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教经验与基督教来华的中国化探索1（第2页）

有等血气用事之人，操之过急，见我国社会通行佛教，思欲在教会内仿效佛教仪式，强名之为中国化，以期教会勃兴，可谓大惑不解者矣。鄙人曾读教会历史，见基督教传入罗马，厥后不名之为基督教，而名之为罗马教者。何也？因罗马国家，未为基督教会所化，基督教会反为罗马国家所化故也。至路德改革，教会始有拨云雾而见青天之一日。今日我国之提倡改用佛教仪式者，宁不惧蹈泰西教会之覆辙乎。且各教有各教之特色，此教而必欲仿效彼教之仪式。吾恐此教不久将为彼教之附庸，是欲兴之而反衰之也。希望我国之提倡改用佛教仪式以兴旺基督教会者，其亦猛省哉。[25]

《真光》杂志主编张亦镜先生称赞崔文“自是一篇惬心贵当之作”，认为所谓教会中国化，“未必尽属之提倡改用佛教仪式一流”。[26]张氏本人并不赞成基督教形式上的佛教化，但是也不是极力否定这种形式的基督教本色化探索，所以他在谈到教堂建筑时便说：“仿照中国原有之庙堂形式固好，照葫芦依样，与世界普通的教堂一致，亦不见得与本色教会有若何之抵触。”[27]

在20年代基督教本色化过程中，艾香德等人对基督教形式上佛教化的探索虽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异议，但同时也得到不少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

早在20年代之初，何乐益先生就在《中华基督教年鉴》上发表文章肯定艾香德的本土化宣教工作的尝试。他针对当时佛教复兴运动的现状指出：

我基督教现在对于佛教，未有何种布道的工作，更无特备的好书籍，足以对待这佛门的新运动。只有信义会的艾先生，拟在佛教信徒中，作联络的工夫，打算先立一所基督教的总布道院。此院专门接待佛门僧侣之用，四方游僧，都可挂单，如佛寺一样。内部建筑也像佛寺，如圆睡堂、禅堂等等都有；更备礼堂、书院、书房。礼堂为聚会礼拜之用，禅堂可以打坐，其余各部分也都是切于需要，合于实用的。[28]

不难看出，艾香德和何乐益所倡导的基督教形式上的佛教化，并不是针对所有的信徒，而主要是，或者说专门是针对中国佛教徒的。这当然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探索所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基督教的本色化或本土化方式，多少也让人感觉到过于狭隘，而没能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其他的宗教，特别是在中国本土已经生根开花结果的佛教。

另一位著名的基督教知识分子诚静怡先生，对于当时20年代的基督教形式上的佛教化和中国化探索，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指出，基督教来中国虽然有了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仍然被看作外国宗教，而佛教、回教等本属于“洋教”，而没有人称之为“洋教”，原因何在？“基督教会之西洋色彩太重，其为一种原因，可以断言。”所以，他积极支持基督教本色化的探索，对于亲眼看见的某处教会效仿佛教等中国传统形式表示赞赏。他说：

例如某处教会，已定计建筑会堂，堂内不必多附建办事房舍，亦不必华堂大厦，礼拜堂分上下两属，上属为殿，专备敬神之用，礼拜时不为来众设坐，必恭敬止立，除歌诗祈祷读经之外，不涉旁务，礼毕下楼听讲或设题公开讨论，以便敬神论事，各适其用。今日教会有一种通病，人入教堂礼拜，为欲听牧师讲道，礼拜后之批判，亦以牧师讲道之优劣定其最殿，以故会众入堂礼拜人数之多寡亦随牧师讲才之高下而为增减，几使敬神本旨，付之空洞无当。有人谓今日之礼拜为不礼不拜，良非虚语。该教会欲纠正上次弊害，乃有楼上拜神楼下听讲之计划，如此布置一转移而能使会众精神增益不少，此为本色表示之一端。[29]

与此大致同时的著名基督徒知识分子朱友渔先生在评述20年代的中国宗教之趋势时，特别介绍了当时的佛教革新运动对基督教本色化的影响，并对艾香德等人借鉴佛教的方式来传道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

