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知识界的反帝救国主张02（第2页）

我们认真讨论起来，与其主张“收回教育权”，不如主张“破坏外人在华教育权”；因为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前，目下二百五的中国政府和中国教育界，都不会有收回的决心；至于破坏的责任，便不须依赖政府与教育界，只要在教会学校受奴隶教育的二十万男女青年有这样的觉悟与决心。[61]

自中华教育改进社通过请求政府当局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决议案之后，全国的一些重要知识社团和教育组织都纷纷决议收回教育权议案，要求政府尽快收回教育权，以维护民族国家主权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也是在1924年7月，全国最大的知识界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五届年会，会议通过了大会宣言，其中第四条云：“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第七条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注意英美帝国主义，以矫正一般人因对内而忽视对外，因对日本而忽略对英美等恶弊，更应矫正一般无识者亲善英美的心理。”[62]

也是在同年7月，广州学生界发表《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指出：“帝国主义者侵掠弱小民族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最高明最狠毒的方式，不在乎政治上亡人国家，而在乎用无形的文化侵略之手段，以达其有形的经济侵略之目的。……我们知道文化侵略就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我们再不能被其愚弄多谢帝国主义者之教育，现在已有许多外人在华所办的学校，如‘圣三一’、‘圣心’、‘广益’、‘三育’、‘建道’、‘协和’、‘培心’各校学生起来为反抗帝国主义者之文化侵略而罢课或退学了。由奉天卷地唤起，波及到珠江流域都沸腾起来响应。”[63]

8月，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在南京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为收回教育权的运动，痛斥外人借传教而办教育之非。

同月，上海组成新一届非基督教同盟，成立五人分工负责的组织委员会，每两周举行一次会议，决议发表宣言，每周出版《非基督教特刊》一次，明确其宗旨：“秉爱国之热忱，具科学的精神，以积极的手段，反对基督教及其所办一切事业。”他们还积极推动在各地组织非基督教同盟支部，在苏州、安徽、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四川、江西、山东、山西、广州、北京、东京等处，都先后成立了支部，各自还编辑出版各种形式的非基督教报刊。长沙、武汉等十多处支部还组织了反基督教游行示威活动，散发传单，发表演讲等。长沙非基督教运动的口号是：（1）推倒杀人不见血的基督教；（2）取消制造洋奴的教会学校；（3）制止丧灭民族精神的文化侵略。

10月，全国省教育会第十次联合会在河南开封市举行，会议通过议决案，认为“教育为一国最要之内政，外人自由设学，既不呈报我国政府注册，复不受我国政府之考核，此侵犯我国教育主权者其一。各国教育各有其应具之本义，外人之民族性质及国家情势，与我国不同，办理我国教育，自必扞格难合，此违反我国教育本义者其二。况外人之在我国办理教育事业情同市惠，迹近殖民，潜移默化，将至受甲国之教育者爱甲，受乙国的教育者爱乙，于丙于丁等亦然。独立精神，全被毁灭。此危害我国学生之国家思想者其三。试更就外人在国内所设教育事业之内容考究之，主办人员，非多为宗教之宣传，即系有意于政治上之侵略。教育事业，其附属品耳。……此忽视我国学生应有之学科者其四。”会议决定实行教育与宗教分离，亟行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64]

1925年2月，在全国知识界和教育界有重要影响的《中华教育界》杂志特别编辑出版《收回教育权运动》专号，收录非教会教育文章共十篇。同时，曾琦、陈启天等创办中国青年党机关刊物《醒狮》周报，“力倡国家主义，从国家主义的教育眼光，反对教会教育。每期中，都有此项文字发表”。

另外，广州新学生社、广州知用学社、中国青年团、国民党广州青年俱乐部、广州反抗文化侵略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等众多各界爱国组织，都纷纷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并以各自的形式发表文章和开展活动。有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先锋队，为了传教，发生了多次赔款割地的事实，而且他们利用传教，根本破坏中国民族的独立性。也有人指出，教会学校专制、恐吓、强迫、虐待、守旧、禁止爱国、妨碍个性发展，是亡国奴养成所。还有人指出，基督教是历史依靠压迫阶级而存在的，在资本制度时代，替资本阶级效忠，压迫掠夺劳动阶级，分得余润以维护荒谬的教会和垂死的教主；等等。[65]

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五卅运动，更是将反基督教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推向**。五卅运动前，复旦大学、东吴大学等校就已经有了退学运动，五卅运动发生后，武汉的华中大学、长沙的雅礼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等许多教会大学以及南洋大学等都掀起了退学潮，圣约翰大学甚至全体学生退学。全国上下各界人士和各种爱国团体都纷纷支持和积极参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斗争。

