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20年代初期基督教界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04（第1页）

二、20世纪20年代初期基督教界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04

不过，当时基督教界的简又文把新文化运动中积极提倡科学和新教育、新文化的一些人物，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投身非宗教运动看成是违背了学术和学者的本位。他说：“这运动更显得从前教育的一大弱点，即是少专门的学者。试看以一个研究生物学或政治学或其他科学的人，竟敢武断的威权，冒学理的招牌，居然用最确定的字句以断定宗教生死的命运！或者是以社会上大名鼎鼎的人，或者是新文化文学家，皆于宗教学研究无甚根底的，也奋笔直书，信口乱道！”不仅如此，他还直斥这些反宗教的新文化运动人物说：

这运动更显出知识界学术界内，一个绝大和绝险之事，如不早治，恐将至危害社会，祸及国家的病症。一辈青年，眼见祖国社会之贫弱特甚和震救方殷，但自身又未有良好的教育训练，因此不能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加以宗教的精神和理想以寻求真理，用以救国救民；于是，自然（或者是中国社会遗传的大弱点，如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氏所指出）欢迎由外洋输运进口的学理、主义，及一概新奇的学说，不俟消化，未曾反想和研究其果合吾国情否，随即欲实施诸吾国，从上面以解决社会底下的各问题。所以，无论何国何世纪何时代何学者何时期所主张的何主义和何政策，一入吾国，简直变了救急扶危起死回生的“万应膏药丸散”。

简又文当时最担心威胁基督教发展的，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迅速传播的共产主义。因此，他特别指出：“近代中国学者们所标榜的主义‘多如牛毛’了，何以不能见诸实行呢？如今非宗教的运动，又借非教之名，以宣传‘共产主义’与‘鲍雪维主义’了。因此，我只劝劝新教育界的人检出翻读，并令中学以上学生必读年前胡适之教授所著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一篇文章。”[129]

从简又文的上述观念不难想看，当时真正让基督教界感到面临巨大的挑战的，不是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新儒学等中外各种只在纸上谈兵的新文化思潮，而是以无神论立场、宣扬阶级斗争理论并积极开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或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这种主义已经在“一战”后的俄罗斯引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十月革命。

1922年春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很快就蔓延到京、津、沪及全国大多数地区。虽然有过短暂的停歇，但是，随着1923年9月《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的出版和流行，一场新的以收回教育权为主题的非基督教运动，即将爆发。而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随着民族主义的全面高涨，非基督教运动更加贴近反帝斗争，并且汇入国民革命的洪流。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挑战。“然而，由五四引发的非基督教运动，却没有发展成为义和团运动那样的悲剧。在经历这场严重考验以后，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历史潮流，作了多方面的自我调适，并且逐步与国民政府建立比较友好的关系，从而在中国继续有所发展。”[130]

[1]章开沅：《教会大学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治》，《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第21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86—487页。

[3]参见TheCambridgeoderure，EditedbyKamLeUyPress，2008。

[4]叶仁昌：《近代中国的宗教批判——非基运动再思》，台湾鸦歌出版社1988年版。［美］JessieG。Lutz编：《所传何为？基督教在华宣教的检讨》，王成勉译，（台北）国史馆2000年版。徐小群:《传教士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王晴佳、陈兼主编:《中西历史论辩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杨天宏:《中国非基督教运动（1922—1927）》，《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第83—96页。查时杰:《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3年版。郭若平:《非基督教运动（1922—1927）研究概述》，《理论学习月刊》，1997年第11期，第70—73页。韦磊、刘颖:《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世界民族》，2010年第2期，第15—22页。

[5]郭若平：《非基督教运动与民族主义的历史表述》，《东南学术》，2007年第1期，第158、160页。

[6]TheCambridgeoderure，EditedbyKamLeUyPress，2008，p。191。

[7]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蔡咏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8]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112、143页。

[9]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125页。1914年，有中国基督徒著文提到：“穆德博士及艾迪先生去春于粤、闽、皖、鄂、齐、苏、京、奉等省布道十三处，共计听道者七万八千二百三十人，签名慕道者七千零五十七人。”陈春生:《基督教对于时局最近之概论》，《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1914年），（上海）广学会、中华续行委办会、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14—1936年版，（台北）橄榄文化事业基金会1983年再版，第14页。

[10]吴义雄:《自立与本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24—125页。

[11]张化:《基督教早期“三治”的历史考察》，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144页。

[12]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322—323页。

[13]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第321页。

[14]张化:《基督教早期“三治”的历史考察》，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第144—145页。

[15]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140—141页。

[16]董景安:《教会大事概论》，《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1），（上海）广学会、中华续行委办会、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1年版，（台北）橄榄文化事业基金会1983年再版，第6页。

[17]《中华归主·导言》，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7页。

[18]杨鹏程、左双文主编:《20世纪中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61页。

[19]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8页。

[20]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21]李泽厚说：“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与原来搞爱国反帝的人合在一起，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骨干或领导。从而，新文化运动开始期的‘批判时政非其旨也’的主张，也就不再能保持了。”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事实上，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陈独秀来看，他从一开始就是将批评时政与提倡科学和人权放在一起的，从未分开过。因为，要批评时政，就必须用科学与人权作为最有力的武器，而其批评时政就是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合一的过程。

[22]陈独秀：《独秀文存》，第60—61页。

[23]陈独秀：《独秀文存》，第62—67页。

[24]杨鹏程、左双文主编:《20世纪中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61页。

[25]参见查时杰:《民国十年代反基督教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1922—1927）》，《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宇宙光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416页。

[26]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在1922年发生非基督教运动之前夕还说道：“1900年以前为基督教的播种时期。近20年来的特点就是基督教为承担重任而进行的种种试验。现在传教士所考虑的不是自己如何去工作，而是如何引导中国教会独立工作。在1907年大会上，传教士们煞费苦心地考虑对中国教会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当时中国教会也大有脱颖而出之势。今日中国基督教运动已由传教士撒种的开始时期，过渡到培养中国人撒种的时期。传教士原以中华归主为己任，现在则改为培养中国教会来实现这一目标了。这就是近20年来中国教会各种设施的关键。今后中国教会的设施和训练还需要借助传教士的人力和财力，教堂的设备还需要大大充实。”见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141页。

[27]［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86页。

[28]吕实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2、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