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用大爱为世人上课（第2页）

“我觉得本能不仅仅是母爱，也有作为教师的责任感，对学生有着深厚情感的老师都会挺身而出，我想大多数老师都能做得到。”一个同学说着自己的观点。

在大家各抒己见的时候，周老师也在拷问着自己的内心：“我会这样做吗？”那一刻的行为，显然是现在无法用理性思考能回答的。“我没法拷问自己得出一个真切的答案。”

相信这也是很多人一直以来的疑问，为什么丽莉老师做到了，而同样身为老师，在汶川地震中第一个冲出教室的“范跑跑”没有做到？如果丽莉的救人只是人的本能，那么，为什么两岁的孩子小悦悦两次被车碾压，经过的18个路人，竟然都没有施以援手呢？也就是说，在面对突发事件或者压力事件的时候，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这个反应会根据个体状况而有差异，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得出这样的结果，就是相同的应激事件，不同人的压力反应结果和强度是不同的。所以个人的心理过程就很重要了。研究发现，这些不同的心理过程跟个人的成长史、生活经验，环境因素，特别是人格特征等相关联，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个人的认知评价，也就是他对这个事件是怎么评价的。我们常说这个人是怎么想问题的，它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蔡颖教授这样解答同一个压力事件出现个体差异的原因。

哈尔滨师范大学心理系刘爱书教授觉得：“张丽莉的行为也受到家庭及教育经历等成长经历的影响，她爷爷和父亲都是老师，这种耳濡目染对她的职业选择和师生交流都有影响。而且她大学期间就失去了母亲，也可能是因为她自己缺失这方面的爱，所以她在跟学生的交流中，会像母亲一样去对待学生。而且张老师是成年人，学生还小，她对孩子有保护意识。越是弱小的生命在你面前发生危险，你就越容易挺身而出。”

丽莉老师对学生的爱，以及在危险时刻的挺身而出，并没有指望得到什么回报，她只是想要帮助学生，在心理学中，这个行为被称为利他行为。有很多理论解释利他行为产生的原因，比如社会交换理论、进化心理学、本能论等，就像动物有保护幼子的本能一样，也就是亲缘保护。但是被救的学生并不是张丽莉老师的孩子，所以，说是本能还不太准确和全面。

当母亲病逝，丽莉承受着巨大的悲痛，有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但是，丽莉却可以安慰父亲和亲人，可以继续学习准备考试，这不是因为她不难受，只是她想给亲人支持和慰藉。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情绪，丽莉是了解并且能够控制的。

“丽莉是1984年出生的，比班里的孩子也大不了多少，所以有些孩子不听她的话。”佳木斯十九中副校长靳艳萍回忆起丽莉刚接手班级工作的场景。

“就像他们班的班长张佳岩，开始很顽皮，把丽莉气哭过好几次。丽莉哭的时候挺伤心，她的同事都看到过她回教研组办公室哭。但是学生也来承认错误，也把她请回去。后来丽莉不是排斥这个孩子，而是让她当了班长，还经常跟她聊天，渐渐地，她们的关系近了，可以无话不聊。丽莉还帮助张佳岩消除各种不良情绪，她们在一起走还会手挽着手，像姐妹一样。所以说丽莉不仅有能力合理处理自己的情绪，还善于用情绪去影响和带动其他人。”

丽莉的优秀和近乎“完美”，并不是天生具备的，而是凡事坚持不懈，不断激励自己的结果。在学校，她说“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她写的文章多数都会被学校选用，因为她会一遍一遍地修改，直到自己满意；刚到工作岗位上，得不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她能在一周内把学生的情况全部了解清楚，让所有家长心服口服；学校举行艺术节，她主动报名做主持人；青年教师赛课，她常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她会在微博中撒娇地写道：“今天练车，遭到来自老公的一顿爆批！不亚于昨天！哼！我忍了！等我出师！”这都是丽莉的不服输精神，她懂得在任何时候激励自己。

除了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经常激励自己，丽莉总是能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在家里，她与丈夫李梓烨非常恩爱，结婚两年多，从没有吵过架，与婆婆相处得像一对亲母女，让继母经常夸丽莉是懂事的孩子；在学校，她能与学生相处得像兄弟姐妹，她叫学生为“孩子们”“崽子们”，学生们则亲切地叫她“丽莉姐”，在同事中丽莉总是扮演着“开心果”的角色，跟她们一起逛街，一起谈生活、谈工作。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并存的，我们说人生是苦乐为伴的，但是丽莉能去捕捉、发现美好，她会去珍惜、体验这种积极情绪。我们常说这个人有积极思维，就像是乐观，对未来有一个积极的期待，所以她这种乐观，是她的人格特质。所以她付出这么多，更多的仅是精神上的回报，但她却有幸福感、满足感，这是她的积极情绪在起作用。”

