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翠微峰一02（第3页）

彭任妇似乎是个能干的女人，长于治家理财。据叔子说，彭任隐居，又不事生产，先人所遗田亩租税、出入征赋及米盐细碎，都由其妇主会计，“默识数目，不用簿籍，久而不遗忘”。此妇也“日亲操作，常粥饭参半，衣少完好者”（《彭母温孺人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诸妇的辛苦与贫窘，像是大同小异。

叔子之妇谢秀孙较为特别，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卷六《人物·列女》有传，近人编纂的《翠微峰志》“人物”一章也有传，是易堂诸妇中入志的仅有的人物。据说谢氏“著有《季兰诗词稿》，流行于世者有五言古诗两首，七言绝诗（按应为绝句）一首”（《翠微峰志》第142页）。其他诸妇或许也有诗作，只是终不能如诸子、诸子弟的诗文那样，刊刻流传罢了。妇人们的声音，总难达于闺门以外。

这些妇人，她们的苦乐悲欢，即使与她们的外子或也难以相通。遗民只是男人的身份，妇人们所得到的，则是由此而来的困窘。当着诸子在山中纵谈古今、诗酒唱和的时候，这些无缘参与其间的妇人女子，或许正在为生计而操劳，她们不大会分享其夫对于易堂的那份感情的吧。至于诸妇间的关系，也像是并非一味地亲密。据叔子的《先嫂邱孺人墓表》，翠微峰上，“易堂诸女妇常相过游嬉”，而伯子妇却闭门不出（《魏叔子文集》卷一八），独守了一份寂寞。

24

你由上文已经得知，易堂诸子的山中岁月并不枯槁。山下、山外的杀戮，未必就破坏了他们的好兴致。

叔子的诗作得不好，性情却无疑是诗人。正是就性情而言，叔子决不宜于充当所谓的“山泽之癯”。他偶尔也自称“山林之人”、“穷岩之士”，不过随手拣拾来的熟烂话头而已。由他与季子的精心营造庐舍，就不难令人想见处境心境的从容宽裕。那些建筑尽管不如其人的文字能行远留久，却是他们各自生前的得意之作，切实地润泽过那些山居岁月的，也应当作为魏氏兄弟饶有情致、热爱生活的一份证明。

叔子有志于用世，却不放弃营造诗意人生。他说：“古人云：及时为善；又云：及时行乐。不为善则失天地生人本意，不行乐则劳苦寂寞，无有生之趣。两‘及时’俱少不得。”（《里言》）季子则对遗民好说的“俭德避难”有别解，他对朱子训“俭”为“敛”颇不谓然，说：“‘俭德’故妙义，亦何必‘敛’乎？”（《朱容斋八十一岁赠言序》，《魏季子文集》卷七）

叔子有癖，不但癖花木，癖园林庐舍，甚至好美食美色。太多嗜欲，无论在粹儒还是佛徒看来，其人的难以入道，都是无疑的，叔子却将他的嗜欲，表达得一派天真。面对贫窭的朋友，他不免自惭，却仍然忍不住夸耀道，自己“居翠微山中，桃、李、梧桐之花高于屋，高竹成长林，庭中有周轩曲槛，槛前方池二丈，池上有露台游眺之乐”，承认自己“性好治居室，又不能三五日不肉食”（《答杨友石书》，《魏叔子文集》卷五）。叔子、季子处遗民，不取徐枋、李天植式的自甘枯槁，固然出于性情，也应因了道德自信——不以为“节操”应当以放弃生活趣味为代价，这一点也见诸对于翠微山居的始终经营。

居室环境，叔子的确很在意。他在书札中，不无得意地提到勺庭“新甃”，“净几明窗，心绪恬豁”（同卷《答曾君有书》）。甚至西洋的宫室也令他着迷。他曾将一幅“泰西宫室图”悬挂在勺庭中，“日视之，尝若欲入而居者”（同上）。他解释说，自己“性好宫室园亭之乐，而贫无由得，每欲使画工写放古人名第宅，或直写吾意所欲作，故于此画最为流连”（同书卷一二《跋伯兄泰西画记》）。上文已经说到，不但季子，季子之子竟也“喜兴作”，自说“室庐器皿多于他物”（《析产序》，《魏昭士文集》卷三）。倘若生在近代，魏氏一门或许竟会以建筑、园林设计名世，也未可知。

