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督教与儒家文化的交会 以吴雷川为例（第2页）

他批评历来的基督教会和宣传教义的耶稣门徒们，过于强调耶稣的神性、过于渲染耶稣的神迹。他说：

耶稣选召门徒，盼望他们继续成就他的志愿，推想当他专心训练门徒的时期，总应当有多少关于自修的经验的话，为门徒述说。可惜后来的门徒宣传耶稣，多半尊崇其为神，而不注重其为人，所以四福音书中，除了耶稣自述旷野受试一段可宝的记载，可以窥见耶稣的勉力发愤外，其他如《约翰福音》，虽然连篇记载耶稣自述他与上帝的密切的关系，便都是言其所已然，而不是言其所以然。[31]

吴雷川强调说，基督教的教义以耶稣一生的言行为根据，研究基督教教义必须对记载耶稣言行的四福音书有深切的发明：“可惜从前宣传基督教的人，多半举粗而舍精，识小而遗大，类如喜说耶稣神奇的权能，而不注重其深邃的理想，与坚卓的志行，以致四福音书中潜伏的精奥，大都为神话奇迹所掩盖了。现今我们要以‘耶稣为人’的眼光来读福音书，则书中所蕴藏的精义，都可以疏证，使之逐渐显露。”[32]

通常所强调基督教的人格论，是指上帝的人格或人格的上帝，人格是一种神圣的位格，带有主体性特征，而耶稣的人格只是上帝人格的显现。吴雷川虽然也承认耶稣具有神性，耶稣的人格是上帝的显现，但是，他更注重耶稣人性的一面，他所强调耶稣的人格只是耶稣所表现出来的，或其内在的能为人所效法的个性特征。而且这种个性特征是人性的，而不是神性的，也就是说，它是常人所能够效法的，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很显然，这是一种哲学化的人本主义的人格论，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神学人文主义或神学人格主义。

（三）孔子与“耶稣为完人之范”的人格追求

接下来的问题是：耶稣何以值得人们去效法呢？这实际上涉及耶稣何以为基督的问题。吴雷川说：“耶稣为人，耶稣更是完全的人，所以人称他为完人之范。”[33]那么耶稣何以是完人而为世人所效法的榜样？这取决于“耶稣何以为基督”？吴雷川说：

耶稣一生的事业以及他底受死而成为完全的人格，都和他为基督这一件事有重要关系。而这种重要的关系，在福音书上却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就很容易发生疑问。若依照神学家的说法，这一切都是上帝所预定，自然就没有问题。但我们是要研究耶稣为人的，神学家的意见，大概我们都不愿意接受。[34]

吴雷川指出，“基督”的本意是受膏者，包含着君王、先知和祭司三种职分。犹太人理想中的基督，承担着犹太民族复兴的重任。耶稣在十二岁时“以我父之事为念”自承为基督，但是他后来放弃了为王的计划，以受死来彰显他的人格。“我们承认，在他全部生活中有这样重要的变化，正显出他为人类而艰苦奋斗的决心与勇气。”“耶稣肉体的生命虽然为当时人所害，为要救人类而舍去，而他的精神生命乃永远与全人类的生命相联系而常存。”[35]他进而比较耶稣为基督的人格精神与中国传统儒、道、法和佛教的人生哲学，指出：“佛家、老庄虽也是解除人生痛苦的方法，但都是超社会的，也就是反社会的一种倾向，断不能普遍适用于人生。儒、法家都注重现实的明证，可惜他们又多半只是知道就着遗传的制度加以修正，而不知倡言改革。唯有耶稣即从原理上认定标准，就拟定公平的制度，想要彻底改革，根本解决，并且因此牺牲生命而不辞，这乃是他的超越伟大，不可企及。”[36]因此，耶稣是“彻底觉悟人类天性所固有的智勇仁（信望爱）三达德，并且能充分发展这三达德的人。他与上帝合一，正因为他能尽其性。他能尽其性，所以是人类的模范”。[37]

不过，在具体阐述耶稣为基督的人格精神时，吴雷川还是吸收了不少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尤其是儒家的人文精神。比如说，他特别强调耶稣的节俭精神，认为节俭可以减少人的贪心，可以克服人的傲念，但是如何实行节俭，有三事必须注意：一是当认准人生最高尚的目标，奋勇前进，所谓“以在上的事为念”，孟子所谓大丈夫以行道为事，“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正是最简要的方法；二是需要常常想念自己所信服的教主耶稣他的人格是如何养成的，尤其是他以服务人群为重的牺牲精神；三是为我们所享受的当存感激之心，更要记住世上贫苦的人多，一个人若享受太过，便是侵占他人的本分。[38]节俭本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吴雷川号召人们效法耶稣的节俭精神，而他所理解的耶稣的节俭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并没有什么两样。

