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基督教界的民族主义观（第2页）

教会学校，不遵国家定章办理，本是不合宜的。至于圣经一门，在普通学业里讲授，不但不能引起人的信仰，反易启人轻慢，无益而有损，近来已经有多数人主张删去。这样，教会学校，就可以向政府请求立案，于学生的升学转学，都很有便利，并且教会学校，既与非教会的学校得着同等的待遇，就和一般社会，多有往来接近，也就更容易以教会学校所有的特长引导社会了。

二是，要废除每日强迫的早晚祷，并利用早祷的时间，举行朝会。他说：

宗教信仰，当尊重个人的自由。一种仪式的祈祷，却要强迫多数不信教的学生，一律遵守，实在无谓已极了。我每次和教会学校的学生论到这事，所有信教的学生，从没有说这事是于个人有益，至于不信教的学生，极端反对，更不必说，试问这样的聚会，有何用处?若用早祷的时间由校长或教员召集学生训话，岂不较为有益么?

三是，每星期或两星期请名人演讲一次，又于功课外，为信教的学生，特设查经班。他认为：

教会学校的学生，因为有种种关系，比较的与社会少有接触，所以知识不免锢蔽。请人演讲的材料，固然要注重人生常识和世界大事，但也可以讲宗教的要道。至于为信教的特设查经班，于功课外自由组织实施宗教教育，更觉亲切有味。也尽可以代替呆板的圣经课程，和机械的早晚祷了。

四是，增加教职员的薪金，慎选人才。

五是，要特别注重国文课程。

吴雷川认为，教会学校的学生往往重视英语、算术和科学课程，而轻视国文和中国文化课程。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学生，如果国文缺少根底，连国语也写不通达，“这也可算是国民之耻”。他最后特别强调指出：

基督教会的当事人，不要以为教会是西国的产业，要以为教会设立在中国地方，是求与中国人有益的。不要以为教会办学，只是一种照例事业，要以为学校既是教会所办，是应当本着基督教的精神，为中国造就人才的。我很希望学校的当局，在根本上觉悟，那末，自校长以至教职员，就自然要和衷共济，趁着机会，亟图改良了。[16]

很显然，吴雷川已经很明确地提出了教育与宗教分离的主张，并要求教会教育要融入中国国民教育体系当中，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使之成为中国的私立教育，而不是西方教育，更不是传教的教育，而应当是体现耶稣基督的爱的精神和基督教负引导社会责任的教育。虽然他提出的要使教会教育体现基督教负引导社会的责任，带有明显的基督教倾向，但是，这对于一个确信基督能够拯救中国的基督徒来讲，也是可以理解的。

吴雷川作为一名有影响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在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发生前，公然向教内人士宣传教育与宗教分离的观念，表现出很大的思想勇气。就在他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教内人士文南斗就给《真理周刊》编辑，对吴氏的主张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认为：“教会学校自然是抱有主义的，自然是宗教教育。他的目的，自然是传教，是盼望学生至终归依基督。（但不是要个个在教会做事传道。）既然以基督的主义办学，怎敢又怎愿牺牲他去迎合社会心理呢……教会办学，是以教会为主体，谁也不敢办。所以不怕国家不与立案，只怕教会断绝经济。教育部不与教会学校立案，是教育部的错，不是教会学校的错，怎好以对的去就错的，还要主张牺牲根本主义——圣经——去求他们承认呢？”“我是十二分反对吴君删除圣经，废去早晚祷的意见。我以为它们是学校的精神所在，是学生的命脉所关，是基督教主义的表显。不应当牺牲主义，去要求立案。”对此，作为《真理周刊》主编的吴雷川不得不做出积极的回应。