赣南春早，还在腊月，叔子就已经着手“艺植”，以至“晨兴课童奴，亭午未曾息”（《乙巳正月雪中送门人熊颐归清江》）。他自己说“生平僻于花，于桃尤甚”（《树德堂诗叙》，《魏叔子文集》卷九）；还说“兰花吾爱汝”（《过刘氏竹园同林确斋骆樵客江玉仲》，《魏叔子诗集》卷六）。朱彝尊“性癖好竹”，说竹“有君子之守”，且“类夫豪杰之士”（《看竹图记》，《曝书亭集》卷六六）。叔子癖好桃花，与操守与豪杰都扯不上关系，不过癖好而已。这份情欲使叔子的心柔软，尽管看起来与“志士”不大相称。

颜元的高弟李塨“闻卖桃，动嗜心，既而曰：‘一桃之微，可以丧身。’止之”（《李塨年谱》第7页）。魏氏兄弟决不会因嗜食桃子而自责，他们毋宁说是得意于这项嗜好的。

彭士望对叔子的热中于园林庐舍不以为然，认为“吾辈”癖此，器识即难以远大（《与魏凝叔书》，《树庐文钞》卷二）。叔子本人也微有不安，说自奉不能约，非处乱世苟全之道（《苟全居铭为彭立斋作》）。事实上，却并不真的愿意放弃凡俗之人的人生快乐。叔子在对他自己的情欲的既自嘲又辩护中，保存了他的“吾”；在对季子“吾庐”的诠释中，维护了别人以及他自己的“吾”。他承认自己“嗜欲深重，所谓耳目之于声色，口于味，四肢于安逸者，皆不能自克治”（《答施愚山侍读书》，《魏叔子文集》卷六），却未必真的打算“克治”，未见得不以“真率”自喜。

叔子的快乐仅由他的文字也不难感到，那文字是明亮的，没有格格不吐的艰涩，也少有晦黯不明的隐喻、暗示。方以智所欣赏的“真气”，也应当包括了这种虽严肃而不失自然的生活态度的吧。

叔子内心的柔软，在对其“内人”的态度上，有更细致的表现。

也如自说喜爱桃花，叔子不讳言“儿女情”，并不以为这情即与“英雄气”有妨。他的诗集中与其“内”有关的篇什，足以令人想象伉俪情深。

叔子好游，羁旅异地，“空闺”里的病妇，令他牵记不置。他会在诗中对她说：“汝病春常剧，凭谁验药方？”（《春早发翠微余欲轻装内人劝余重茧曰寒思吾言却寄二首》，《魏叔子诗集》卷六）他会在月明之夜因怀念病妻，而不忍闻秋虫的悲吟（同卷《申园杂兴》）。他也曾于暮雨中瞥见溪上的桃花，因遥怜其妇而黯然伤神（同卷《寒雨见松间桃花感内人病》）。甚至西湖逢七夕，也不免要念及内人当此夜的形单影只（《七夕寄内》）。

但由叔子的文字，仍然难以想象这对夫妇日常生活的情景，比如令人无法知晓其夫妻关系何以竟招致了易堂上下的不满。彭士望《与门人梁份书》关于叔子，说：“易堂之友与其伯、季、诸子、门人，率以其服内太笃，待之太过，白璧微瑕，乃在于是。”彭氏甚至写了数千百言的长信“规责”他的朋友。所谓“服内太笃，待之太过”，指的是惧内，还是过分甜蜜、缠绵不已？由文字看，叔子似乎不曾辩解，或许只是用他的顽固作了回答。直到这妇人“饿殉”了叔子，那些指摘叔子待其“太过”的朋友，才无不“神耸心折”，彭氏甚至“即柩前拜为女师”（同上）。

叔子妇的殉夫，也如在此之前伯子之子的殉其父，在易堂历史上，均不失为重大的伦理事件。此妇之殉使得叔子的亲友又有了一个机会，为叔子的道德感召力找到证明。由遥远的事后看去，这一再的“殉”，为易堂历史涂染了血的惨烈颜色。季子却以其嫂的死为荣，说“此寒家大不幸中稍足纪述者”（《答施愚山侍讲书》，《魏季子文集》卷八），甚至以之为“不幸中之幸”（同书卷九《答彭子载》），令人不禁想到《儒林外史》中的那个王玉辉（参看该书第48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旧”）。魏氏兄弟伦理意识的迂陋，并非仅见于此。叔子、季子固然可爱，一旦遇到这类题目，却又面目可憎。

