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高等教育投资评价与投资政策有效性的研究（第1页）

三、关于高等教育投资评价与投资政策有效性的研究

（一）关于有效性与政策有效性的研究

在管理学上，有效性是指“产品在规定条件下保持规定功能的能力，也就是产品在整个寿命周期内处于完好可用状态的能力。”[65]有效性是与效率、效益紧密相关，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一个概念。徐晨（2008）认为，有效性是指政策投入对产出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的大小。效益是以实现政策目标的程度作为衡量政策效果的尺度。效率是政策效益与政策投入之间的比率。一个最有效率的政策并不一定能够取得最高效益，同样，一个效益很高的政策也未必就是最有效率的政策。[66]周圆（2008）认为，对效率的衡量通常有两个指标：一是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相同投入的条件下，产出越多时效率越高，产出越少时效率越低；二是产出的有效性，即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有效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或其他对象群体的需要。高等教育投资效率，实际上指有限的资源如何实现最有效的配置。[67]

政策有效性是指政策实施结果与目标预设之间的相关度。在教育学中，对教育政策有效性的理论研究极少，大多是从实证的角度探讨相关教育政策的实际效果。在经济学中，对“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分析相对较多。特别是财政政策有效性、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在经济理论界均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胡琨（2004）在其博士论文中就具体探讨了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概念与内涵，他认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是指财政政策能否影响实际总产出，以及影响的程度或大小。”“‘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概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财政政策能否系统地影响真实产出、就业等真实经济变量，如果财政政策能系统地影响真实产出等变量，则表明财政政策有效；反之，则财政政策无效。第二层含义是指在承认财政政策有效的基础上，讨论财政政策效果的大小。”[68]周英章（2002）在其博士论文中也是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目前国内学者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文献还主要集中在第二种含义上，即在承认货币政策对实际变量具有系统效果的定性基础上，从量的角度讨论货币政策效果的大小。从广义上看，货币政策完全有效或完全无效是两种极端情况，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效应处于两个极端之间，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大小应该通过实证研究来得出结论。在没有具体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就肯定或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都是不合适的。[69]

（二）关于高等教育投资项目评价的研究

高等教育投资项目是高等教育投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学者对高等教育投资项目的评价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高等教育投资项目的界定、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管理体制改革几个方面。

曹升元等（2004）认为高等教育投资项目是指高等教育事业中的投资项目，一般是指高等教育事业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且高等教育投资项目具有公共项目特性、外部经济性、投资主体特殊性、制度特性、收益复杂性等特点。[70]刘春芳（2000）认为高等教育投资项目可以细分为四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教室、实验室、食堂、宿舍、体育场馆、图书馆等基本建设项目，第二类是实验设备、分析仪器、视听设备、办公设备、起居设备等基本采购项目，第三类是师资培养、学科和教材建设、教学体制改革等人力资本投资项目，第四类是科技队伍建设等科研投资项目。[71]

曹升元等（2004）提出，高等教育投资项目根据项目目标、项目不同用途、项目资金来源，对项目的评价内容和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要依据：经济评价与社会评价相结合，以社会评价为主；宏观效益分析与微观效益分析相结合，以宏观效益分析为主；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以动态分析为主；前评价、过程评价与后评价相结合，以前评价为主；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以定量分析为主；全过程效益分析与阶段效益分析相结合，以全过程效益分析为主；价值量分析与实物量分析相结合，以价值量分析为主；预测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以预测分析为主；有形效益分析和无形效益分析相结合，重视无形效益分析等原则。[72]

王进等（2003）分析了高等教育投资项目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从高等教育投资项目为实现国家和地方的各项社会发展目标所做的贡献及产生的各种影响出发，提出了评价的4个一级指标，即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对社会环境的贡献、项目的互适性、项目的公平性，还提出了18个二级指标和53个三级指标。[73]

宋之杰等（2006）对高等教育投资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可以从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投资区位、投资结构、投资经济效益、投资社会效益及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六个方面对高等教育投资项目进行评价。[74]

张建生（2000）在对高等教育投资项目进行理论界定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高等教育投资项目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和原则，同时提出了实现投资项目资金管理集中化、专业化、评估科学化、审批管理程序化、实施及资金使用过程监督系统化五个层面的高等教育投资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模式。[75]

（三）关于高等教育财政公平与效率的研究

关于高等教育投资效率的研究较少，大部分关于效率的研究都与公平相伴。教育公平应是公共财政教育投入的基本价值理念。高等教育大众化使更多的人获得了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但也出现了教育投入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李文利（2004）进行了大量数据分析后得出，国家财政预算内拨款虽然仍是高校经费的主要来源，但正在逐年下降。[76]高等教育投资不足，限制了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教育资源地区间不均衡的问题突出，地区间的教育投入差距越来越大（宋东旭，2004）；[77]在当前乃至今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高等教育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还非常突出（王为民，2004）。[78]具体体现在：高校学生中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比重下降（陈晓宇、闵维方，1999）；[79]重点大学或教育部直属高校来自优势群体的学生占较大比重（王红，2001）；[80]来自高收入阶层的学生享受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比例远大于低收入阶层学生；在地区之间，东部地区学生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受益者，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地区（蒋洪、马国贤、赵海利等，2002）。[81]

为了提升高等教育财政在个人、高校及地区间分布的公平与效率，有代表性的建议如下：建立高等教育财政公平和效率的双重目标，尽快改变非重点院校“高收费+低资助”的财政现状，普遍推行“高收费+高资助”的财政政策（李文利，2006）；[82]建立并规范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将其作为政府间利益关系与权责关系的一种协调机制（黄维，2005），[83]按照生源结构、高校布局、毕业生就业去向，结合地方实际财政能力、教育成本、学龄人口数等客观因素，科学设计转移支付公式（刘宛晨、周伟，2007）；[84]完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建立与之配套的有针对性的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教育费减免等资助政策（谭红，2008）。[85]构建高等教育涵盖过程绩效（包括耗用绩效和配置绩效）、成果绩效和监管绩效的教育财政支出评价体系，提高财政投入效率（王敏，2007）。[86]

柯佑祥（2007）认为经过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的效益与质量有下降的趋势：一方面，高等教育投资出现社会收益率上升和个人收益率下降的“一升一降”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在高等教育投资的公共成本增加。要建设质量效益高的高等教育投资体系，就要正确认识高等教育投资的生产性功能，加大对高校人力资本的投入，优化高等教育投资结构，发展各种类型的优质高等教育，依法加强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努力提高高等教育投资效益。[87]

陈建俞（2004）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执行系统的因素有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执行主体因素、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执行客体因素、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执行环境因素和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本身因素。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执行主体因素包括政策执行者和政策执行组织。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执行客体因素包括高等教育投资政策问题以及目标群体。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执行环境因素由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系统四个因素组成。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本身因素是指政策的科学性、政策的可操作性、政策的协调性、政策的稳定性、政策的公平性和决策的民主性。[88]

张小萍（2009）从高等教育成本和收益两方面对教育投资的投入和产出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从高校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及财力资源三方面对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进行评价，建立了中国高等教育投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平衡计分法，从客户维度、内部运作维度、发展维度、财务维度给出了中国高等教育投入绩效评价模型。[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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