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受教育机会平等（第1页）

第一节受教育机会平等

一、作为教育政策关键词的“平等”

现代社会，公民普遍接受教育的权利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宪法原则，保证每一位适龄公民接受一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成为各国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学教育不是义务教育，政府的责任是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

在市场化背景中，一些人倾向于把接受大学教育当作一种私人投资，这种认识尽管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没有人否认大学教育有公共收益，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教育对人们来说，是一种基础权利，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发展机会，正像失去了政治权利，就同时失去了争取自己其他所有权利的机会一样。接受大学教育者有更多机会找到体面、高收入工作，更有能力认识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更有能力参与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大学教育是人们在社会中晋阶的阶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不再是一种奢侈品，它是生存的必需。”[1]

一些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经济学家通常采用绘制“年龄—收入曲线”（age-earningsprofiles），描绘受教育水平与职业收入水平的关系。图3-1是一个典型的不同受教育水平者的年龄—收入曲线，3条曲线虽然是依据1987年美国男性的有关数据绘制的，但它却代表了其他经济学家依据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有关数据所绘制的这类曲线的一些基本特征。

图3-1典型的年龄—收入曲线

资料来源：J。PehetributioiontoEicGroroductivity：AReview［A］，T。Husén＆T。e。TheIionalEncyclopediaofEdu（sededition）［Z］，ElsevierSceLtd。，1994。1656。

注：图中3条曲线所依据的数据是美国1987年各年龄段的不同教育水平者的职业收入，并不代表某一具体的人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收入变化。已经有研究表明，某一具体人群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收入变化，与图中的曲线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经济环境（经济增长率、经济领域的改革等）的变化会引起他的收入变化。但是，由于研究某一具体人群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收入变化需要长时间地搜集数据，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一般使用在某一特定时间采集的数据研究这个问题。从图3-1可以看出，在任何年龄段，受教育水平高者的收入都比受教育水平低者的收入高；随着受教育水平的变化，收入水平的差距更加明显，也就是说，高中毕业者与大学毕业者收入差距明显大于其与八年基础教育者收入的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增长率趋缓，达到峰值（通常在45—55岁）后开始下降，受教育年限长者达到峰值的时间较晚。

至于为什么受教育水平高者职业收入水平也高，有不同的解释。最为人们熟知的解释来自人力资本模型（thehuman），按照HCM理论，学校是提供训练的机构，人们进入学校接受训练，在人力市场中就应当得到高工资以作为回报。然而，对于为什么在学校的训练应该得到市场的回报，HCM理论家也有不同解释。一些人强调，有目的的训练提高了人们的生产能力，那些受教育水平高者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所以他们的工资也应比较高。而另一些人则强调，训练是需要花费的，因此，在人力市场中，经过训练的人比未经训练的人供应短缺（经过训练的可以承担未经训练的人工作，而未经训练的人不能承担经过训练的人的工作），受教育水平高者的高工资仅仅是市场对经过训练的劳动者的缺乏所作的补偿。

筛选理论（SgTheory）不同意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能提高人的生产能力的观点。这种理论认为，教育的功能不过是在资质高的和资质低的人之间做出区分，此时，它并不意味着提高了受教育者的技术和能力。一个人具有高等教育的经历，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因为大学教育经历本身就是一个标志。“文凭主义”（tialism）是筛选理论的直接形式，不同学校的毕业证书可以保证持有者得到相应的利益。在特定学校受教育的经历通常是从事一些职业或得到较高社会地位的前提条件，因为它对雇主传达了一个信息，某个人有从事这个职业的能力。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成两个部分：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作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职业与保障、权利平等、晋升有机会、管理有程序等特点；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作则往往工资低、工作条件差、要求苛刻、晋升机会少。而且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相对封闭，人员很少相互流动。这种理论认为，教育与职业收入之间的联系，和个人的生产力本身并不相关，取决于一个人在哪个劳动力市场就业，而要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接受高等教育几乎是一个必要条件。

人力资本模型、筛选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哪一个更为正确，在这里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结论建立在同一个基本假设基础上，即受教育水平的差别造成了人们职业收入的差别。[2]

教育也是促进社会流动的力量。依据人们的收入、财富、影响力、社会地位、年龄、种族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特征的不同，人类社会可以被分为不同的阶层。由于人们的这些不同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不同的社会劳动分工，所以，不同的职业一般被作为区分人们社会阶层的主要标尺。