在我想来，易堂中人不能谅解叔子对其妻的缠绵，倒未见得真的以为不合于礼，更可能认为大英雄不当如是。由此也不难察知易堂内部关系中的紧张性，密集生存与相互监督对于私人空间的挤压。或许当谢氏作出绝食这一重大决定时，正是那些关于她的非议，暗中激发了她？

有理由相信，众目睽睽之下，翠微峰上的这妇人，她的孤独与寂寞是无边的（叔子《新城道上》：“独舍依寒山，旷若弃中野”）。她所承受的压力，包括了不曾生子。叔子因此而“置婢妾人凡四五”（《祭亡女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却仍然未得一男半女。“完美主义者”的叔子，志在“弥缝”天地，却有如此重大的人生缺憾，情何以堪？我在下文中还将说到，叔子之妇的鼓励丈夫远游，也为了便于他纳妾——那个时代被公认的贤德妇人，往往有如此这般的“明达”之举。叔子却还要危言耸听，说其妇性情的“躁”有妨生育，有“如彼炎方，草木枯死”（《躁戒（示内作）》，《魏叔子诗集》卷一）云云，要她去其“傲刚”，勉为“和顺”，毫不犹豫地将不育归过于其妇。真的想不出那妇人该如何忍受。由此看来，叔子看似完满的夫妇一伦，未见得没有罅隙。

25

叔子关于他的嗜好的表白，令我对于诸子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兴趣。

由彭士望的《易堂记》所载各项禁约，可以想象丙戌、壬辰之间，诸子在翠微峰上的“共同生活”所达到的程度，你却仍然难以具体地想象诸子在日常生活层面的相互关系，比如他们是否“通财”。彭士望曾说他和欧阳斌元、王纲交，“有无通”（《书欧阳子十交赞后》），却没有说与叔子一班人是否也能如此。彭氏说他“佣魏伯子田，为隶农自给”（《耻躬堂文钞·自序》）——是“佣”，并非无偿地占有。季子之子世俨“售”曾灿旧居（《虚受斋记》）——也是“售”而非无偿地转让。诸子遗存的文字中，我没有看到关于互通有无、彼此接济的记述。倘若情况的确如此，是否可以认为这群士夫即使在亲密的交往中，也不曾忽略人我分际，未失冷静的分寸感？“真气”固然，但“真”非即天真烂漫。

诸子关于他们的生活来源，有一些零星的记述，尽管也如其时士夫通常的那样语焉不详。除外来的彭士望、林时益外，其他诸子均应有田产。彭任自说略有田产，“不复能别治生以长尺寸”（《分产示三子序》，《草亭文集》）。至于曾灿，叔子说其人“或自课耕以食其所获，或浮沉乞食于江湖”（《曾止山诗序》），即以田产与游幕为衣食之资。

据曾灿说，陈恭尹“擅计然之术”（《与陈元孝》，《六松堂诗文集》一四）。叔子连“耦耕”也不以为然，更不必说“货殖”。他于授徒外，兼以卖文。他后来的出游，由谋生的角度，就包括了兜揽生意，自说不免“求取猝应”，“动多违心”（《答施愚山侍读书》）。施闰章《寄祭魏叔子文》，也有“高言可市，卖文已多。心枯腕脱，寖就沉疴”（《施愚山集》文集卷二四第471页）几句。季子于授徒外，接受过浙江巡抚范承谟白金六百两的馈赠，曾出贷，权子母（《析产后序》，《魏季子文集》卷七）。而彭士望于“躬耕”、授徒、卖文外，尚从事“相地术”（《与陈君任书》，《树庐文钞》卷一）——差不多包罗了其时士人除仕宦外的主要谋生手段。

