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中国宗教与三民主义（第1页）

二、近代中国宗教与三民主义

1905年11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东京创办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主义的目的是要推翻清王朝对汉族的压迫，但并不排斥满族人民，即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清王朝封建统治。民权主义就是要“创立民国”，要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权主义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还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分为三个时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并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国家机构组织的具体设想，即“五权宪法”，指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各自独立，又相互制衡。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主张核定全国地价，现有的地价归地主所有，革命后因社会进步所增长的地价归国家所有，由国民共享，做到“家给人足”。

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广大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富裕的愿望。因此，三民主义不仅受到当时广大中国资产阶级的拥护，也受到了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在内的一切民主派的拥护。在一段时期内，它成为中国革命党人救国图存的理论基础、战斗口号和团结的旗帜，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正是在三民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广大革命志士团结一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使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统治秩序再也不能稳定下来。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这篇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一是“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使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以实行普遍平等的民权主义为主要内容，人民“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免诸权”。民生主义，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规定“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稍后他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反对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经过这样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便是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最大特点就是它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它也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若干原则基本一致，所以新三民主义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逐渐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成为中华民国的领导人。他及其他国民党人都一直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以不同形式彰显三民主义在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及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力。三民主义也因此成为民国时期与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并行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社会思潮之一。

（一）中国近代基督教与三民主义

提出三民主义的孙中山本来就是一位基督教徒。他早年信奉基督教，并在教会学校读书。他后来阐扬三民主义思想，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他曾谈到人类进化之目的是什么，认为就是孔子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耶稣所说的“尔旨得成，在地若天”，[1]而人类所希望的，正是告别现在痛苦的世界而进入极乐世界的天堂。他生平特别强调的平等博爱精神，都是基督教精神的集中体现。[2]

有学者指出，孙中山事业之神圣性，来自他“以神道而入治道”，[3]“以耶稣之心为心”。[4]当汪精卫、蔡元培等国民党人激烈反对基督教的时候，孙中山一方面告诫基督教会要发扬爱国主义，“决计不做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另一方面则强调辩论只会使“基督教之真义反加明了”。他甚至宣称：不但他自己是基督徒，他全家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是基督徒，且有家庭崇拜。他说：“中国固有之文化和数千年之礼教，根深蒂固，习俗相沿，剥杂不纯，有待彻底整理。此项工作非常繁重。予一身既从事政治革命，不敢再分其心，然希望同志中有能为此工作者。”[5]面对新时期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孙中山非常清醒地指出：“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6]他从来就不认为基督教信仰与他所提倡的三民主义有不相容之处。他在1925年2月22日病逝北京前就留下遗训，其中提到：“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并说：“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7]从这些事例中不难想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具有鲜明的基督教精神。

早在非基督教运动时期就发表文章阐明基督教与三民主义密切关系的王治心，后来针对孙中山的经历与思想，谈到基督教与三民主义的内在关联。他在《中国基督教史纲》中说到，林百克写有《孙逸仙传记》，在该书第三十三章里有一段话说：“他当耶稣教是文化的法规，他把中国文化同耶教国文化比较，看出中国没有一种进步的宗教的害处。他看见耶教与近代文化一同往前进的……因为他亲见耶教有实现的成功，他才信服。他看见耶教训练个人，增加他的力量，减少他的弱点。”[8]王治心更进一步就孙中山投身革命很少谈到基督教的状况，认为孙中山“虽然以后不很谈到基督教，而他的生平，却处处表出他是‘以耶稣之心为心’的，林百克所以说：‘中山虽然不大谈论宗教，但是他是以使所有的善人都做弟兄为心的耶稣主义者，他是个全人类都是弟兄的耶稣主义者。’”王治心更因此指出：

这结论实是确切不移，我们看他所发明的三民主义，更是充满着耶稣的博爱精神。记者在民国十五年曾经写过一篇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的短文，把民族民权民生的含义与耶稣所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互相比较。张亦镜先生也在真光杂志第二十七卷十号里详细的比较过，并且列一个表做结论：

