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知识界的反帝救国主张02（第1页）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知识界的反帝救国主张02
余家菊、李璜、曾慕韩等人编撰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经商务印书馆紧急出版后，迅速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充满民族救亡图存意识的国家主义思潮和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得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正如基督教界的谢扶雅在1925年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撰文所说：
自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出版以来，教会教育在我国的势力与企画，引起教育界中人极大的注意。少年中国学会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出版了《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内有《基督教与感情生活》与《教会教育问题》二文，痛论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之弊害，在最近两年中，教会学校之闹风潮者，不下二三十处，因与教会学校行政当局意见冲突而退学的学生们，发出宣言，连带攻击基督教教育，不遗余力。于是收回教育权运动，与收回关税、收回司法权相提并论，喧嚣于国中。[47]
刘以钟认为，中国的道德教育必须以中国为中心，接受国家的监督，不能任由宗教教会来灌输宗教道德。他说：“宗教与教育，应有何等关系？久为学者所争。最近则分离说大占优势。所谓伦理教化运动者，发起于英伦，遍及全世界。据其所主张与实验，则脱离宗教之道德教育，伦理正确收效显著。现该运动之势力，日益膨胀，将使十数年之后，学校教育全脱宗教之范围，是世界之趋势也。况道德教育，既以国家为中心，所采德目，不能与固定要旨相背驰，故不容宗教混入学校教育，使国民道德失其中心，而根本为所动摇也。”因此国家主义倡导的教育，必须是：一，无论是私人或宗教团体所设立之学校，均须接受国家之监督，遵照学校规程，不得施宗教教育及其仪式；二，凡学校内（除大学哲学学科外），不得行违反国定道德要旨之宗教讲演。[48]
恽代英读了《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之后，表示对“所言民族主义的教育，我大体均赞成”，并就其中所论述的“国民性的教育”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以补充国家主义的教育主张。
他说，国人都知道外国人现在主要是采用经济侵略方法对付中国，但并不知道经济的侵略，必须从经济上去抵御。因此，“我们要救国，最要是指示国民在经济上为争存的奋斗。我们要夺回关税主权，要努力从事于大量生产。这在我认为是救国最要的一着，亦是国家主义的教育最应注目的一点”。以此来看待教会教育的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
基督教的教育所以在中国能成为一个可怕的问题，他们岂非全国经济上挟着优势？他们每年从外国募化来许多款项。他们设立教会、医院、学校、宣讲所、青年会，以及其他种种机关，有许多人的祖孙父子，都靠他们做衣食父母。他们又借外人的势力，出入官署，包揽词讼。至于外力侵入的机关，他们更可以有介绍职员的优先权利。你看入教会学校的，那一个不是脑中存着一个将来吃洋饭的幻想。自然，基督教理亦可以批评的，然而，这实在是徒劳无功。他们原不是“信”教，原只是“吃”教。我遇见了几个比较勇敢真挚的教徒，他们都承认基督教徒中有许多假冒的、名不副实的。我问他既然这样，何不使他们出教？何不先将他们感化成为真的教徒，再向外面传教？何必还要闹那些甚么“归主运动”？若中国人名义上都成了基督教徒，而都系假冒的、名不副实的必定有甚么好处吗？这些问题，他们都不能答应。不过，他们是人家豢养来专做这种事的，他们只好不想我这所说的问题，以免良心上的苦痛。他们怎敢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便认清了基督教是浅薄、虚伪，他们为自己的饭碗，为妻子儿女的温饱，亦只好抵死的这样去做。有些基督教徒，自命为很能舍身为教会做事，因为他们收入不多，而肯终身不易其业。然而，我们要知道，基督教能得这些舍身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安定，而又有其他的好处呢。[49]
教会中是否有如恽代英所说的来中国混饭吃的、有侵略野心的呢？1919年开始就在北京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任职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刘廷芳先生就从多年的经验中说道：“坦白的说，欧美友邦人士，在中国服务的人，有些是不诚实的，是来混饭吃的，是有侵略野心的，是被政府及其他社团所利用的。”[50]不过，恽代英说当时的中国基督教徒认清了基督教的浅薄和虚伪，因而并非真心的信奉基督教，恐怕没有那么绝对。因为，为了自己的饭碗和妻儿的温饱而来信奉基督教的人，大都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是文盲，他们对基督教神学不可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而那些有一定文化的知识分子因信奉了基督教并在教会机关工作，很难说他们大多只是假心假意地对待基督教。