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翠微峰二（第1页）

宁都·翠微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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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翠微峰往山下走，应当是愈近城市，愈见烟火人家。由季子《西门》（《魏季子文集》卷二）一诗可以知道，由宁都县城到翠微峰，途中有水流、僧院。那水即龙变溪。也是在事后，想到，我本应走这一趟，由宁都到翠微峰，或由翠微返回宁都，而不是乘了汽车——尽管走在路上，所见必与诸子当年不同。

魏禧经了十六七年的山居，壬寅（康熙元年）前后，决定作吴越之游。

季子说叔子丙戌居翠微后，“岁惟清明祭祀一入城而已”（《先叔兄纪略》）。乾隆六年刊《宁都县志》卷六《人物·隐逸·魏禧传》，也说其人甲申后隐居，“非祀祖不入城市”。事实却是，涉江逾淮之前，叔子不但参与清明的祀祖，且曾授徒新城，过瑞金，居雩都，还曾赴赣州，试图为杨廷麟迁葬。叔子授徒的水庄、曾灿“课耕”的六松草堂，都临近县城。上述《宁都县志》同卷说彭任“足不履城市”，却又说彭氏曾访谢文洊于南丰的程山，“未尝再适他域”；孙静庵《明遗民录》采用了这说法（第209页）——但南丰也是城市。星子的宋之盛，据说“足不入城市”的，也曾访谢氏于南丰。以宋之盛、彭任自律之严，仍不免一入南丰，也证明了此种戒律的难以严守。

其实诸子入城的理由很多，比如治病，或看护病人。曾灿诗集中有《城居侍家大人病因柬易堂诸子》（《六松堂诗文集》卷六）。叔子后来因其妇缠绵病榻，为方便就医，“徙宅于近郊”（《祭涂母邓孺人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按近郊即水庄）。李腾蛟晚年因目疾而致盲，也曾一度住在宁都城中（《跋书归去来辞》，《草亭文集》）。城市的不能不入，还因了生计。“吾庐”落成之时，季子就说过，自己虽“志乐山居”，却因“饥来驱我”，不得已而“屑屑走市”（《与刘长馨》）。直到晚年，他还说“最爱山居好”，却不免要“三旬五入城”（《偶述》，《魏季子文集》卷四）。

抵达宁都的那天下午，我们曾到了叔子的水庄学馆，在据说是原址的地方，看到的是农舍与废墟，有鸡在草丛中觅食。

那一时期士人所说的“城乡”，不消说暗中对应了“清明”，由今人看来，其意义更在象征层面。黄宗羲曾质疑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其人决不会以“不入城市”自限其行动，是无疑的，却无妨于后世依然以“不入城市”者为标准遗民，甚至在为遗民撰传时不屑于“夷考其实”。

显而易见的是，叔子的这次经了渲染的出游，无论在他本人还是由旁人看来，都不同于在宁都及其周围的城市走动。何以不同，叔子并没有解释。由事后看来，壬寅、癸卯的江淮吴越之游，不过更加激发了叔子对于通都大邑的兴趣而已——到丁巳（康熙十六年），他前后已五至扬州（《程翁七十寿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甚至病逝的那年，还到过南昌、南京、吴门（苏州）、无锡。叔子在这一点上，像是并没有遗民通常会有的那种洁癖，他对于城市，倒是别有期待。他说：“隐当为太公，不当为伯夷。择地钓渭水，乃为西伯师。”还特意指出，庞德公、诸葛亮当未出时，所处均为“都会地”，因此才多有豪杰相从（《咏史诗和李咸斋》，《魏叔子诗集》卷四）。或许可以认为，富于生机的城市，本来就更契合叔子的性情。

其时曾有孙无言其人，声称将归隐黄山，用了这名义遍征诗文，却滞留扬州十年不作归计，令一时知名之士有上当之感。叔子立论却别出心裁，他的那篇《送孙无言归黄山叙》（《魏叔子文集》卷一〇），说孙氏非但不必归隐，且正应当待在扬州，以便结识、招揽天下志士。文人作文，求出奇制胜，叔子的话，不必都当真；但这番议论，却不无真意。伯子也以自己的体验为根据，对孙无言表示了体谅（《赠孙无言归黄山序》，《魏伯子文集》卷一）。

王猷定说，殷人曾在商馀山避周以至于避秦，那却不是遗民惟一的选择；只要“意中常作此山想”，无论是否隐居，甚至其山之有无，都无关紧要（《馀中说》，《四照堂集》卷一二）。山林固然可隐，闹市也未尝不可隐——王猷定这样的遗民，也就以此“解放”了自己。

遗民传状中“不入城市”、“不入州府”的字样，毋宁说表达了公众对于这一族类的期待。“遗民形象”也难以避免“标准化制作”。身为士人而不入城市，本是极难的事，却被人说得太容易了。

丙戌居山之初，魏氏兄弟曾有过一次堪称重大的抉择——是留在山上，还是出而“应世”。所以重大，因为关涉身分：留在山上，即选择为遗民（当然这身分在此后的岁月中也可能更改）；出而应世，则多少意味着放弃遗民身分。叔子、季子选择了前者。

到叔子准备出游吴越的壬寅这年，永历已死于吴三桂之手，两年后（甲辰），张煌言就义；虽郑氏在台湾仍奉永历正朔，事实上抵抗运动已大致平息。叔子这一年决定出游，自然是经了深思熟虑的。当此时王夫之已避居湘西，黄宗羲正在撰写《待访录》。这一年顾炎武在北中国，曾出古北口，往蓟州，又曾谒北岳恒山。其《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诗中，有“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句——遗民中的顽强者，心也还未死。