耶稣主义→基督教义→自由、平等、博爱→救世救国→民族、民权、民生→中山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详细的重提，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完全出发于耶稣的救世精神而来，这在平心静气加一番研究的人，决不会说是穿凿附会的。[9]

1930年基督徒仙岛在当时著名基督教自由派刊物《真理与生命》月刊上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周年的纪念文章，同样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他的基督教信仰有关直接的关系，也说明基督徒在孙中山逝世后应当继承他的遗志，推进三民主义的落实。仙岛指出：

中山逝世了，中山逝世了！！弱小的民族丧失了革命的导师，被压迫的民族亡了先知先觉者，次殖民地的中国失了伟大的牧夫！！！我们今日纪念中山逝世，不仅是作一个“开会如仪——（行礼，读遗嘱，静默，唱追悼歌）和说几句激刺人的话，便算完事大吉……礼成”而已。纪念中山就如纪念耶稣一样，真正的、有价值的纪念，是在“认识他的主义与实践他的主义！”[10]

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在求“国际间的生存”；而中国的“三民主义”是在“打不平”。如果总理于民国元年对中国社会党演词云：“我所抱之唯一宗旨，不过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于平而已矣。”[11]

在仙岛看来，孙中山就是当代的耶稣，历史上有思想家的耶稣，也有拯世救民的耶稣，同样，在现代史上，有思想家的孙中山，也有冲锋陷阵的孙中山。他这话的意思说明，孙中山和耶稣之间不仅具有思想上的一致性，而且也有实践上的一致性，这实践上的一致性就是勇于将思想贯彻和落实于行动之中。他说：

战场上的耶稣，与研究室中的耶稣；上山入研究室的耶稣，与次日下山的耶稣；到旷野的耶稣，与进入社会战场的耶稣；入客西马尼园的耶稣，与上十字架的耶稣；这就是耶稣的人生，亦就是耶稣成功立业的秘诀了。战场上的中山，与研究室中的中山；中山能做一个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战士，同时又能作一思想深刻的学者；他能雍容自若，即刻又能冲锋陷阵；一方他有冷静而沉毅的头脑，另一方他又具有热烈的心肠。[12]

仙岛撰文纪念孙中山逝世五周年，既是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充分体现了耶稣基督的救世救民精神，更重要的是呼吁世人不要忘了中山先生留下的三民主义遗产，要踏着先行者的足迹，而继续奋斗。因此，仙岛说：

总之，要真心纪念中山，就得彻底了解他的主义；要了解他的主义的伟大与实用，就得认识“整个的中山”；要认识整个的中山，尤须认识战场上的中山与研究室中的中山。然而，须知道，他的生活是得力于耶稣处不少，这是谁人都不得抹杀的事实！！[13]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号召，许多爱国将领和军民在三民主义的爱国精神指引下投入抗战建国的事业之中。著名基督教知识分子谢扶雅就说：

这一次抗战激发了中国人的宗教情绪，滋长了他们的神圣感和建立了带宗教性质的信心——他们都坚信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尤其使人折服的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本来没有像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那样绝对性与统制性，但是现在也因了抗战建国底神圣而被拥护到神圣化的程度；不论那一党，那一派，不论士大夫或民众，不论男女老幼，都统一到三民主义的革命大纛之下。三民主义不但成为新中国的政治基础，而且成为新中国的“国教”。[14]

但是，谢扶雅仍然不忘基督徒的使命，他认为三民主义之所以能够激励人们积极投入抗战建国行列，根本原因在于三民主义灌注了基督教的精神，而三民主义正是基督教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体现。他说：