由于多年的军阀混战，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确如恽代英所说：“现在全国生活的路子日益逼狭了，除了当兵、当官、官匪以外，还有一小部分凋敝的工商、教育界。然而工商因为时局的关系，既无发达之望，而教育界与官、兵、匪的生活一样，一天天到了日暮途穷的样子了。一批一批的毕业生，到社会上都找不着事做。纵然找了一件事，保不住三天五天，又被人家排挤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中比较安定的生活，相形已有一日之长。何况吃那种饭的人，有免费的房屋住，有免费的学校为子女受教育，有了兵患、匪患或其他横逆，可以安危受外国牧师、神父的保护，俨然在本国政府之下，享有治外法权。这如何不使一般人以教会或其他吃洋饭的事业，为终南乐土？我们与他谈基督教理之妄诞，有何益处？”
此处恽代英所说，在当时的情况之上，应该只是少数现象，因为教会中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位置来安排那么多找不到工作的人来就职。他的采访，也只是个例。但是，当时传教士和教会因为仍然存在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而享有治外法权，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这些不平等条约及传教士和教会所享有的治外法权，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证，确实是广大爱国的中国人都非常反感和坚决反对的。因此，恽代英在文中并没有过多地谈论基督教的浅薄和虚伪，而是着力于揭露基督教如何利用帝国主义势力来对中国产生实际的影响。他说：
基督教是用武力扶掖到中国来的，所以中国人终有些憎恶他。但是他早已抛弃武力政策，而改用经济势力来怀柔我们中国人了。景陶兄（余家菊）说不知何故中国国立机关之职员，如邮务员、铁道员之类，率为教会学校学生所占领。其实这何难解说？我们的邮务，原来是客卿的掌握中。而铁路又多与外资有关系。外人正欲以教会对于中国青年施其“类我类我”教育。自然，凡有势力所到，乐得为此惠而不费的事，使教会学生的出路能引得一般人垂涎注意，庶几“中华归主”的运动格外容易成功。自从盐务落到外国人手上，稽核所便又成了教会学生一个大销场。现在又在酝酿铁路共管。只要铁路一天又完全到外国人手里，又不知多几多西崽的吃饭地方。所以教会学生的出路，教会或青年会的介绍职业，与外国人的攫取中国权利，彼此有相对的关系。因此，希望教会学生爱国，那有这一回事情？
原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已经由原来**裸的武力政策，改变为经济的和文化教育的政策。这种分析，正是恽代英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高明于国家主义者余家菊的地方。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和方法，使恽代英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势力及其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关系的认识，从余家菊等人的政治国家主义进入到经济国家主义。正如恽代英自己所说：
总而言之，基督教的势力，完全建筑在经济上面。不是基督教能使中国人心理上奴服于外人，是外人以经济上的利益诱饵我，以经济上的贫乏压迫我，遂使我国的人，发生托庇于教会的心理。我以为基督教必须攻击，但非经济上争得独立，恐究不易攻击得倒呢。（前次非宗教运动发生时，教会中人不惜说是义和团精神的复兴。这无非因义和团是外人所曾征服，因又欲利用外力来扑灭非宗教的思想。亦可见基督教原本不讲教理，他们所仗，只是洋大人可以再兴八国联军。这是他们最引为荣耀的事。基督教终只配称为“洋教”而已。）[51]
恽代英在国家主义派于1923年9月发起批判基督教的教会教育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不久，就积极参与这场反基督教运动，并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标志着正在迅速崛起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已经试图引领这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救亡图存思想文化运动。1924年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人投身这场重要的反帝国主义思想文化运动当中。
就在恽代英于1923年底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撰文强**会教育的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同时，也有人在《前锋》杂志上发表了《教会教育盛行的原因》一文，更直接地阐述了教会教育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该文说：
外人在中国办学，是由条约取得的一种权利，与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同是侮辱中国的一种行为。他们是认定中国为野蛮国，为半开化国，所以有待他们来开荒。他们的根本观念既错误，所以一切举指（止）与态度无一不错，并且他们借教育为传教的一种手段，他们现在除努力建设高等教育（？）以外，同时还要努力从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他们要给中国人自办的教育外，别立一个教会教育的系统，最后的目的，便是要在中国立一个基督教不拔之基，使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化之国。