基督教与佛教将要发生的关系很有令人注意之价值，因为在各宗教中唯基督教有一定的宗教生活，救世的福音，和教会的组织。现今有几位基督教中的教士，要想行一种新的试验，就是把佛教寺院中的一切外面的生活，如仪式和组织变成基督教化，如此佛教的信徒可做基督徒不必抛弃他们的本来的习俗。佛教中的表证和名称，很有宗教上的价值，我们在寻求适应的方法之时，应当利用他们的。[30]

在20年代基督教本土化运动兴起之时，大多数基督教知识分子都比较注重倡导和欢迎基督教在形式上的佛教化，而只有王治心等少数基督徒知识分子还同时认识到应当像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那样，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思想发生实质性的交融。但是，要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思想相交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至少首先牵涉到基督教应当如何对待异己文化思想的问题。

从明清以来，虽有利玛窦和孙璋等传教士注意处理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关系，但是他们多半是以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比附基督宗教，而并没有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思想发生实质性的融合。基督宗教在中国始终表现出来唯我独尊、唯我是真的救世主形象，极力排斥中国本土的文化思想，尤其是同为宗教的佛教和道教，这就使得基督宗教一直不能摆脱广大中国民众和士大夫心目中的外来宗教或“洋教”形象，因此反而时常受到中国社会的警惕和拒斥。如果不克服这种文化态度，基督教就不可能真正与中国本土的文化思想发生交融，更谈不上在中国土地上生根。

2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谢扶雅通过比较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深刻地认识到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过程中，必须学习佛教破除我执的文化精神。谢扶雅先生认为，宗教的最大危害，就是执着于自我，如云，基督教优于佛教和回教，这是教义的“我执”；又如云，在我国的基督教，应当为中国之基督教，这是国家主义之“我执”。他说：“曩年我国爱慕佛教之士，未闻汗颜奔走，群唱‘中华佛教’，而佛教大乘，卒涣发于中华，为吾民族演进一种新文化，盖能破除我执，孜孜研求，迨功德圆满时，自有佳果可操左券耳。”[31]

在谢扶雅看来，在中国的基督徒，只有明白佛教在中国成功演进的道理，才可以讨论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问题。他非常恳切地指出：

基督教同人今日当务之急，不在争得教会基产之自管，不在收回教会事业之自理，不在斤斤于典章仪式之革新，不在皇皇于组织制度之改变，甚至亦不在大开布道会，多设查经班，亦不尽在捆载西方神学巨册而一一译之。诚欲见中国之宏播基督教，则所第一望于吾国基督教通人者（对于基督教已具有相当之研究，并能甄别现代基督教之菁华与糟粕者）。惟在速能躬践力行，以成“君子的基督徒”。[32]

谢扶雅这里所谓的“君子的基督徒”，就是不仅要对基督教有精深的研究，而且还要有宽广的胸怀，像佛教那样破除“我执”，公正面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思想，“自明耶稣及基督教中之优素，而拳拳服膺，玩索辨味，修省存养，盎乎容貌，发绪言动，征诸行事，使人不期敬而自敬之，不期爱而自爱之”。然而，当时的中国基督教中，这样的基督徒实在是太难得了。[33]

从以上不难看出，在20年代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在中国的基督教界有许多有识之士都很自觉地探讨佛教中国化历程的经验教训，并从多层面思考和尝试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这些探索虽然在基督教内部会得到不同的评价，有的在当时就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积极的效果，尤其是对于三四十年代基督教对中国化或本色化问题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佛教中国化经验对基督教的意义

继20年代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兴起之后，随着收回教育权运动和民族救亡与自决运动的深入发展，在中国的基督徒对基督宗教的中国化问题也不断进行了更加深入和系统的探索，尤其是在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思想发生交融，从而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方面，做出了许多新的尝试，并取得可喜的成绩。

30年代的基督教本色化探索，主要是以徐宝谦和赵紫宸等人为代表。徐宝谦先生指出，佛教与基督教都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同属于外来的宗教，然而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今已经近两千年，不仅没有灭亡，反而在最近又有复兴和发展的趋势。这种现象非常值得基督教的思考。他说：