吴雷川在给当时基督徒学生团契的一封信中积极提倡“勤”“俭”精神。他一方面说“这勤俭两字，是中国先哲所常常提到的，诚然可说是老生常谈。但讲到做人的道理，实在逃不出这两个字，能遵循这两个字，就可以贯串一切”。“从前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说健全的人格，必是从勤俭两字磨炼出来的。”另一方面他又说：“再看耶稣：他为人服务，甚至连饭也顾不得吃，这是何等的勤！他奔走宣传，甚至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何等的俭！”他号召青年基督徒们要效法耶稣的精神，“正应当从勤俭做起”。[39]

如果说对勤俭精神的提倡让人难以区分基督教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话，那么吴雷川对基督教祈祷的理解就多少表明他试图以中国传统儒家和道家的修养论来阐释基督教的修养论。他说：“原来基督教的基础，是以耶稣的人格为中心，而耶稣人格之所以完成，不但在其能实现建立天国的事功，尤在其对于自身有充分的修养，这修养的工夫，就是基督教所说的祈祷。”他区分祈祷有私祷和公祷，指出私祷是纯粹个人修养方面的事，但是也不可盲从，而当以福音书中所记载的耶稣祈祷为模范。耶稣教训门徒祈祷的话，就是主祷文，其中“含有开拓心胸，恢宏志愿，戒贪，明恕，谨身慎行等等要义，都是教训我们为人的道理”。耶稣论祈祷的功效就是有志者事竟成，他教人清心寡欲，待人如己。他甚至引用中国传统的修养工夫“存养”和“省察”，认为祈祷有赞美、感谢、认罪和祈求四项，正是存养、省察两段工夫合而为一。“因为存养也就是体认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如果认得亲切，自然要赞美与感谢，至于认罪与祈求，是因为省察后所发生的意念，更无待而解了。”[40]

但是，无论是勤俭还是祈祷，归根到底，吴雷川认为，耶稣之能够成为人们的模范，就体现在其“为上帝作工”“服事人”和“为真理作见证”等三大原则。他说：

耶稣因为不满意于当时的社会，以为必须改造，并且以为社会进化，本是自然的公例，换句话说，就是上帝的旨意，因此，改造社会，就是人生唯一公共的目的。所以他特别提出当时犹太人所想望的天国做题目，常常借这个名词，来发表他的理想和计划。他说“天国近了”，又说“天国降临”，都是说天国要实现于人世，像那些死后入天堂的说法，乃是后来基督教会的谬解，绝不是耶稣的本旨。耶稣既以实现天国为人类的天职，就因此确定了他的人生观，所以他曾经提出他为人的三大原则：第一是说“上帝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又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上帝的旨意，作成他的工”。第二是说“我本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第三是说“我来到世间，就是要为真理作见证”。这为上帝作工、服事人，为真理作见证的三大原则，正是耶稣作人的模范。因此他常常讲论天国，就是要将他所得的人生观指示众人，一面引起人的盼望，一面劝人都应当在实现天国的工作上有分。[41]

因此，吴雷川一再强调，原来耶稣唯一的宗旨就是改革社会，但改革社会，必先改革个人。[42]很显然，吴雷川强调耶稣为做人之范，目的在于高扬耶稣的社会改革意识，认为只有具有了这种社会改革意识，并参与社会改革，才能真正体现耶稣的完人之范。这就使他对耶稣的人格观念的阐释从个人改造进到社会改造，使社会改造成为效法耶稣人格的最终目的。

（四）从改造个人到改造社会：耶稣的爱国精神

吴雷川接受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身处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环境，带有很强烈的救国意识，这一点虽不可过分强调为吴雷川“本色神学建构的原则与重点”[43]，但也确实是近代人物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其他中国基督教徒知识分子也都同样深怀强烈的救国意识。正如吴利明先生所说：“在他（吴雷川）的写作中，我们会发现他有一股不能压止的热诚，要去改造中国的社会。而他对本色化工作的努力，也就是被这股社会改造的热诚所激发的。”[44]

同时，对耶稣服务社会人格的高扬，也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是反宗教的非基督教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在当时，陈独秀、蔡元培等人都表明了自己对耶稣社会服务之人格精神的高度评价。[45]但是，我们似乎不可以过高地估计吴雷川对耶稣服务社会的人格精神的肯定是受了这一思潮的影响，[46]因为，至少吴本人并不是“五四”人物，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创办的《真理周刊》杂志，其宗旨则是：“联合信徒同志，以耶稣无畏的精神，为真理作证，谋教会革新，促中国改造。”[47]从该杂志的办刊主旨和发表的文章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很显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相比，吴雷川与当时的一些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所探索的是另一条拯世救民的道路。

吴雷川等近代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对耶稣人格精神的特别关注，与近代世界基督教教义的转变有相当的关系。正如与吴雷川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中国基督教学者李荣芳博士所言，传统的基督教会强调的是神学，即上帝是道（真理、生命、道路），道就是上帝，到了近代，由于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教会对圣经的解释受到批判，神的权威遭到挑战，尤其是社会进化论的盛行，人们“愈反对教会的使命愈清楚，他们所能做的不过将耶稣‘伦理’的观念，又重新发明，使我们在来世以外更注重耶稣伦理的生活”。[48]