1925年7月25日，世界教育会联合会第二次大会召开，蔡元培未能亲临出席，但准备了一份题为《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的英文演说词，请人在会上代为宣读。文中他除了回顾和总结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更多篇幅是论述中国现代教育，尤其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教育。他特别重视科学教育和民众教育运动，认为这是中国最需要的教育。他还着重谈到教会教育，指出到目前为止，在浸礼会所办学校中入学的学生总数已接近30万，在天主教所办学校中入学的学生总数也有约20万5千余人，较之清末，无疑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是，他仍然明确地指出，教会办学校，“就要宣扬某种宗教教义，就产生新的效果，造成新的影响，从而与我国传统教育相抵触。中国的教会忽视了中国的历史、文学及其他重要的学科。正自行建立另一套与中国国家教育制度相并行的教育制度。不过，总有一天会证明，这种教育制度是为中国的国家教育制度所不能相容的”。进而他以“宗教教育的危害性”为标题，予以突出的阐述：

虽无明文规定，但中国的教育家们几乎一致反对对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孩子们天性十分单纯，很容易受到成年人的影响和塑造。同时，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和传统习惯是非宗教性的，如果我们尊重他们的权利，我们就应该采用这样一种方法来教育他们，即给他们以养成独立思考能力所必需的知识和智力。[66]

很显然，在这种国际场合，蔡元培完全避开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话语，而是专门从教育学的角度来阐释教会教育的严重“危害性”。不过，蔡元培对待教会教育的问题，虽然也拥有反帝民族救亡意识，但是，他更多的是从教育本身来阐述为什么要使教育与宗教分离而寻求教育独立。这并非要完全取消教会学校，而是反对教会教育。教会学校，只是教会所办的教育机构；而教会教育则是专指教会干预教育，对教育施行宗教化。

1927年3月，他应邀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发表演讲，在这所教会大学里，他当然没有批评教会教育，而是以“读书与救国”为主题。谈救国，当然不能不涉及当时正在进行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但是，他又从教育的角度，认为真正收回教育权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因为中国还不能没有教会所办的这些学校，中国还没有能力在完全取消了教会学校之后如何接纳这些从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同时，他仍然从教育和人才的角度，指出我们不能一味地批评教会学校的学生很少参加爱国运动，就以为他们无爱国的热忱，而是要认识到，“学生在求学时期，自应惟学是务，朝朝暮暮，自宜在书本子里用功夫”。但他同时指出，不要误会是完全反对学生们参加爱国运动，只是觉得“总要能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此方谓得其要旨。至若现在有一班学生，借着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天游行，完全把读书忘记了，像这样的爱国运动，是我所不赞同的”。因为，他觉得，救国固然十分的重要，但绝非一朝一夕空言爱国所能实现的。况且，中国现在是急需人才的时候，学生们认真读书学习，将来毕业了就能够真正地为爱国事业做出贡献。[67]

1930年，蔡元培在为《教育大辞典》所写的“大学教育”词条时，特别指出：“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68]这实际上说明，他反对的不是教会，而是教会在中世纪干涉教育。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也是蔡元培亲自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对于教会教育，也持有与蔡元培几乎相同的看法，就是他并不反对教会办学校，但是他反对教会在学校里搞宗教传教活动，并主张收回教育权。他在1924年的一次燕京大学教职员聚餐会上发表谈话，就教会教育所面临的难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的传教事业与二十五年前已经大为不同了，他作为一个旁观者，觉得今日的教会教育面临三大难关：第一难关，就是“新起的民族主义的反动”。他说：

这几十年来，中国受西洋人的欺侮总算很够了；好几次的反抗，都归失败。最后一次的反抗是庚子年的拳匪运动。自从那回之后，中国人知道这种盲目的、无知识的反动是无用的了。所以20世纪头十多年可算是中国人对外不反抗的时期；外国人处处占优胜，处处占便宜；中国人怕“干涉”，怕“瓜分”，只好含羞忍辱，敢怒而不敢反抗。但是这十几年来，可不同了。辛亥的革命与民国的成立鼓起了中国人的勇气，唤醒了民族的自觉心。干涉与瓜分的噩梦渐渐远了。到了欧战发生，欧洲残破，真正“戳穿了西洋镜”，中国人对于西洋列强的真相渐渐有点明白了，怕惧的心理渐渐减低，自觉的心理渐渐发展。欧战期内，国际贸易的大变迁，国内产业的发达，列强在远东的压迫力的暂时驰缓，欧战后国际形势的大变动，俄国的革命，德国奥国的衰败，这些事实都够使中国民族——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心理上起许多大反动。结果就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大反动。这种反动的表现很多，如近年收回租借地，废止不平等条约等等运动，都是实例。这种民族主义的反动是很自然的，很正当的。[69]

胡适虽然对于这场民族主义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感到有人有些过激倾向，表现出盲目的排外，但是从整体来说，他是非常支持的。取消协定关税，收回领事裁判权，收回教育权，禁止外人在中国传教和废除外人在华的一切特权、租界，撤退外人在华军舰及军队等，这些都是近代以来中国人长期被迫接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和武力威胁的结果。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有了民族的自觉心了，不能再忍受帝国主义列强还是那样欺压中国人民。他说：

