收、冲突、融合而发展起来的。当然，强调本民族的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是每个民族都会坚持的。但这种态度是不是就叫“文化民族主义”，值得商榷。第二，我提倡的教育文化研究并非只限于跨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包括跨地区文化的研究。我是把文化研究作为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来的，当然，在论述文化概念的时候，突出了它的民族性，因为文化总是存在于某个民族中，民族也总是依存于它的独特的文化而存在。至于讲到地域的文化，这是一种亚文化，它也必定存在于某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之中。但在教育研究中也不能不研究亚文化对教育的影响。例如，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提出小学“六年影响一生”的理念，并运用电影《红岩》主题曲“红梅花儿朵朵开”作为其校园文化的标志。这就是利用了重庆这个抗日战争大后方和革命城市的文化来构建学校文化。我们要研究这所学校，就需要研究这所学校的文化背景。

教育研究的方法是很多的，有文献法、历史法、实验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测量法等。教育的文化研究也就是运用文化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现象，是方法论的概念。开展教育的文化研究，要注意几个基本原则。

一是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相结合原则。现在国外都重视量的研究，中国更重视定性的研究、质的研究。我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起来，量的研究也为了说明质的性质，没有质的分析，光有量是没有意义的。反之，质的研究需要有数量来支持，没有数量的支持，质就没有依靠。科学研究讲真实，但有些真实并不全面反映事物的本质。最近看到《报刊文摘》中一篇从《环球时报》上摘编的小文章，很有启发。现抄录如下。

有位保安在一家公司里一干就是三年，从未出过差错。但是有一天，这位保安在值夜班时喝醉了。这对于他来说是头一次。值班经理发现了这位喝得醉醺醺的保安，于是在值班日志上写了一句话：“这名保安在今天值夜班时喝醉了。”

等保安醒过来，看到经理记下的这句话，知道这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是个抹不掉的污点，所以，他来到经理的办公室，请求经理删掉这句话，或者添上一句：“这在他的三年工作期间是第一次。”但经理拒绝了保安的请求，说道：“你说的是实话，但我说的也是实话，你今天夜里确实是喝酒了!”保安很是恼火，可无言以对。

第二天，轮到这位保安写值班日志了，他在日志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经理今天值夜班时没喝醉。”经理看到这篇日志时急了，他找到这位保安，让他修改或者补完一句话加以解释，因为保安记下的这句话是暗示说，经理只有今天夜里没喝醉，平时都是喝醉了的。保安笑了笑，对经理说：“我说的也是实活，你今天夜里确实没喝醉!”经理终于明白了，片面的实话未必就是实情，于是只好同意，互相修改了给对方的工作记录。[20]

这个故事虽然不是讲的教育问题，但对理解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很有帮助。“这名保安在今天值夜班时喝醉了”，这是质的判断；“这在他的三年工作期间是第一次”，这是量的概念。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全面了解那位保安，否则都是片面的。因此，任何研究都要把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联系起来。教育中对学生、老师、学校的评价也要把量和质结合起来，不能由一两次表现来评价他的全部，所以我们提倡全面性、经常性、发展性的评价。教育的文化研究是质的研究，但也要重视量的研究，才能充分说明问题。

二是客观性原则。客观性原则也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教育现象的判断要从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入手，充分了解其存在的背景，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并发现它的本质特征。文化研究切忌唯情绪化，用研究者的主观情绪去判断，不能先入为主，设定了框框；切忌用自己的文化观念去判断研究对象，需要坚持客观的态度，才能了解事物的真相。当然，研究者应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对事物的判断不是纯粹客观主义的，而是要做到主客观的统一。文化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我们还将在后面讨论。

三是全面系统性原则。教育不仅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在强**育的文化研究时，不能忽视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联系。前面讲到文化传统对教育的影响至深至远，但不排斥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对教育的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在进行文化分析时，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各种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因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毕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不过它一旦形成，就有相对凝固性。例如，中国职业教育不发达，固然与中国旧的传统观念“学而优则仕”有关，也与我国经济不发达有关。我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社会，因而不重视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技术工人的短缺就凸显出来。因此，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才提上议事日程。但人们的旧的观念并未改变，因此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最近，长江教育研究院发表了2013年度教育报告《中国教育黄皮书》，其中有一篇论述“建议放缓全面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文章。作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运用大量统计数据，发现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实施以来，报名招生的人数并未增加，免费政策并未起到激励青年报考职业学校的效果，因此，建议放缓全面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文章还详细深入地分析了免费政策未取得期望效果的多种原因。[21]我认为这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量的研究和质性分析的好文章，许多论点我是赞同的。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文章只运用了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中等职业教育报考招生下降的原因，缺乏文化学的分析。其实，歧视职业教育在中国由来已久。前面已经讲到，“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影响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而这种旧的传统观念不是短时间就能改变的。中等职业教育的免费政策正是为了扭转这种观念，让全社会都来重视职业教育。但作为文化的旧观念影响太深，再加上我们长期不重视职业教育，其教育质量较低，家长不放心把孩子送入中等职业学校。要改变这种状况，恐怕并非朝夕。但我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随着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前景看好，加上免费政策的鼓励，人们的观念才能逐步转变。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教育的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四是在发展中看问题的原则。教育是发展的，时时在变化，只有坚持发展的观点才能了解教育现象的真相。教育的文化研究特别要重视教育现象发展的来龙去脉，了解它是在什么文化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现在还有什么因素影响着它的发展。例如，我们要研究杜郎口中学教育改革的经验，就不能走马观花地到那里去参观一下，而是要研究其教育改革的背景，这20年来发展的情况。据我了解，杜郎口中学的改革，开始时并非是自觉的，但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提炼，逐渐由不自觉到自觉，认识到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这些年来他们的教改已有很大的发展，已经不是原来那种规定老师在课堂上只能讲多少分钟，主要让学生自学讨论的情况。他们经过总结提升，确立了“学生主体”的教育观念，提出学生“自学、共学、再学”的教学方式。同时，这是一所农村学校，它与城市学校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研究了当地的文化背景，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才能真正理解这所学校。我对它没有深入研究，因此也只能说出一些皮毛。近几年来，我国高等学校出现并校风、升格风，中小学出现集团化、超大规模化，恐怕都需要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分析。