战火烧红了一颗血淋淋的丹心，白热化了的全民众的神圣感，只待有象征的具体事物，便可充实一般的宗教需求，三民主义恰好做成这新宗教的圣经。当然这决不是偶然的，三民主义之所以能够号召和统一全人类四分之一的群众，适应他们抗战建国神圣使命底宗教要求，完全为了这“民”字（People）配合着他们心灵的“Amen”。中国假如有民族的信仰，那与其是“天”，毋宁是“民”。天无耳目而民有耳目，天无言辞而民有言辞，天无人格而民有公共的人格，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中国人民几千年以前早已把“民”看成上帝了。况邻人现在既以“天道教”来打我们，无形中反激我们用“民道教”去抵抗它。他们又以“帝国主义的宗教”来打我们，也是逼成我们用“民族主义的宗教”去抵抗它。从前四万万五千万民众被视为阿斗，现在抗战底外力刺激，促阿斗急速长大成人，更促成他有斗志，促成他实践耶稣“死里求生”的宝训，而为耶稣忠徒。如果真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是基督徒，那中国的新宗教不但是“民教”，也简直是基督教了。[15]

很显然，谢扶雅的上述观念，表明基督教与抗战建国之间不仅不存在任何冲突与矛盾，更是实际指导抗战的重要思想基础。同时，谢扶雅也想以此来激发全体中国基督教徒响应国民党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抗战救国的行列之中。

（二）中国近代佛教与三民主义

自191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以后，三民主义随着民国的建立而逐渐深入人心，成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社会政治思潮之一。太虚、仁山、铁岩、华山、栖云、宗仰等许多佛教寺僧也深受影响，铁岩法师在当时明确提出“建立共和国与振兴佛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主张，[16]实际上就是将孙中山建立民国的三民主义作为其革新佛教的基础。太虚在民初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主张，并发表《僧伽制度论》，也主要是受三民主义影响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末巨赞法师明确指出国父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与佛学都偏重唯心论，因而“佛法可以补助三民主义，在理论方面作更深一层的解释”。他甚至提出：“我们要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揭示佛陀牺牲无我的精神，外抗强敌，内化民贼，从自力更生的中华民族领土里，完成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建设人间的极乐世界。”[17]

三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主要是指实现民族的平等、独立，反抗一切外来的侵略和压迫。近代中国佛教界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和调适，在上述关于近代佛教的平等、和平观念中已作了较具体的阐述。近代中国佛教的民权主义观念，实际上在上述关于近代佛教的民主观念中也已作了阐述。近代中国佛教界对民生主义的认识与回应，主要表现为寺产改革观念。因为民生主义，就是要解决财产的分配和人民的生计问题。对于寺僧界来说，也就是如何对待庙产问题。

自清末张之洞等人主张“庙产兴学”以来，提产、夺产始终成为威胁寺僧生存和佛教兴衰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佛教历史形成的各种流弊和时弊，固然有不少寺庙的寺僧过着自耕自食[18]，甚至是食不果腹的生活，但也有一些寺庙拥有数量不等的庙产，如耕田、房产等。这些寺庙的住持不仅视庙产为私产，而且出租给无田者耕种，坐收租金。这种状况不仅与近代土地改革运动不相适应，而且，由于寺僧多拥财自食而不修佛法，一些寺僧甚至将寺庙变成了封建迷信、生活糜烂、窝藏流寇的场所，严重破坏了佛门形象，致使社会上批评寺僧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和“有害无益的人”。因此，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各种提产、夺产、驱僧、毁像事件层出不穷，纠纷不断。在当时社会环境的逼迫和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影响下，近代僧界逐渐认识到改革现有庙产制度、恢复古代农禅传统、积极适应土地改革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从民初太虚提出实行“集产制度”，到1930年转道提出“僧伽从事生产是佛教改革中一件最重要的事”，[19]到1940年北京《同愿半月刊》主张“生产与行持合一”，[20]再到40年代后期大醒提出“农工禅”的主张《从土地改革谈到僧徒生产》[21]，无不是探索佛法的民生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