他还指出，为什么这些来自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传教士那么热衷于兴办教会学校呢？因为他们要为各处租界及通商口岸等处所设立的殖民地式的办公机关以及教会所属的各种机构培养中国职员，而中国的国家财政等机关有不少都在外人手里，也需要大量的中国人才。因此，教会学校实际上就是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中国服务的工具。他说：
侵略中国的是外国的帝国资本主义，为这种帝国资本主义为虎作伥的，便是这种中国学生。而这种学生的产生，便由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作前驱的教会所包办。在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既容易混一碗不名誉的饭吃，所以一班不明白的父兄便迷信教会学校，情愿打发他们的子弟到里边去……总而言之，破坏中国教育的统一，蔑视中国的国语国文教育，养成国民媚外的习性，培植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驱，实在是教会教育已成的罪案，也就是中国改造前最大障碍物之一。[52]
1923年上海三育大学的美国人公然说：“既入教会读书，应当断绝国家关系，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今年广州圣三一学校的英国人又说：“这是英国人的学校，有英领事在广州，断不能徇你们的情，任从你们中国人的自由。”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响导》周报发表文章《投降条件下之中国教育权》，愤然地指出：
英美人这样反复声明他们在中国办教育的宗旨，昏聩的中国人总应该醒觉了吧！中国人果然有点醒觉了，效法清华留美之阴谋侵略的日本对华文化事业，朱经农君怀疑于先，北京学界戒严于后，同时奉天教育界且有收回教育权之实际行动，虽至腐旧《申报》记者亦表同情于收回教育权之主张（见四月二十六日《申报》），他并说：“外电并谓国际间尚受投降条件之支配（即外人教育权）者，现唯有中国一国，此吾国向所未闻之意义也。”不过，我们在《以后一切对华侵略将以教育形式出之》（见本周报一十一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见《前锋》月刊第一期）、《中国教育问题》（见《前锋》第二期）等论文中，都大声疾呼的说过，可惜《申报》记者心史君都未曾注意。《申报》记者心史君并详论最近土耳其收回教育权及奉天收回教育权两件事，这两件事实是我们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实例，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53]
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从1924年年初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主动地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当中。可喜的是，与此同时，《申报》等本来倾向保守的报刊也积极同情和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这反映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中一个较普遍的共识。陈独秀特别提到欧战前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曾在土耳其设立各级大中小学校，最多的是法国，其次是德国，“不用说，这些学校之目的和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一样，都是养成奴隶人才，为他们的帝国主义之前驱”。一战爆发后，土政府不再承认以前与列强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首先将法国的学校给关闭了。1918年协约国胜利后，德国的学校也关闭了，只留下同是协约国的美国学校。可是，现在土耳其发现美国人对他们的教育侵略与法、德并无两样，因此在收回司法权和关税权之后，也收回了教育权。[54]他高度赞赏土耳其人的这种坚决维护民族主权的意识和举动：“土耳其人这种独立不羁的气概，实在令有奶便是娘的中国教育家愧死！外人替他办教育便讴歌外人；军阀捐钱给他办教育便讴歌军阀；‘有奶便是娘’，还论什么条件！”
对比土耳其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收回教育权的举措，陈独秀对中国人的教育主权意识深感忧虑。他说：
全国在点的城镇几乎无处没有教会学校；除无数小学普及穷乡僻壤不计外，即在城市之中等以上的学校，据中华教育改进社报告：全国一三七五校中，外人设立者占一六二校；男女学生二六九一○八人中，外人所学校之学生占二八五三四人。他们在中国所设大学，几乎无一省没有；他们势力最盛的是南京、上海、广州三处，最可耻的是广州、南京，教会学校以外，中国自设的大学及高师中，也有许多留美学生或教徒为大美国及教会宣传德意，这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伤心之事。至于外人直接设立的学校，不服中国政府管理权，以耶教经典代替中国的伦理道德功课，更不用说了，所以外电说：“国际间尚受投降条件之支配者现唯有中国一国。”试问讴歌教会学校清华学校及欢迎日本对华文化事业诸君，对此外电所云作何感想？[55]