在中国的宗教史里边，有一件事实对于我们，有一种重要的教训，就是佛教之渐成为中国的宗教。佛教虽然也是人本的，但他的目的是出世的，与入世的孔教文化，根本相反；即与顺世的道教，也大有差别。然而数千年来，佛教在中国文化上，竟能占一重要位置，无论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差不多都受他的影响。唐宋两朝，多数才智之士，往往皈依佛教。至于佛教在民间，尤为普遍。以目的完全不同的佛教，尚且能与中国文化打成一片，何况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呢？[34]

在徐宝谦看来，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首先，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并未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后来，经过法显、义静和玄奘等许许多多高僧数百年前仆后继地西行求法并从事大量的翻译介绍工作，才使得佛教在中国逐渐为人所了解和信仰。由此对照，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至今，文字非常幼稚简陋，基督教史上从古至今许许多多的重要著作，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出版，中国本土的基督徒宣传基督教的作品，也是少得可怜。这样少的文字工作，如何使基督教打动中国的人心呢？他非常诚恳地说：

佛教本来也是一种从外国传来的宗教，其出世观与孔教的入世观，格格不相入。后来有无数的中国佛教僧侣，亲历万险，到印度去留学，回国后从事于译经事业，才能使佛教变为中国的宗教。我们今日正应效法第五六七八世纪的佛教徒，用我们的心血，从我们的宗教经验，发为文字艺术，并成为事业，来奠定基督教在中国的基础，并用基督教来奠定新中国信仰的基础啊。[35]

不过，宗教文字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或学术作品，它离不开个人的宗教体验。因此，徐宝谦先生特别指出，宗教的文字工作，不能单纯地依赖于学术研究和思想阐发，还必须从经验信仰的深处出发，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过去的经典，写出来的作品也才能打动人。因此，在基督教本色化的过程中，要想产生灿烂有生命的文字，就必须从培养宗教经验入手。

徐宝谦先生认为，佛教中国化另一个值得基督教学习的地方，就是中国的佛教徒充满了革新精神。胡适之先生就曾撰文，高度赞扬唐代禅宗教的革新精神。正是佛教禅宗有目空一切的气概，才使得它能够与中国文化思想交融而有所创新。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基督教徒对于基督教的宣传，就显得非常的保守。他说：

我们东方的信徒，除了研究西洋已有的成绩外，应当作新的发现工夫。佛教之从小乘变为大乘，禅宗之从渐教变为顿教，既然是由于印中两国佛教徒的革新精神，同样，我们也应负起建设大乘基督教的责任。[36]

与此同时，徐宝谦先生指出，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土流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出世思想，确能补中国固有文化思想中的入世观念之缺陷。人并不总是积极入世的，一旦遇到重大挫折，就需要精神上的特殊慰藉，这时候就免不了想到宗教。千余年来，佛教对于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基于此。这也就是说，两种互相冲突的文化思想，有时也会发生相互补充，佛教这个例子，正可以作为基督教最好的借鉴。比如说，基督教的神本信仰、上帝对世人所显牺牲的爱的救世精神等，都可以补中国人本主义之不足。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计较于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思想的冲突，而更应当看到这些冲突很可能成为补充中国文化思想之不足、促进中国文化思想之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当有信心探索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思想产生交融。这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文化思想的未来发展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

赵紫宸带着基督教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来思考佛教中国化的出发点，与徐宝谦先生的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佛教本来与中国的文化思想相冲突，何以能够长期在中国传播与生存？他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基督教目前所面临的中国化困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

佛教虽在中国文化的中心，与人文主义发生冲突，而在其适合中国民族的地方，实处处依赖中国的人文主义以发扬其超迈的精神。我们试问基督教在中国则如何？佛教是我们基督徒所不懂得的，而基督教又是我们基督徒所一知半解，并不了然的，纵欲供鉴，又孰从而为之辞？[38]

