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译著（第2页）

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科学的划分，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社会现代经济和文化情况的教学基本课程大大地扩充和专门化了。这个过程开始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时期，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中继续了下去。早在夸美纽斯的著作《语学入门》中，在他的全面教育思想中，我们就看到从片面地经院主义地研究拉丁语到真正的研究的转变。许多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所、科学协会和科学院的近代科学划分不可能不影响我们普通学校中进行教育的结构和内容，显然也影响了教学论。一般教学论和各科教学法的任务是由科学和艺术的现状来确定的。我在这里不预备详细地分析教学论的问题，只谈一谈教学论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以及在苏维埃教育科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教学论思想的进展，同时使大家注意在我国学校中、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学校中实现教学原则的问题。

39年前，十月革命在人民群众的教育和教养方面，在教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对我们来说这个新纪元在1948年才开始，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道路以后，就采取了伟大邻邦—苏联的经验，建立了统一的、非宗教的、普及的和真正的人民学校。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产物的统一的学校使得教育民主化了，使整个新生一代都有获得全面的和平等的教育的可能，这一点在以前的历史时期对人民群众来说只能是一种梦想。这种学校的建立使得我国的整个国民教育组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性的和实际的问题。这里首先应当指出必须考虑儿童和青年的年龄特征和个别特征的问题，否则根本不可能培养出新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积极的建设者。

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达到普及教育的最终目的。劳动后备部为青年设立了训练他们从事实际工作的专科职业学校。因此，在教育学面前，同样也在教学理论面前，出现了对未来的工农业工人、建筑者、矿工等进行教学和教育的许多新问题。为今后普及教育的发展，研究对一定职业的个人兴趣、寄宿学校的教育、职业教育的方法以及其他一些问题都要求教育科学特别专门化。特别要在高等和中等师范学校设立研究这些新的、复杂的问题的教育学的专门部门。同时必须考虑研究职业学校中教学和教育的特殊理论以及各种专业的函授教学的教学法。

我们还必须解决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组织问题，即十一年制普通学校毕业生的未来职业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教育科学部门和教育科学研究所下，设立了中央教育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它们的任务是制订新的教学计划，并准备在本学年试行。

在委员会制订新的教学计划的工作过程中，曾经研究了有关十一年制普通中学毕业生升入各种高等学校、大学和专门技术学校以及毕业生立刻参加到生产中去的各种问题。大家认为，我们的十一年制普通中学在高年级教学分科方面的某些变化能够满足现实的要求。

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维埃教育科学对于教学论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这些讨论促使人民民主国家的教育学专家对教育理论和自己的实际工作进行了仔细检查。其中首先是对于教学原则的讨论，它的目的是要克服学校中的传统的形式主义，在研究教学理论问题和编制各个学科的教科书时，运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且在知识的直观性、系统性、自觉性和巩固性的原则基础上促进教学过程的改革。另外对于在教育学中运用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以及教育学教科书结构的原则的讨论，对于语言、文学、历史、自然教学法中各种问题的讨论，以及对于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的讨论，所有这些由教育科学院所举办的并已刊登出来的讨论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经验。

同时，我们的学校因为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而受到了公正的批评。批评中也指出了本族语和算术这两门学科的教科书的缺点。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教学的情况和成绩，指出了现存的缺点，不止一次地提到教育学理论对学校在进行教导工作方面很少能有所帮助，再三地提出了关于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一定会引起整个教育界的关心，并且所有在座的教育工作者一定多次考虑过并正在考虑着这些可以被称为传统性的现象。学校过去在教材方面也曾受到谴责，因为课程的教材过重。

我想，在这里把对社会主义学校所提出来的伟大的目的再提一提是很有必要的，即使新生一代受到全面的教育以及带有综合技术倾向的合理的普及教育。苏维埃教学论专家正在考虑对全体，或者至少是对大多数学生来说都很合适的一种学校、方法和教学的范围。

使每个学生都能进入教育的所有阶段这个理想，并不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教育学或教学论上的假设。大家知道，对于学习些什么这个问题，夸美纽斯已经作出了回答：要学习“一切，但要根据他是什么样的人，根据他的才能和兴趣”。这就是他的全部教学论的主要思想。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育和教养在个别对待学生的要求上反映了这个原则。

但是阻碍我们达到伟大目的的主要是“万事通”。这种“万事通”不但使我们的学校遇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我认为也使别的国家的学校遇到了许多困难。赫拉克利特以及在他之后的所有古代思想家、教育家都指出，“万事通”并不等于有学问。夸美纽斯和别的教育革新者也有同样的看法。苏维埃教学论也指责了“万事通”。克服“万事通”，把适合学生年龄的整个教学内容整理成统一的系统，这是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夸美纽斯在自己的学前和学龄儿童的泛智教育中，在《世界图解》中给出了应如何消除这个巨大的障碍的范例。