他们为什么不许外人在中国传教办学呢？因为他们相信凡帝国主义文化侵掠的唯一方法是布宗教，开学校。宗教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昏迷殖民地民众之一种催眠术，另一方面又是帝国主义侵掠殖民地之探险队，先锋军。……这种反动是不可轻视的。他们的理由就是八十年来列强欺侮压迫中国人的历史；他们的证据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和租界。这些不公道一日不除，这些不平等的情形一日不去，那么，这些反动的喊声一日不能消灭。拳匪之事可以用武力扑灭，因为那种迷信的、野蛮的举动本身就站不住脚。但是，现在的民族主义的反抗运动，根据在一个大民族不平的心理，有可以公开的目标，有可以动人的理论，这是强权不能压倒，武力不能铲除的。[70]

胡适将这种新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看作教会教育所面临的第一大难关，强调这是“强权不能压倒，武力不能铲除的”，这就意味着依恃帝国主义列强作为后盾的教会不能再无视中国政府的管辖和中国人民的意愿，可以肆意妄为，强行传教。为什么不能在学校传教呢？除了教会教育涉及中国的教育主权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胡适所谓的第二难关，在中国兴起了理性主义的趋势。他说：“二十五年前，传教事业的敌人是愚昧的迷信，二十五年后，传教事业的难关是开明的理性主义。我们现在不怕基督教士挖眼珠子去作药了，我们现在对于基督教的教义与信条也渐渐明白了，但我们有人要进一步疑问基督教的根本教义能不能成立，我们有人要问上帝究竟有没有，灵魂有没有。西洋近代科学思想输入中国以后，中国固有的自然主义的哲学逐渐回来，这两种东西的结合就产生了今日自然主义的运动。……这种新的理性主义的根本态度是怀疑：他要人疑而后信。他的武器是‘拿证据来！’”当然，上帝和灵魂是否存在，是拿不出现代科学证据来的。既然如此，在学校里还有什么理由去教导学生这些宗教的问题呢？

胡适认为，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的第三大难关，就是来华的传教士们已经没有了二十五年前的那种坚强的信仰、冒险和牺牲的精神了。他们到中国来，“有不能在本国吃饭而来中国教书的，有来养病的，有来休息的，有来玩的，有来混饭吃的，有来收买古董的”。这样一些人来中国，如何能够面对新形势下的中国需要呢？因此，胡适认为，教会教育的出路，一是要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办好少数几所出色的学校；二是要抛弃传教而专办教育，尤其是不能向儿童传教。[71]

1925年6月，教育界学者朱经农虽然并不完全赞成将教会教育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以出身于教会学校并是基督教徒的孙中山先生为例说明教会学校并非完全扼杀了青年学生的爱国心，但是他仍然指出教会学校应当向中国政府注册并接受监督，应执行中国教育部分制定的课纲，应取消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和信教的制度，要注重中国固有文化的教育，“不可入主出奴，养成一种纯粹外国化的中国国民”。[72]

1926年3月，徐文台发表《关于收回教育权》一文指出，洋大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利用各国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件，顶着慈善事业的招牌，“教会大学之教育果何物耶？因为大学、大学生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十分重要，帝国主义也就因为大学教育的发展，收到莫大的功效了。他们以政治经济的侵略，控制中国”。“至于他们内部这爿学校呢？一、吸收基督教奴的绝妙机关；二、吸收不到，亦可借此传教，从文化上替帝国主义的政府宣传，自文其过；三、圣经以外的功课，那不过是陪衬的东西；四、强迫我们不参加爱国运动；五、苛待学生，洋教员拳打脚踢，雅礼的风潮，便因此而起；六、以免费各项办法，收买学生，引诱我们做他们走狗；七、圣经教育，根本不合教育原理。”[73]

从1923年到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国青年》《青年之光》《新学生》《响导》《醒狮》《中华教育界》《革进》《行健》和《申报》等数十种各党派团体和大学等所主办的报刊，都纷纷发表鼓吹和响应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文章，并编辑出版了多个特刊或专号。由此可以想见，这场以收回教育权为主题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以知识界为主导的文化反帝民族救亡图存运动。

[1]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89页。

[2]代英:《我们为甚么反对基督教？》，《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钟离蒙、杨凤麟主编:《无神论和宗教问题的论战》，上册，《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十册，第24—25页。

[4]著名学者王树槐根据美国来华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史学者赖德烈（K。S。Latourette）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HistoryofMissioninewYork，1929）一书的记载，将近代第一所基督教学校确定为嘉庆十八年（1813）伦敦布道会来华传教士米怜在满刺加设立的学校。王树槐:《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57页。当然，也有说“基督教设立学校，自一八三一年始。”见《教育季刊宣言》，《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创刊号（第1卷第1期），1925年3月。

[5]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6]［美］谢卫楼:《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现状及其需求的关系》，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115页。

[7]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141页。

[8]参见［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6—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