在古代社会，社会阶层（包括职业）多是世袭的，因此也是固定的，不同社会阶层成员之间很少垂直流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使社会下层成员通过努力也有机会在仕途飞黄腾达（所谓“朝为种田郎，暮登天子堂”），尽管他们的机会比社会上层成员要少得多，但也已经可算作古代社会的一个特例了。

在社会阶层流动这个问题领域内，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这些不同包括，现代社会普遍建立起了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取代他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越来越成为谋求好职业的一个主要条件，结果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比古代社会有很大增加。

布劳（P。M。Blau）和邓肯（O。D。Dun）1967年对美国社会阶层流动问题经典性的研究证实了这个判断。他们研究了父亲职业与儿子职业之间的关系。他们研究了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间接的（父亲职业通过影响儿子所受的教育影响其职业）；另一条路径是直接的（父亲职业与儿子职业之间的关系，控制儿子受教育程度这个因素）。他们在研究中发现，第一条路径是明显有效的，而第二条路径的效果则不明显。在对这个结果的分析中，他们引入了“知识精英社会”（meritocraticsociety）概念，布劳和邓肯把他们的发现归结为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知识精英社会”的兴起：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选择较高阶层职业的成员越来越依据个人的成就水平（受教育经历代表了个人成就水平），而家庭背景在其中发挥的影响正在减少。[3]不过，由于家庭背景对子女受教育经历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布劳和邓肯认为，美国社会既不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也不是为所有人提供了相等的机会的社会。尽管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教育对人们的职业的影响有一些不同，但布劳和邓肯的结论还是有较广泛的适用性。

人们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合理的、经常的流动是社会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的重要条件。教育机会不平等是造成社会阶层固定化的原因之一。在今天这样一个以知识和能力为人们获得成就的主要条件的社会，那些在受教育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在未来的发展中肯定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不能改变普遍存在的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子女有更优越的受教育经历，从而他们可以轻易地取得社会地位高的职业这一状况，那么，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不利于提高社会效率，而且会威胁到现代民主制度。

所以，大学教育机会不能简单地当作商品。商品可以使用或者欣赏或者享受，有钱人可以拥有更多，享受更多，但是现代政府有责任保证每个人获得生存必需品，也有责任保证平等地分配社会晋阶的阶梯，而不是任由学校把这些阶梯当作一般商品在市场上兜售，至少公立大学受教育机会如此。所以，国家大学教育政策不仅是一个教育和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随着各国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社会贫弱人群为争取获得接受教育机会而不断努力，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广泛支持。各国政府都充分认识到教育平等对社会平等的重要意义，在政策制定中都相当地重视实现教育平等。瑞典教育学家胡森（T。Husén）说：“若干年以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就教育问题进行的政策讨论中，‘平等’已变成一个关键词。”[4]

二、充满争议的理想

研究社会平等问题，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即人一出生就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能是由遗传造成的，也可能是由家庭和社会背景造成的。人们是带着不同的智力水平、能力倾向、气质特征，降生到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之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显然不是陈述一个事实）。这使受教育机会平等问题复杂且充满争议。

（一）保守主义方案

保守主义（servatism）是西方右翼政党的政治学说。这种学说的精髓乃是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人类的生存以紧张状态为其特征，而政治活动可以使之缓和，但是绝不可能使之完全消除”。保守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邪恶、苦难和不公平等，是人类无法摆脱的生存状态，明智的做法不在于用宏大的乌托邦去根除它们，而在于以温和的措施去抑制和减少其影响。所以，保守主义坚持一种“有限的政治”论，即政治不是以革命和激进的变革，消除人类社会的所有矛盾，而是以调和、平衡和节制等政治艺术，缓和所面临的社会矛盾。[5]

保守主义对受教育机会平等的观点，与其政治主张相一致。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人们应该发挥自己的能力，做适合自己的工作。这种观点是柏拉图观点的翻版。保守主义者认为，所谓受教育机会平等，就是保证每个受教育者在教育竞争中受到平等对待，使每个人都得到与他的能力相适应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对不同学生来说是不同的，所得的结果也肯定是不同的，因为人的能力天生就有不同。保守主义政治认为，这种不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采取激进的措施来消除它们既缺少合理性，也缺少可行性，是非常不明智的。

英国是一个具有保守主义传统的国家。《1944年教育法》确立了英国完整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是英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教育方案。这部法律规定，根据学生的年龄、智力和资质，给予他们合适的教育。中等学校分为文法中学、技术中学和现代中学三大类。小学生通过“十一岁向上”考试进行分流，成绩最好的学生进入文法中学，其余的学生进入技术中学和现代中学。