不止入不入城市，如叔子这样的入山、出山，在其时也不免有繁复的政治及道德语义。叔子、季子当年的选择山居，即示人以坚持甲申之际的政治立场。既然那时以入山为拒绝甚至反抗，那么局势稳定后的出山，无论是出应世务，还是如叔子这样的出游，都不免有了严重意味。当此之际，遗民的“心防”不可能不遭遇重大冲击。一入一出，的确也构成了易代之际一部分士人人生的两个段落。倘若想到十八年后叔子死于道途——彭士望的说法是“野死”，未尝不可以认为，这一“出”参与铸成着他的命运：出山在叔子，含义岂能不严重!

城乡（包括山）的道德意义，甚至不待“易代”才有。尽管有明一代城市、商业有了大幅度的发展，保有洁癖的士人，仍然坚持以城市——尤其商业繁荣的城市——为“浊世”。因而叔子下山前的精神准备，还包括了准备着涉足浊世。他一再提到杜甫的诗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事关“清浊”，意义岂能不严重!晚年的季子，也引了杜甫的这两句诗，说每当还山，即觉“真趣自多”，而“每下至山麓，面目渐换”（《答李元慈》，《魏季子文集》卷九）。至于伯子的出而“应世”被描写为“自污”，也应当既指与异族的权力者交接，也指踏入城市这浊世。伯子自己也说：“一自入城郭，竟如投网罗”（《杂兴》，《魏伯子文集》卷七）——可以作为人受制于自己制作的文化符号、自己的文化想象的例子。

明末名臣孙承宗早就说过，“士一涉世，真气渐靡”（《应天乡试录后序》，《高阳诗文集》卷一一）。本来，“真气”也赖有某种隔绝，包括对于东南名士文化较少沾染。何况“易代之际”!彭士望对张自烈说，听说他虽然“久居南都”，却与居山时无异，很感欣慰（《与张芑山书》，《树庐文钞》卷三），是包含了委婉的批评的。颜元对于北方名遗民刁包的涉“世局”——虽不过“世局中微有点染”——也不以为然，劝其守“闭户之哲”（《答刁文孝先生》，《颜元集》第432页）。季子倒另是一种思路。他权衡了出与不出之间的得失；在他看来，不出固不免“封己”，出又要冒“失己”的风险，尤其由江西这样“地瘠而民朴”的地方走出去，到“大国名区、人文辐凑之处”，更有可能失掉了本有的质朴（《孔英尚文集序》，《魏季子文集》卷七）。由此看来，出、不出各有其弊，像是没有绝对无弊的选择。

道德人格的坚守，是遗民生存的一大主题，为此不能不斤斤于清浊之辨。陈恭尹有《独漉堂集》。梁佩兰所撰陈恭尹传，说陈氏“晚号‘独漉’，更以明其不忘忠孝之心”（《独漉堂集》）。叔子写《独漉篇》，却有“独漉独漉，水深泥浊；水深尚可，泥浊污我”等句，显然寓有微讽。其《后独漉篇》更明白地自注曰“为友人作”，也以“独漉独漉，水深泥浊”起兴（《魏叔子诗集》卷一）。乱世中人确也像是易于点污。黄宗羲记江右人物陈弘绪（士业）：“庚子，余遇其舅氏于舟中。寓书士业，答曰：‘吾非故吾，若有惭德，何也!’”（《思旧录》，《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366页。按此节标点似有误）劫后余生，残破的确也不只是山河。

即使有如上的风险，甚至更大的风险，叔子也一定会出游的。他必有此“出”，他不可能如王夫之，他不具有王氏那种“用独”的思路。他的热烈，他急切的用世愿望，都注定了他不可能、也不宜于在那山中坚守。

叔子本来就认为“遁非君子所得已”（《诗遁序》，《魏叔子文集》卷九）。他不甘以“处士”自限，在写给门人的诗中，明确地表示，要“勉率二三子，洗我处士声”（《赠门人孔用仪五十》，《魏叔子诗集》卷四）。他向远在岭南的陈恭尹说：“士君子生际今日，欲全身致用，必不能遗世独立。”（《答陈元孝》，《魏叔子文集》卷七）他对他的座师解释道，出山之际，他想到的是，“闭户自封，不可以广己造大”（同书卷六《上郭天门老师书》）。同样的意思，他在其他场合也说过，比如说，“闭户穷山”，难免会“封己自小”（同卷《与杭州汪魏美书》）。大致同一时期，顾炎武也说过类似的意思，如曰“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与人书一》，《顾亭林诗文集》第90页）。出游在这里，被作为了士“成学”的条件，也即士自我造就的条件。由此看来，“出”固然有点污的危险，由另一面，未始不可以看作突围——由遗民的自我锢闭中的突围。

魏氏兄弟本不脆弱，并不真的那么惧怕浊世，甚至不惜有所点污、沾染——倒更可能出于道德自信，以及不无夸张的使命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伯子就曾在诗中用了挑战的口吻说：“被发坐磐石，濯足向清溪。虽有清浊殊，达者无不宜。”（《古诗》，《魏伯子文集》卷七）叔子原属于那样的一种人，需要随时为自己的行为确定意义，对抗浊世，不也有一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