四、教育文化研究中的主体和客体关系

教育的文化研究中有主体和客体两者的关系。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现象。一般来说，教育现象就是研究的客体，研究者是主体。但是在文化研究中还隐藏着两种文化：一种是研究者自身的文化，我们称它为主文化；另一种是教育研究对象拥有的文化，我们称它为客文化。研究者本身对研究对象来讲，是另一种文化（主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主文化的传统，也就是说已具有主文化的思维定式。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去研究客文化，就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所以，前面我们说到文化研究切忌用自己的文化观念去判断，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主文化的观点、思维方式，去理解、判断客文化的教育现象，要考虑到客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因为比较教育主要进行跨国跨文化研究。研究者主体（主文化）就需要对客文化有所了解。另外，比较教育首先是在西方国家开展起来的，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比较教育持现代化理论，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讨论各国教育问题，表现出很强的西方中心主义。我们历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家埃德蒙·金（E。J。King，1914—2002）比较客观，他持文化相对论观点，论述了主、客文化观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作用。他曾经批判西欧文化中心的观点，他说：“至少从18世纪的技术革命和政治革命以来，准自动性‘进步’的观点在西方思想界一直是一个基本观点，这种观点对我们了解如何产生变革并不总是有所帮助的。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一旦人们从政治奴役或工厂田间的艰苦劳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进步几乎会自动出现。因此，有些人把西欧教育或西欧文化看作许多小国和不发达国家可以追求的几乎不可避免的‘文化’顶峰。或者……他们就不可避免达到美国的生活方式……”。[22]我赞同他的观点。

当然，我们也不赞成东方中心主义。有些学者认为东方文化才是救世之主，特别在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际，似乎要用东方文化来拯救。这恐怕也是不切实际的。东西方文化都有可取之处，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为了做到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就要真正了解客文化的实质。教育的文化研究也是这样，不能用哪一种教育模式作为研究的标杆。

正确处理主、客文化的关系也适用我国国内的教育研究。我国是多民族国家，研究民族地区的文化，研究主体就要充分考虑到和尊重研究客体的文化，要避免“大汉民族主义”的文化观。

当然，要做到纯粹的客观性也是不容易的，正如埃德蒙·金所说的：“我们必须承认任何‘科学的’研究中都带有主观成分——特别是研究像教育这种涉及个人的、和文化密切关联的东西。”他主张在研究中两个主观都应该加入，即“在有关教育的辩论中我们自己主观的卷入；想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的人的同样主观的卷入”。[23]因此，我们在研究某一教育现象时最好请客文化的研究者一起参加。教育的文化研究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并不是持客观主义立场。研究者本身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失去了自己的立场观念，也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要借鉴别国的经验，在教育的文化研究中更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来取舍，以便能融入主文化中，即所谓本土化。但研究时对客体的认识应该是全面的、客观的，不带有主观性、片面性。

五、教育文化研究中的文献研究和田野研究

教育的文化研究为了真实了解某种教育现象的文化背景，最好的方法当然莫过于田野研究，也即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正如萨德勒曾经说过的，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不能只把眼光放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物上，也不能仅仅盯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而是要深入学校之外的街头、家庭中，去寻求“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捉摸的精神力量”[24]。但是这种方法对中国学者来说比较困难。一是语言问题，中国学者一般只掌握一门或两门外语，在比较教育的跨国跨文化研究中，语言就是最大障碍。欧洲学者比我们有优越性，他们能掌握十几门语言，许多原殖民地独立国家也都用欧洲语言。所以他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比我们发达。二是东西方文化差别太大，没有较长时期的生活经验，难以理解。

进行教育的文化研究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与已有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起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地区的文化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进行历史研究就要运用文献学方法，研究梳理该国家、该民族、该地区的有关文化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