这部法律是建立在心理学中儿童智力的差异性和可测性的理论基础上的。这种理论将人的智力分为三类：即抽象型、技术型和具体型，并认为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十一岁向上”考试测量出来。抽象型儿童“热爱学问本身”，应该进入文法中学，为继续上大学做准备，之后成为专业人员和社会管理人员；技术型儿童“喜欢应用科学和应用艺术”，让他们进入技术中学，接受特殊技能培训，以成为技术人员；具体型儿童“解决实际问题比理解抽象概念更容易”，只能进入现代中学，学习普通课程，成为低技能的劳动者。一些地方教育当局实施这一法令时，将56%的学校规划为现代中学，15%为文法中学，7%为技术中学。

但是，这部法律中对学生的“三分法”遭到左派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这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从20世纪50年代，他们就呼吁建立综合中学取代中等教育的“三分体制”。左派理论家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d）甚至声称：“如果这是我最后做的事，那么我会关掉英格兰、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所有的文法学校。”1964年，英国左翼政党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克罗斯兰出任教育国务大臣，第二年，他颁布“第十号令”，要求地方教育当局将原来的中等学校的“三分体制”改为综合中学模式，取消“十一岁向上”考试，所有中学生在同类学校念书。[6]

但在另一方面，右派人士坚持认为，中等教育的“三分体制”是恰当的，“十一岁向上”考试是积极的，因为它让儿童很早就认识到，他们在学业上的成败，以及以后在事业中的成败，与自己的努力密切相关。当时的一位教育心理学家西里尔·伯特爵士（SirCyrilLodowicBurt）认为，人的智力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异可以在适当的测验中测量出来。同等地对待不同智力水平的儿童，无异于为了乌龟的利益而让兔子跛行。综合中学模式对平等的追求，扼杀了文法中学长期培养起来的“精英意识”和道德风尚，努力成为社会精英的理念被甘愿平庸的思想所代替，“上流人”苗子被培养成了“小无赖”。文法中学的捍卫者甚至认为，综合中学严重践踏了工人阶级向上攀升的权利。进入文法中学一直被认为是大多数有能力的工人阶级的子女向上攀升的机会，废除它就等于踢掉了他们攀升的梯子。[7]“只有在有所区别和不平等的教育系统中，才能使那些有天赋的学生，从他们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之不足而形成的障碍中脱颖而出”（萨米利）。[8]

保守党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选中获得胜利，教育和科学部国务大臣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上任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发布通告取消工党的政策，并在通告中阐明了保守党对受教育机会平等的理解：“本政府的宗旨是保证所有学生获得适合于他们的能力与需要的充分的中等教育机会。”

（二）自由主义方案

自由主义者不认为能力和才能仅仅是某个社会阶级成员所特有的，相反，它们在各社会阶级成员之间是平均分配的；他们反对教育系统中的双轨或多轨制，认为基础教育应该是单轨的，招收各种社会出身的儿童，所有学生在同样的学校学习同样的课程；学业结束后，接受同样的考试，按照同样的标准，决定选拔哪些学生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总之，为各社会阶层的子女提供的教育条件是相同的，而且在考试和选拔中，保证他们面临同等的机会，如何利用这些机会，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学生自身的能力、努力程度和家长的支持程度。

这种观点在20世纪是不少国家教育立法和教育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人们认为，只要消除教育中的阶级差别，使所有学校向所有儿童开放，在教育中真正贯彻“自由竞争”，就可以实现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为学生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条件，并按严格控制的程序，测定学生的成绩（通过智力测验、成就指标、考试分数或其他客观指标来衡量），以此作为选拔的主要根据，取代社会阶级、经济状况和个人的社会关系等筛选标准。这被认为是教育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发现，自由主义者关于受教育机会平等的理想并未真正实现：即使为所有学生提供相同的受教育条件，而且，按照相同的标准测定学生的学业成绩，学生的学业成绩，及通过考试才能入学的学校的入学率，与他们的家庭背景仍然有明显的相关（表3-1）。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问题是西方教育理论工作者关注的一个热点，他们做了大量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基本相同：对某一年龄组全体儿童实行开放的政策，以及增加免费的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其结果并没有使这些教育阶段学生队伍总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表3-1根据家庭收入情况、父母受教育程度，中学毕业升入大学的百分比（美国的数据）

资料来源：［美］阿米·朱司曼。21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A］。［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等。21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C］。施晓光，蒋凯等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98。这说明，自由主义的受教育机会平等观念，忽略了影响受教育机会平等问题中的一些重要因素。这些因素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