1927年6、7月间，日本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确定用武力解决“满蒙”的方针，首相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呈报秘密奏折，声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事实上，日本蓄谋侵略中国已久。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侵略势力开始向东北渗入，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通过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全面加强了对东北的政治、军事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和教育侵略，仿照西方传教士来华开办教育事业，在南满安奉铁路沿线开设“公学堂（小学），添设师范学堂，招收中国学生，推行日本风的学校，以造就日本化的中国人”。“学生但知有清国日本，不知有中华民国。”学生听讲时，有巡警监视，“不准教员讲中国人之爱国话”。于是，1922年奉天省教育会开常会时，教育厅长谢荫昌提案要求禁止非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奉天省境内开设学校，已开设者一律收回，遭到日本外务省的强烈反对。陈独秀痛感：“日本人在奉天之教育的侵略，是何等肆无忌惮！但我们同时应该知道英、美教会在中国各省所办的学校，何尝不和日本人在奉天办的公学堂是同样宗旨，‘三育’、‘圣三一’便是标本，决不可像英、美留学生一面怀疑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一面却讴歌英、美对文化事业！”他大力呼吁：
我们希望奉天人，收回教育权更进一步，勿以小学、师范为限；我们更盼望全国教育界，不但对于日本在华文化事业应该怀疑，对于英、美在华教育侵略也应该反对；就是对于教员中美国化的留学生及教徒也应该廓清；勿让收回教育权不受投降条件之支配的土耳其人专美于前！[56]
与此同时，《学灯》也发表《论文化侵掠中之教会教育》一文，强烈指斥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文化的侵掠，自然不只是教会教育一种，可是，教会教育，我们承认它是列强对于中国文化侵掠中的最重要部分”。教育是一切文化的源泉，“现在许多帝国主义的国家，他们为什么能够来侵略中国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发达的教育。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当然不止文化侵略一种，“不过，文化侵略是亡中国的一个命脉罢了！我们现在中国人一息尚存，非尽力的起来抵制他们不可呀！”今年五四纪念活动，学生要求举行纪念，结果被强压以致罢课。教会学校取缔学生的爱国行动，“这岂但伤及中国之国体，并也干涉个人之行动，这种死的奴隶式的教育，非亡国奴何以需此！”何况基督教的教义鼓吹无抵抗的博爱主义，“现在中国正处在列强分食的时候，如果我们照了这话行去，岂不是要催促中国早点灭亡吗？”[57]
1924年4月，英国圣公会在广州开办的圣三一学校的学生们向全国发表宣言，请求援助，“反对那‘奴隶式’的教育，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与侵略”，“争回教育权”。[58]5月，该校学生再发布第二次学生宣言，提出：“外国强盗，始终想以教育方式，侵略中国，灭亡中国，我们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哪能轻轻放过这回的运动？”[59]
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会上通过了《中华教育改进社议决案》，“第一条，请求政府制定严密之学校注册条例，使全国学校有所遵守。第二条，注册分甲乙两种：凡学校及与学校相类之机关，须一律经过乙种注册，凡学校按照政府订定课程最低限度办理，并无妨碍中国国体情事，经视察无讹者，得行甲注册。”“第四条，凡外人借学校实行侵略，经调查确实，应由政府勒令停办。第五条，凡幼稚园小学及中学有宣传宗教课程或举行宗教仪式者，不予甲种注册。”[60]
陈独秀在《中华教育改进社议决案》通过后，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对于收回教育权运动有历史的价值。他说：
无数在外国教会学校**锢蔽之下的中国青年，受了土耳其封闭美国人所办学校的刺激，“收回教育权”的呼声，首由广州学生喊将出来，不期而应者几遍全中国，教育改进社的右派分子，竟为全国青年的呼声所迫，容纳了左派分子之主张，通过了此案。将来实行至何程度，现在虽不可知，而最小限度，（一）总可以使外人感觉中国人心犹未死尽，无形的文化侵略究竟不像有形的军事侵略、经济侵略那样便当；（二）总可以使在外人势力之下麻醉久了的青年明白教育权应该收回，是中国教育界所公认，并不是什么过激派的主张。
不过，陈独秀对于这份收回教育权议决案并不十分满意，因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是在“极力称赞教会学校之成绩”的研究系范源濂等人的操纵之下，其中有不少会员都是基督教徒或毕业于教会学校，只是由于国家主义派陈启天等人奋起力争，才勉强通过了这个议决案，因此，陈独秀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