还可以指出现代教学组织上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跟“万事通”和它不符合于学生的年龄这一特征有紧密的联系。它表现为某些重点不落在认识、掌握抽象的概念上，而主要落在情感、意志、积极性和性格教育范围内的极端智力化上。智力化在德育、美育和体育，以及音乐、造型艺术和语言的教学上有一定的地位。当然，这里也必须传授一定的知识，缺乏一定限度的情感就会给教育和教学工作带来很大的害处。

也不能不看到，学生在教材方面的负担过重和教导过程的过分智力化是跟学校中口头教学占优势有关的。物质世界是任何知识的来源，我们不让学生直接研究它，而一定要他们背熟一些他们往往不明白的字句、规则、原则和定义，因此他们就是形式地掌握知识并且掌握得很不牢固。在那个学习拉丁语在教养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代，伟大的学校创始者夸美纽斯在自己的《大教学论》中就提出了要求研究事物先于文字的原则。在研究自然科学时，为了使教学尽可能地建立在研究真实的事物、现象和过程的基础上，这个原则应成为主要的。但很可惜，这个原则没有被我们采用。这样，由于教材过多，教学时数不够，希望学生务必掌握所有材料，以及由于这个愿望而产生的我们学校中的急躁情绪，使得早就被夸美纽斯批判过的并且是一个很大缺点的教学口头化发展了起来。

上述的这一切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教育学理论不能解决自己最迫切的问题，不能解释教学过程的最困难的方面，不能正确地确定现代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内容和范围，因而也不能消除妨碍学校顺利地完成对它所提出的任务的障碍。

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和许多由此而产生的我们学校制度中的缺点，其中包括对主要的教学原则的破坏，成为推动我们教育科学直接到学校去系统地研究教学情况的力量。教育学研究所组织了研究委员会，它的任务是要调查学生在利用某些教科书进行学习时的学习成绩。在研究之前，先从授课的范围、语义学和关于问题的陈述的角度来对教科书进行分析。对学生学习成绩的预先分析表明，许多学生没有掌握捷克文书写规则，没有掌握算术、历史、地理方面牢固而深刻的知识以及技能技巧。因此就产生了选择主要教材的问题，所谓主要教材就是理解和牢固地掌握科学系统所必需的并对实际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基本知识材料。

选择主要教材的问题以及关于基本知识的理论性原则，应当符合学生在中小学的各个阶段上的年龄特征。这个问题主要是在小学的捷克语言和算术教科书中研究的，为的是给更广泛的教学理论研究打下基础。这一研究说明，学校中成绩不良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分配教材特别是分配抽象材料时没有考虑到它们对学生的适用性。我深信，国民学校的学生在教师的领导下能够很容易地掌握语言规律，用普通的自然联想法毫无困难地记住语法上的术语，正如他们认识别的事物是用观察法来进行的那样。这种熟悉语言概念、正确书写、分析语源和句法等最初步的技巧，是后一阶段教学中对语言现象作用的概括理解的预先准备。我认为，在学校第一个阶段中，在语言教学方面教学过程过分语言学化了。正如算术教学过分理论化，历史教学过分经济学化，自然教学过分生物学化一样，最后获得了抽象的性质。

后来的研究指出，学生不及格都是由教科书方面的不正确造成的。确实，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的内容太多了。例如在国民学校里的学生（三至五年级）在捷克语方面应该学会约800页的教材，九年级在古代史、中世纪史和捷克历史方面应当学习约500页。毫无疑问，教材的范围对学习成绩有很大的影响，但绝不是决定性的。许多长期研究成绩不良现象原因的苏联教育家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例如在恩·克·冈察洛夫教授主编的《学校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方法》文集中，在姆·阿·达尼洛夫和阿·姆·格耳芒特的序中指出了由于教师的过错而造成学生成绩不良现象的一系列情况。例如教师对几个落后的学生没有加以注意；或者没有及时地发现他们没有掌握基本知识，他们领会得很慢，他们没有养成必要的技巧，等等。也就是说教师忘了应该个别对待学生，于是在班上出现了学习成绩不良的可能留级的学生。此序的作者认为，学习成绩不良的其他原因是不合理地组织教学，对学习材料中主要的和本质的部分不够重视，进行了过多的复习及妨碍讲解和巩固新知识的过多的提问。也有这样的情况，在课堂上不是所有的学生都积极地参加课堂上的工作。在语文课上主要是教师自己讲，而学生说得很少，教师留给他们很难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学生不能完成的家庭作业。我们在苏联教师的帮助下弄清了这个问题以后，就从研究学习材料的范围和性质的问题转向综合性地分析整体原因及学校生活的全部情况。为了充分地了解教科书、它的范围和讲解教材的方法是否适合学生的年龄，或者学习成绩不良的原因是否在于教材讲解的抽象性，我们试用综合调查的方法把假设的原因尽可能地跟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起着作用的各种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就是：学生的健康情况，他们的出席率，学校跟家长之间的密切联系，儿童的一般学习成绩，他们的个别心理特点，班集体的行为，教学过程组织的特点，等等。

