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共和与君宪（第2页）

[8]王季烈《蒙古鄂卓尔文恪公家传》称：“袁世凯自洹上奉朝旨再起，公以旧交往见，勉以忠义，袁应之。继而公察其伪，乃与之绝。袁造访，不纳，归谓人曰：‘荣相，纯臣也。’公闻之曰：‘我书迂耳，罪臣耳，若为纯臣，则有以报朝廷矣。’袁乃不敢与公往还。而公于壬子后，遂绝迹不入国门，盖为此也。”此传写于1942年，王季烈1905年由荣庆奏调学部，“日日接公言论。辛亥后，同居津沽，放言林下，更窥见公之患忱”。其时“得读公之日记，乃撮其要端，参以平日所闻，成此家传”（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687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荣庆日记抄本，或出自王季烈之手。

[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15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373页。

[11]《汪荣宝日记》，1019页。

[12]《绍英日记》，第2册，233～234页。

[13]袁世凯勒捐皇室亲贵，另有图谋。据十一月初蓝公武致梁启超函：“北方前此表面上虽似退让到极点，有开国民会议公决之诏，实则皆项城之计划，借以敷衍时日，为其计划进行之地。”而袁世凯的计划，一面解除亲贵的兵权，变卖宝器，勒捐亲贵，以为要挟；一面等待南方内讧，重开战端，获胜后仍以国民议会为收场地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580页。关于此事的前因后果，参见王春林：《爱国与保身：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捐输》，载《清史研究》，2012（1）。

[14]赖清健：《庸叟日记菁华》，见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09册，601～602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15]《孟宪彝日记》（一），见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61册，335～336页。

[16]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②，546～547页。

[17]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二，555～558页。民初北京兵变，沈家本曾在六国饭店租了一间房，让妇稚入住。因为需费太巨，次日移居北京饭店，大小共12人，每日言明35元。他本人仍住六国饭店。《沈家本日记》，见《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下，134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8]叶昌炽：《缘督庐日记》11，6783页。

[19]《黄沅日记》，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清代稿钞本》，第22册，331页。

[20]姚永概著，沈寂等标点：《慎宜轩日记》下，1200页。

[21]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5卷，3133页。

[22]王振声：《心清室日记》，见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53册，78页。在世界革命史上，辛亥革命流血不算多，而端方是因革命被杀身亡的屈指可数的清朝重臣。端方为满洲正白旗人，光绪壬午（1882年）科举人，是有名的旗下三才子之一。他好金石书画，门下网罗文士众多。又好时名，喜欢出头建言各项改革，只是为了加重分量，才联系邀集南北重要大员共同出面。时人及后人失察，误以为许多重要议政出自张之洞或袁世凯的主动，其实大都由端方发起。尤其是张之洞，一般不会带头行事，即使有所献策，也是广泛征求意见，沟通联系妥当之后，才表明态度。端方的好事大概也是他一度政坛失足的潜因。不过，端方死于川路风潮，倒也不能说是冤枉。清政府的铁路国有，范围覆盖全国，唯独四川激生大规模民变，除了川路股份的特殊性外，作为川路督办大臣的端方操之过急，可以说难辞其咎。如此看来，端方死于路事，也是咎有应得。

[23]《邓和简公日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清代稿钞本》，第2册，54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目前所见邓华熙日记应为后来誊抄，系选录，且有所涂改。

[24]《朱峙三日记》，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246页。

[25]《叶圣陶集》，第19卷，30～31页。

[26]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1册，160页。

[27]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10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8]黄尊三：《留学、归国日记》，见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二，257页。

[29]关于孙中山抵沪及演说的时间、地点、内容等，日记所记与事实多有所出入。如抵沪为12月25日，27日的张园大会，是由中华民国学生军团组织，团长沈剑侯函邀孙中山出席，孙仅派代表陈宽沆到场讲话。所谓演讲内容关于金钱与精神一节，系孙中山回答中外各报的主笔访员提问时所说。而陈宽沆代表讲话时称，一俟临时政府成立，孙可从外国传教士那里获得大笔借款（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595～5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黄尊三日记的相关部分，很可能系后来整理改写。

[30]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1，144页。

[3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5册，438页。

[32]中华职业教育社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1卷，22页。

[33]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658～659页。

[34]中华职业教育社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1卷，23页。

[35]《严修年谱》系闻滦州兵变、潼关告急事于九月初六日，误。《严修年谱》所引日记，于时间、内容多所舛错，文字亦不少增减改换。

[36]十月二十五日罗瘿公致函梁启超：“汪兆铭同时南行有黄为基者，与其发起共济会，则谓汪宗旨极和平，而沪中各报已攻击之。汪力调停于官革两方面，而革一边不甚有势力。”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57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7]汪精卫与袁世凯、唐绍仪会谈的具体内容，十月二十三日罗瘿公致函梁启超详细记录：“汪兆铭自共济会后，时来往京津之间，先由严修介绍见袁。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系主君主立宪，万一议决后，仍系君主多数，君当如何？’汪答：‘议决后我必服从多数；惟以我观察时轮之趋向，必系民主多数。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袁谓：‘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汪复至津见唐，唐言此事是我发起，必以多数为服从。汪已屡与唐协商。（唐为正，杨士琦、严修为副，有严不愿行之说。）此次议会北中以唐为主体，南中以汪为重要枢纽，议决后战事当可望和平。”（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576～577页）

[38]《严修年谱》，271页。

[39]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上册，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其实廖平在吴虞和老魔的诉讼中，反而主张新理，反对当事诸人及老魔所为。吴虞激烈反传统，要只手打倒孔家店，未必是因为整体思想趋新激进，与乃父你死我活的矛盾冲突当为最主要动因。从道理上讲吴虞实为受害者，可是从礼法合一的理念体制考虑，官府和社会却站在对立面，这使得吴虞根本怀疑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