由此，他从六个方面剖析了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原因：

首先，赵紫宸指出：“佛教的引线是佛教与道教中的同点，借此同点，可以乘隙而入，引起知识分子的注意。”[39]这一点早为汤用彤等佛教史学者所精辟论述过。赵先生认为，其实，基督教早期从犹太传入希腊化的欧洲时，也是采取与佛教上述相同的方式。“由同处入，从异处出，且以所异补益同处的残缺，益使人需求之，欢迎之，而倚以托命。”[40]很显然，按他的说法，佛教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第一个的启迪，就是应当继承和发扬基督教早期向欧洲传播时类似于佛教的“从同处入，从异处出”的传教方式，这是基督教中国化过程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佛教中国化给予基督教的第三个启迪，就是佛教是经过无数次的极大争斗和打击，有一批批杰出的佛教圣徒和学者克服艰难险阻而取得成功，基督教要想实现中国本土化，恐怕也应当有此准备，不要为当前的一些困难所吓倒。他说：“佛教进入中国之后，虽然倚仗君主的保护，政府的提倡，而发挥宏大；但也经过极大的争斗与打击，然后乃能深根于中国的生命。”他还说，佛教在中国所碰到的钉子，所遭遇到的艰险，大大小小，不知凡己；然而愈来愈兴旺，愈坚固，除了中国人需要宗教以外，还由于“佛教中有杰出的圣徒，伟大的学者，能够恢宏其教，流布其旨！其不曾死者，因它里面有真生命”。[42]

在赵紫宸先生看来，佛教中的那许多杰出的圣徒和伟大的学者，不仅包括从印度和西域来的高僧学者，更有中国佛教徒。正是这些“教内有绝顶聪慧、绝顶苦行的中国人杰出来阐求而宣传”，才使得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那许许多多“敢作敢为，刻苦修行，厌身燃指的佛家”是中国文化之中心孔夫子的辅助力量，也是中国的基督教所急需的。这是佛教给予基督教的又一个重要启迪。

宗教的传播与发展，离不开文字——《圣经》和历代基督教神学经典的传播。上述徐宝谦已经特别提到佛教来中国翻译事业的宏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赵紫宸也非常注重这一点。他认为，正是有了大批佛教徒献身于译经事业，才使得佛教的传播成为不可阻挡之势。这也是基督教徒在探索中国化过程中所必须效法的成功经验。

中国人托命的文化是艺术的。佛教在乐净的境界，用起人敬慕的美艺——石像壁画，禅寺山林，清诗圣典——相为诱致，心灵未泯的人。谁能不受它潜移默化的影响？读杜甫“灯影照无睡，以清闻妙香”之句，诵王维“空虚花聚散，烦恼树稀稠”之诗；看吴道子、李真、禅月、曹仲兀、石格、李公麟的佛画；又从而思之，我们做基督徒的中国人，不知将何以为情？[44]

不过，赵紫宸先生并不赞成简单地效仿佛教的经验，而主张佛教在过去的经验需要加以吸取，同时我们当代的基督教徒还应当注意现前的社会与文化现状。因为，现在的中国社会，与佛教流传时期的中国社会，有了很大的不同。佛教来华并中国化，毕竟是两千年以前开始的事情，那时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在社会和文化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如果简单地照搬佛教来华传教及其中国化的经验，很有可能达不到我们预期的效果，甚至有可能造成我们意想不到的后果。

赵紫宸先生指出，“佛教乘时机；基督教则须在千难万难之中，创造它的时机。”佛教传入中国时，有儒、道与之竞争，佛教在竞争中发挥出它的优势来；而现在中国的各个宗教都已经衰退，迷信极为盛行，在这种无宗教与滥宗教之间，基督教“果可列于何等”？同时，现在已经进入科学的时代，基督教如何面对非宗教反迷信之运动？不仅如此，基督教毕竟是从西方传来的，如今在西方也受到了批评，那么中国人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不拾人牙慧而见证基督教的真际？此外，基督教在如今的西方，已经明显呈现衰退之象，那么它在中国是否还能获得生机？很显然，赵紫宸先生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思考，是力求将佛教的历史经验教训与当前所面对的现实情况紧密结合起来的，反映出他很注重历史感与现实感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