丽莉的荣誉证书

“张丽莉在那一刻的舍己救人，是有人生经验基础的，就是她的助人为乐的习惯。”蔡教授说。

就像前文提到的丽莉带着学生去看望一个生病同学的事情，大雪天，路特别滑，一辆自行车因为停不下来，眼看就要撞到一个学生，这时丽莉一把拉过了学生，自己则摔倒在地，裤子也被划破了。还有，她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100元资助贫困学生，长此以往，从未间断。就像上学时，用自己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为同学买一箱方便面，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等等。这些都是丽莉人生中助人行为和经验的积累，是流淌在她血液中的重要的人格力量。

当一个人长期保持一种助人的习惯，即使是在危机时刻，也能把这个习惯保持下去。“当一个人的行为具有稳定性的时候，就变成了偏人格的东西。就像之前说的认知评价，当你第一次救人，可能会想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但是这个行为长期坚持下来，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在危机时刻不用思考就会这么做，因为之前已经思考过了。”蔡教授说道。

三、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伸出援手

在讨论中，蔡教授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心理学的经典案例：

“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纽约，酒吧经理基蒂·基诺维斯在即将到达寓所时，遭到持刀暴徒的侵犯，她惊恐地尖叫并恳求帮助——‘我的天啊！他刺伤了我！来人哪！请帮帮我！请帮帮我！’声音回**在宁静的夜中，显得分外刺耳。她的38户邻居，很多人走到窗户边观望了片刻，据说还有一对夫妇站在凳子上观看。直到歹徒离开，才有人打电话报警，但基诺维斯却因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很快死去。”

同样是危急状况，为什么有的人选择施救，而有些人无动于衷呢？看来，在危急状况下，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丽莉一样做出利他的行为。那么什么情况下不容易出现利他行为呢？蔡教授给出了四个心理学解释。

首先，社会抑制作用（社会比较理论）：社会上每一个人对所发生的事情都有着一定的看法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每当有其他人在场时，个体在行动前就比无人在场时更加小心地评估自己的行为，把自己准备做出的行为和他人进行比较，以防出现尴尬难堪的局面。当他人都不采取行动时，就会产生对个体利他行为的社会抑制作用，就像蔡教授说的：“有的人可能会担心，这个情况没有那么危急，如果我去救了，会不会被笑话，被别人感觉傻傻的。”

其次，社会影响结果（从众心理）：一个人不仅会以他人的看法来评估某一情境，而且在行为举止方面也倾向于模仿他人的行动。这种情况在特殊情况下更为突出。个体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即使意识到有责任上前帮助，但若别人没有行动的话，个体往往会遵从大家一致的表现。

第三，多数人忽略：他人的在场和出现影响了个体对整体情境的认知、判断和解释，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对自己陌生的情况进行判断。人们既缺乏对行为措施的心理准备，也缺乏对行为的信息资料。因此每个人都试图观察在场每个人的行为资料以澄清事情的真相和自己的模糊认识，从他人的行为和动作中寻找自己行为的线索和依据。

第四，责任扩散：在紧急情况下，当有他人在场时，个体不去救助受难者的（社会）代价会减少。见死不救产生的罪恶感、羞耻感会减少，因为责任会扩散到其他人身上，个体责任会相对减少。我们说，为了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提供帮助，个体必须感到自己有责任采取行动。但是，当有许多人在场时，就造成了责任扩散，即个体不清楚到底谁应该采取行动。帮助人的责任被扩散到每个旁观者身上，这样每一个人都减少了帮助的责任，容易造成等待别人去帮助或互相推诿的情况。

蔡教授认为，除了旁观者效应外，还有其他原因导致一些人产生不救人行为。“小悦悦事件中，除了旁观者效应外，还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时间原因，还有社会文化、社会风气的原因。大家可能担心救助会给自己的利益带来侵害。”

蔡教授所说的社会风气，的确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社会问题。2011年1月2日，一位叫斜晖的网易网友，发表了一篇名为《救人反被诬陷案例集》的文章，共总结出28个好心人救人，却被当做肇事者诬陷的案例。这些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这些难以理解的现象的出现，让很多人在做好事之前，要经过“一番思考”，衡量一下利弊。

在5月8日晚上，当车撞向学生的那一刻，有很多人在现场，张丽莉也可以选择做一个旁观者，她也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也自然会受到社会风气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为什么她没有选择“冷漠”？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她的心中充满了爱，这份爱太强大，太强烈，没有给不良情绪任何机会，她用自己最直接的反应伸手救出孩子。

“在利他行为研究中，除了旁观者效应外，还有示范效应。就像看到有人跳下河去救落水儿童，一般周围会有很多人来帮忙，这就是示范效应。像丽莉老师的救人行为，对社会来说，能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能起到榜样的力量，也会影响我们整个社会的风气。”蔡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