不过，有一种影响是值得相当注意的，那就是在当时，一些有影响力的来华西方学者，如华德博士在北京等地对耶稣社会服务精神的大力弘扬，对当时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华德（Dr。HarryF。Ward）曾任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1925年来华时身为著名的纽约协和神学院伦理学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以提倡社会福音而享有盛誉。据说，他所提出的“社会信条”（TheSocialCreed），被美以美教会采纳，成为该教会“社会服务之准则”。后来，全美教会联合会也采纳了这一主张，乃至罗斯福组织进步党谋社会改造，亦本此准则。华德利用休假作环球演讲，极力推行其社会福音思想。他到北京等地，也是不遗余力地大肆宣讲其社会福音思想，并在《晨报副刊》等著名报刊上发表其演讲内容，甚至发表了《耶稣的革命精神》《革命的基督教》和《华德博士致中国基督教徒学生书》等。燕京大学还专门邀请他到校演讲。他的此次中国之行，在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49]应该说，已在燕京大学兼职教书并作为基督教知识分子之代表的吴雷川，无疑会自觉地接受这一思潮的影响[50]。这一点从其当时及其后的著作中都不难看出。

正是在以上的背景中，吴雷川特别强调耶稣人格中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改造精神。他认为耶稣为人之模范的三大原则，中心点就是改造社会。他说：

耶稣为人，是我们应当崇拜而效法的。我们能效法耶稣的舍己，就可以脱离一切私有的过恶。我们更效法他的努力服务于社会，世界就可以从此进化，永无穷尽。所以耶稣的人格，足心救人，救世。他的教义是个人的福音，更是社会的福音。[51]

超越对个人的救赎的局限性，而扩展为对整个社会的救赎，本来也是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所在。但是，在这里，吴雷川所强调的社会福音，无疑更带有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色彩。因此，他对耶稣社会福音的理解，更多的是结合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浪潮，甚至将耶稣就看成是一个值得敬仰的爱国青年。他说：

宗教是指示人生以为当由的正轨，耶稣原是最热心的爱国青年，他爱国以至舍身。他虽标世界大同主义，但根本的办法，还是在乎人人自爱。所以生当现世，当先谈救国而后谈救世。[52]

又说：

耶稣生为平民，独抱大志，要拯救自己的国家，为社会奋斗，至死不悔，真可算得上是历史上第一爱国的人。他这样纯洁勇毅的品格，正是我中华民国所需要。[53]

由此，吴雷川批评过去传教偏重于上帝的慈爱和博爱原则，使人忽略了国家，“其实耶稣本不只是宣传神旨发挥哲理的先知，更是刻苦躬行热诚爱国的志士，他的主旨无非要各个人切实自爱，以建立天国”。[54]

我们从以上吴雷川的表述中不难看出，耶稣之所以值得我们效法，关键就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是爱国主义的典范。

坦率地说，从基督教神学的立场来说，是很难将耶稣归结为爱国主义者的，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观念，起源于近代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吴雷川的上述理解无疑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对《圣经》的解释历来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特点，因此耶稣在近代中国变成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并不足为奇。

当然，吴雷川对耶稣的近代爱国主义的解释并非局限于一种中国式的爱国热情和觉悟，他同时还极力高扬耶稣所体现的上帝的公义，他说：“犹太人所认识的上帝的性德，就是公义和仁爱。但犹太人错误地以为上帝的公义必适用于他的仇敌，上帝的仁爱却应当为他们独尊。耶稣降世后，改正了犹太人的错误，并举公义与仁爱，尤其是以公义为重。基督教的教义实以公义为首。”[55]吴雷川甚至认为，以往人们以为基督教的教义只是爱，人们只需要效法上帝的爱，就可以得到拯救，他说：“人类只知效法上帝的爱，这样只会养成人的依赖性，耶稣乃是要人效法上帝的公，即与人为善，推己及人。”[56]因为，“原来人生的价值，即在能为人群服务，凡不能为人群服务者，即是虚生，即是无价值。言服务则必有牺牲之精神，如耶稣之为人舍己，实为服务最高之模范”。[57]他甚至还说：

很显然，吴雷川对基督教教义的仁爱和公义的理解带有强烈的社会关怀，而反对局限于个人得救的范畴。也就是说，他反对一味地强调上帝爱人，而更强调应当效法耶稣去推行上帝的公义。因为光有仁爱是不够的，是不能拯世救民的，更重要的是效法耶稣以公义、勇敢来实现上帝的仁爱。耶稣之所以能够体现上帝的爱，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正在于他以公义和勇敢实现了上帝的仁爱，而这正是耶稣人格感人之处。

针对当时流行的基督教人格救国论多停留于口头宣讲而不重视实际的社会工作，吴雷川指出，救国不只是靠着号召与破坏所能奏效，必要有精密的计划，恒久的建设，然后才能成功。[59]因此，吴雷川的社会改造论，就是要求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耶稣的人格。他说：

只是通过一些肤浅的研究是不可能充分理解耶稣的伟大品格的。为了显示我们对于耶稣伟大品格的了解，我们应当以耶稣为效法的榜样，用实际行动来实践我们所知道的耶稣的训言。[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