可以相信，综合调查有可能使研究更深入教学方法的本质，并找出成绩不良、学生负担过重和形式主义的原因，同时给各学科确定出基本的主要的教材。

我们在教学理论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在科学教学法杂志上刊登，例如文学、历史、捷克语文教学以及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新的杂志。在这些刊物上面发表过的材料，例如关于科学的成就和关于历史、自然方面的一些出色的研究材料等，证明了这些杂志极愿在工作上帮助教师们。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些杂志所从事的这种关于教学问题的工作是不是自发的呢？杂志的工作并没有清楚的远景和学校中各科教学问题的完整的系统。必须在有关学校的问题上步调一致，这种必要性在不久之前讨论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次讨论发现，科学工作者和教师的合作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虽然在普通中学中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这个缺点应该纠正，那时我们杂志的工作将具有组织性、更能起作用。

现在请允许我简短地讲一讲我们工作的一般情况和它今后发展的前途，也就是谈一下我们喜欢提及的科学教育运动。我们正在建立两个教育科学研究室，一个将设在布拉格，另一个设在布拉提斯拉瓦（现一般译为布拉迪斯拉发—编者注）。这些研究室的中央机关刊物是《教育学》和《统一的学校》。布拉格教育科学研究室的任务是研究普通学校的基本教材，为高等学校编写教育学和教育史的教科书。《教育学》杂志关注的问题和研究工作任务都要求科学院、高等学校和教育研究所中的科学教育工作步调一致并集中化。所以文化教育部部长关于必须建立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这个委员会非常可能成为常设的执行机关），我认为是正确而及时的。

国民学校的问题是由专门的、具有优秀传统的《夸美纽斯》杂志来负责，幼儿园的问题是由《学前教育》杂志来负责，高等教育问题刊载在《高等学校》杂志上。为了各级师范学校的需要，在亚罗米尔·科彼茨基讲师的领导下，集体创作了《师范学校教育学》这本参考书，而在巴尔土什科娃的领导下集体写成了《学前儿童教育学》。同样地，由教育研究所出版的体育的参考书总结了在教育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科兹立克博士的领导下的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在教育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方面也有值得注意的著作。例如瓦茨拉夫·朴尔西哥达大学的教授卡尔洛夫的著作《教育心理学》，这本著作使我们认识了有关在教育论方面运用巴甫洛夫学说的问题。在初步教学方面教育学研究所出版了有关书写教学问题的珍贵的研究著作，书名是《初步读写教学心理问题》。这部著作是在伊拉涅克博士的领导下完成的。

教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教育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部门正在密切结合着国民学校的教学实际，进行数学方面和语法方面的研究。

国立和区的教师进修学院在提高我们教育人员的科学水平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此外还有能形成一种特殊教育竞赛的所谓的“教育经验交流会”。第一次“教育经验交流会”和它对教师界的影响显示了它的巨大意义，同时也证明了我们学校的问题是多么广泛，我们教师对于教育学、教学法和心理学的理论问题的兴趣是多么浓厚。

我们教育学今后的发展是这样的：在教育史上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作品，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综合地囊括了教育学和教学论问题的整个范围以及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途径。历史上《教学论》《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和教学》通常是由一个作者编写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由单一作者提出教育、教养和教学理论的现象已成过去，在教育学方面各种专家的集体创作代替了它。作为专门化科学的教育科学，根据教育学上的不同的问题建立了各种思想的完整体系。别的科学，其中包括医学，也是通过这个方法发展起来的。医药科学凭着自己的自然科学性质，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些自然科学又加速了医药科学的专门化过程，并使他们在保健和治疗方面具有获得成就的极大的可能性。抛弃了包罗万象的经验主义的体系，在医学的各方面开始寻找能够确定规律和根据这些规律进行治疗的方法途径。卫生和疾病预防的结合代替了过去在普通医学上一般采用的方法。

在教育科学面前也展现了同样的前景。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但跟自然科学也有密切的联系。教育科学的专门化，如苏联学者所理解的那种雏形，是我们这门科学未来发展的特征。它运用着心理学、生理学、卫生学和保健学的成就和方法，以及作为普通教育和教学的基本课程的科学和艺术成就，这样一定会创造出教育科学的新的体系。在根据不同的专门部门而逐渐建立起来的教育、教养和教学的理论方面产生了带有研究性质的巨大的任务，这个任务是要发现儿童和少年在教育过程中发展的规律，只有认识了这些规律，教师、家庭和社会才能实现教育学的标准并在教育方面对症下药。有关新生一代健康的规律，身心发展、掌握知识、道德和审美能力发展的规律，也就是全面发展的规律，具有诊断手段的意义，教师只有依靠它们才能达到由新的教育科学所确定的标准。

这就是我们教育科学的主要问题和给它提出的任务。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社会主义的社会团体、党和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下，依靠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这些问题的解决和任务的完成是一定能顺利地进行的。

[1]据原编者注，本文是1956年10月23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教育科学会议上的报告的摘要（作者不详），载《教育译报》1957年第4期。标题中的“捷克”即1956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编者注

[2]三百周年纪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