诸子中，曾氏、魏氏，称邑望族，资产可观。乙卯那年，即山居三十年后，叔子曾向晚辈说起，明亡前其家“殷富，有余田宅，衣食甘美过今日远甚”（《诸子世杰三十初度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但由文字中看，与东南世家著姓仍不能比拟。关于曾灿，其婿魏世俨则说，“数十年来，人所赠遗及家所故有，手挥掷白金万千百两”，不肯“以家人生事为念”，致使妻子有“继日之忧”（《同蔡舫居祭外舅曾止山先生文》，《魏敬士文集》卷六）。由家世、经济状况看，“九子”中的多数，可以看作“平民知识分子”，这一点由他们的诗文也得到了证明——与东南名士、贵游子弟确有气象的不同。即门人亦然。《梁质人年谱》说梁份“家世寒微，自占籍南丰，历七八世，中间将仕郎三人耳，曾未有一为郡邑诸生者”（第1页）。

关于“三魏”之父魏兆凤，彭士望、邱维屏都有记述。此人与本书有关的最重要的事迹，即为他的三个儿子分割财产。魏兆凤有《书三子析产后》（《魏徵君杂录·附录》），是与理财、用财有关的训示。季子为他的两个儿子分割产业，也效法其父，有一篇“析产论”，说世俗所以为的“薄产不足以遗子孙”、兄弟无争不必析产云云，都非“通论”（《二子析产序》，《魏季子文集》卷七）。而季子之子，则重演了“三魏”相让的故事（季子有子三，其一为叔子后）。季子还曾应其子之请，详细叙述了魏氏的财产状况，说他的那点“薄产”虽“微末”，“然非此不足成故吾”（《析产后序》）。季子的两个儿子世傚、世俨不愧其父的肖子，也分别为其子析产，撰序，自述所历艰辛，以为训诫（见《魏昭士文集》卷三、《魏敬士文集》卷三），俨然家风。只有置诸仍在延续中的宗法社会的背景上——即如官方对于“累世同居”的所谓“义门”的表章——上述家风才异乎寻常。邱维屏死后，其妇（即“三魏”之姊）“举所有产著之册”，以授其子，并命季子作序（即《邱氏分关序》），即使“区区之产”，也“条例缕分”，不厌其详。由此也可以解释魏氏的处朋友：朋友不妨亲如兄弟，但兄弟本不意味着财产共享。

由父辈主持为其子分割产业，当其时，应当并不罕见，真正异乎寻常的，倒是发布“析产声明”，且一论再论，以此表明了析产并非不得已，而是基于清明的理性，出自主动的安排。由其时士人文字流通、传播的惯例看，魏氏两代人关于析产的论说，已不仅仅是家族文件。

魏氏兄弟对待财产的透彻的理性，无妨于情感的缠绵。宁都并非商业文化发达之区，那份理性，不便径直用了经济生活中的变化来解释。由文集看，季子的三子也颇“怡怡”，像是没有发生“失和”、“阋墙”一类事件——未始不也多少因了父辈的榜样。应当说，析产，参与构成着魏氏兄弟的故事的背景。为时人所艳称的“兄弟怡怡”，背后隐现着一个明智的父亲的影子。

当然，判断诸子的物质生活状况，不便仅据他们本人或相互间的描述。其时有参与聚居的危习生其人，叔子曾极写其生活的拮据的，据林时益的诗，其人经营有造纸作坊，“主仆工佣”二十人（《癸卯初夏习生四十初度作此贻之》，《朱中尉诗集》卷二）。文人当做文章来作的，与事实的出入往往难免。

我试着想象诸子日常的衣履。叔子有“棕鞋茶杖笋皮冠”的诗句（《春日即事》，《魏叔子诗集》卷八）。由魏叔子、彭士望的文字看，诸子踏冰雪、行雨中，均“蹑屐”，平日或也如野人的着草鞋，他们的子弟有时就赤了足，在布了青苔、水迹的山石间攀援。季子的文字中一再提到他本人及门人的“跣足”。

走在山路上，我想，这些石磴是否曾有本书中的人物踏过，那些着了屐或草鞋的脚？

我想触摸那生活的质地，而诸多物质细节，在无论叔子还是彭士望的记述中都被忽略了。这里自然有书写中的选择，写与不写，可写与不可写，以及无须写、不必写。无论古文还是时文规范，都不免要排除琐屑的日常性。至于叔子，显然陶醉于诗情，而不肯破坏意境的完整。他们所要叙述的，是完美无缺的关于友情的故事，这故事像是无须物质依托也能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