他说，他主张废除的是学校里的圣经课程和公共的早晚祷，并不是反对基督徒个人查经与祈祷的工夫。其次，教会既然负有引导社会的责任，就应当尽力除去无谓的障碍，多得引导的机会，这并不是要教会去迎合社会的心理。至于国家现行法令，对于所有的国民来说，都必须遵守，我们基督徒的学生也是国民一分子，当然不能例外。至于要不要向教育部立案，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只能是中国的教会学校，不能独立于中国的法令之外，更不可能成为外国的学校。总之，在吴雷川看来，教会学校不能独立于中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之外，否则就会违背教育的宗旨。[17]

以上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发生重大冲击之前，教会中反对立案、反对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势力还是不小的，而吴雷川作为一位因为救国而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主义基督徒和资深的教育家，在当时基督教界公开提出这些只有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当中才获得基督教教育界接受的观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也就是说，1924年正式全面爆发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的一些主要主张，早在前一年吴雷川就已经很自觉地提出并积极地向基督教界宣传了。

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1923年秋季《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主义以爱国的民族主义的形式为当时正值民族救亡图存时期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所同情和支持，由此而阐扬的国家主义的教育观念，如教育与宗教分离和收回教育权等，自然也很快得到社会上的非宗教人士较普遍的认同。因此，基督教界如何回应国家主义的挑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

吴雷川认为，国家主义者大力攻击基督教和基督教会教育，从表面上看，很像是基督教与国家主义确实有冲突，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国家主义与基督教之间所以成为不相容的问题，是由于国内一些知识界人士高唱国家主义，以此作为攻击基督教的唯一武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姑且不论生在20世纪的人们，是否还应当提倡国家主义，也不必讨论现时中国提倡国家主义，到底有什么是非利害，乃至于这些标举国家主义以反对基督教的人们，是否就真的认识到基督教与国家主义之间有什么绝对不能相容之处，抑或是仅仅利用这样一个大题目，以博取一般人的同情，这些我们都不必去仔细考察研究。就我个人的观点，以为基督教的教义，诚然有许多高过国家主义的思想，“然如降格相从，举其一部分而论，基督教正可谓为适合于国家主义者。并且就现今中国的情形看来，要想实行国家主义，几乎可以说是除了各个人都得看基督教的真精神而外，还没有更好的方法”。何以见得呢？

首先，就拿耶稣的人格来说。“耶稣生为平民，独抱大志，要拯救自己的国家，当时犹太国的情势，是以宗教为政治礼俗的中心，如果犹太人对于宗教的观念根本革新，其他一切，自然都能改进。所以耶稣一生的事业，就是要改革宗教。他抱了这种决心，与当时的社会奋斗，至死不悔，真可算得历史上第一爱国的人。试想这样纯洁勇毅的品格，是否我中华民国所需要？”

其次，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教旨。众所周知，基督教有两大纲要，其一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其二要爱人如己。这是基督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导。要实行这两大宗旨，“则在乎克己负十架以随从耶稣。这是耶稣所明白宣布的。所以人如真实信仰基督教，必能爱护真理，以服务社会。一国之中，多有这样进取的人，岂有不发生良好的影响。较比儒家所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类消极的教训，似乎适用得多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犹太的民族性。提倡国家主义的人，最注重民族性，并且主张民族性是可以用种种方法创造而养成的。现在我们只就此点而论，世界上的各种民族，其团结凝聚力之坚固，殆无过于犹太民族。试看犹太民族历代的先知，无一不是爱国的志士，犹太人的团结力，被历代先知唤醒的，确实也不少。所以犹太国虽造次残破，至今仍然独自成为一个特别的民族，乃至积极地恢复其国土。而在耶稣，生当犹太民族正在被迫接受罗马帝国压制的时代，并没有因为他的国家势力衰弱而不想或不敢有所作为，而是企图领导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希望能够唤醒本族的人民觉悟之后，从而感化罗马，“这正是表显犹太民族性的特征。反观中国的民族性，优点固多，却有弛缓散漫，缺少团结力的弱点，那末，像耶稣的人格和教旨，岂不是补救中国民族性最好的方剂么？”

从以上三点，吴雷川指出：

基督教不是高谈玄妙，教人迷信神权的宗教。更不是教人侵略杀伐的宗教，乃是教人爱自己，爱社会，爱国家的宗教。所以基督教与国家主义，根本上并无丝毫冲突。现时一般反对基督教的人，所反对的，只是基督教会所办的各种事业，以及办理这事业的人所用的方法，或是一切传教者之品格才识等等，是皆于基督教之本身无关。正如现在中国有知识的人，都号称服习儒教，社会上一切制度，也多半是儒教所留贻，然而道德堕落，风俗颓靡，至于此极，想彼提倡国家主义排斥异教者，决不甘心承认，此为儒教之流毒，何则，因此固人与事之过，而未必为儒教本身之过也。因此之故，我甚望反对基督教者，试将基督教仔细研究一番，而后再下断案，我更希望基督教会中人——尤其是办理教会教育的人，注意基督教的真精神，在各种事业上实现出来。即以学校而论，所有教育宗旨，以及法令规制，皆恪遵本国之定章，不稍违背，以证明基督教正是完成国家主义，不相抵触。则不独中国之幸，抑亦基督教之幸矣。[18]

吴雷川之所以从一个清朝翰林儒家转变成民初的一位基督教徒，很大一个因素是他相信基督教能够拯救中国。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最初对于基督教的概念，以为基督教必是能改造中国的社会，所以我愿意信仰。”他还说：

依我现在信仰说来：第一，我承认耶稣是彻底觉悟人类天性所固有的知勇仁（信望爱）三达德，并且能充分发展这三达德的人。他与上帝合一，正因为他能尽其性。他能尽其性，所以是人类的模范。他既深知唯有舍己是人类脱离罪恶创造进化的唯一方法，（丧失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他就自己实行出来。他的计划，不是为一时代一种族的国民，而是为千万世的全人类。所以他是我们人类的救主；第二，我以为凡属纯正的宗教，必是从人类灵性上发明。而人类在人世上唯一之目的，乃是为真理服务，使社会进化。基督教在本体上，专一注重人的灵性，正与佛教同源。更在致用方面，注重社会改造，不像佛教只谈哲理，偏重个人，容易使人厌世。所以基督教实为适应现时代需要的宗教。[19]

因此，他认为耶稣不仅仅是要拯救犹太民族，也可以拯救中华民族。耶稣基督的救世观和爱人观，正与国家主义所追求的民族救亡观念是一致的。不过，吴雷川既然承认基督“不是为一时代一种族的国民，而是千万世的全人类”，说明基督教是一种世界主义的宗教，然而国家主义是一种只以本国利益为最高目的的政治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性特征，从这一点说，两者之间是有较大差别的。吴雷川像提倡基督教救国的徐谦一样，将基督教打扮成一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宗教，其目的当然是要积极寻求基督教与国家主义相同之处，而不是相异之处。

1924年非基督教大同盟重新组织和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一时间，从广州到全国各地的许多城市教会学校和各公私立学校，都积极响应，各种批判基督教的声音不断。正如基督教人士李救普所说，这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士，“无非说基督教乃侵掠弱国的先锋队，教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言论之激昂，大灭此朝食之气象，更有引出经句，说基督为殃民政策之铁证。函电纷驰，以传教士为亡人国的导火线，鼓吹各地学子，设立非基督教大同盟分会，俨若基督教与人群有不共戴天之仇也”。

针对一些人刻意批评基督教是亡国的宗教，李救普指出，基督教固然源自犹太地区，如今畅行欧美，欧美各国未闻因信基督教而亡的，反而获得了今天如此兴盛的局面，这不正好说明基督教并没有妨害欧美青年学生们的爱国思想吗？而今日中国，一些人声称排教出自爱国，说爱国就必须排教，这似乎说不通啊。如果爱国就必须排教，难道中国除铲了基督教，就能够立即变为头等富强国家吗？他对于反基督教人士对于基督教和教会学校的攻击，试图一一予以驳斥或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