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变与乱（第2页）

事变仅仅一周，清华同学人心已乱，纷纷请假归里，或避往津沪，无法逃避者，就只能听天由命，惶惶不可终日。对于局势的胶着，吴宓心情矛盾，“使革党败，则官军殄之戮之指日可尽；若是则京师无丝毫之危，然其斫损英杰，沮伤元气，夫岂吾人之初望哉？然使革党战而获胜，则渡河而北，京师戒严。京师所需粮米咸仰给于东南，使交通断绝，则京师之民米食不足，加以经济界之恐慌，势至百物昂贵。人民无业而乏食者多，则必流寇纷起；土匪之祸扰，实在吾人意计之中……此事成败消息现虽难定，以意度之，革党决不能获胜利，且即使如何如何，吾人岂遂必有性命之忧乎？且吾生毫未履危险，今即使京师有事，使余能于此危境中安稳渡过，则能广增闻见，多添知识，事后谈之，亦津津有味，且多能掇拾逸闻琐事，为他日著书之资料”。（164-165）思前想后，决定以静制动。

稍后，京师禁止报纸刊登鄂事，封锁消息，实行戒严，加强巡逻，市面看似稍定，实际上却暗潮汹涌，各种传闻不断。吴宓得知陕西亦曾于中秋夜密谋发动，不幸失败。“陕人而有革命思想，是亦陕人之进步矣。”（168）他平时常说陕人程度低微，“尚无为革命军之资格也”。（170）或者担心革党株守一隅，“则闻此次革党实目的远大，谋划周密，有真令人惊服者”。（169）又获悉“革党在鄂设施制度，一切迥有规模，气象蒸蒸，方兴未艾。而政府则萎遢，一无所为。将来事局如何，实未可以预卜也”。（171）

到了九月初五（10月26日），吴宓已经确定“北京不远定要大变动一次。彼时吾辈则各如何如何。能经此一番离奇变迁，目睹而心识之，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幸事也”。（172）清华园周围多系满人居住，校内巡警亦皆系满人，加上城里派来的侦探，不再保护学生，而是防备学生，万一指为谋逆，只能束手待毙。而开往津沪的车船价涨益数倍，原来读历史、小说所见末世乱离之际的颠沛流离，将不仅亲闻，而且或许目睹身受。其时清华同学一半已纷纷逃走回家，京中乱象再起，官员眷属多送回籍，津沪人满为患，京津、京汉路或将停运。因为钱物不足，吴宓已做好沿途乞讨的准备。去留不定，万分焦虑。不得已，只能居留以待。校方禁止学生擅自来去，且不准请假，欲去者视为自行退学。可是禁而不止，去者依然络绎不绝。“要之，吾辈以不能他去而留此，留此以待天命。将来生死安危实难预卜，非谓确信监督力能保护吾等，而竟放心居此也。”（176）

九月初八（10月29日），吴宓进城，在三原南馆看到《民立报》，“其中盛称革命不遗余力。盖北京各报极力辩护，言毫无事情，好传荫昌胜仗，实皆不可凭信。而上海诸报则极力鼓吹，言革军之多胜利，实亦有过分语。吾辈今日处此，如在梦中，外间真确消息毫未闻知”。其时“京官眷属业已纷送出京，其逃避出京之人，日不可以数计。城中各校学生业已尽退，几乎全空，而仍上课维持如故。京津等各火车，日售票至三千余张。而以拥挤不得上车而复归者，每晨又数百人。由津至沪轮船之拥挤称是，船价确已涨至二十五元。而天津旅店客栈等处，住客已满不能容。北京亦然，租价日增。而北京市面恐慌尤达极点，汇兑亦几不通，诸人皆告窘乏”。（177）山西会陕之路亦遭梗阻，骡车一乘，由太原至蒲州，价银至八十两，诸同乡因而皆阻滞太原。吴宓原本打算向人借钱，以为危急时逃往上海预计，也只得作罢。

次日重阳节，吴宓孤身留京，又在战云密布、风声鹤唳之中，毫无安全感，京师捕杀无辫之革命党的讯息传来，虽然监督、教员声称清廷连下五道诏谕，乱事可平，可免忧患，政府改良政治，革命将停止，吴宓仍将信将疑，“果政治上能得少许进步，然亦以多人之血易之而来者也，实则其果能改良与否，亦未确定……将来结果，或革党解散败灭，或可保有南方各省，成一完全对峙之独立国，皆未可知，但必经一番极有意味之变动也”。（178）只是就当下而论，土匪、满人为祸之忧暂时稍纾，略为心安。而同学去校者仍然源源不绝，第四年级仅11人留校，相比其他班级，已是较多。

九月初十（10月31日），“自鄂事发生以来，至今恰二十日，余等既忧国势之将来及世界之变迁，复以乱耗迭传并为故乡虑，为家中虑，而又为一己生命之安危虑。以故，心常大扰，皆毫未习学课”。（178-179）局势不定，前途未卜，吴宓进退两难。本来抱定不动的决心，各种消息传来，复又动摇。同学日日有去校者，到11月初，同级只剩下10人，上课不过七八人，不去者亦大都无心学习。据说滦州兵变，派马队200来京驻前门外，强行要求十二事，政府开始拟炮击退之，后又全行照准，其狼狈之状和北京之危机盖可想见。

五天后，上海失陷的消息传来，晚上，监督范源濂在高等科礼堂开会，高等、中等两科学生悉数前来，总共不过百一二十人。范源濂告以事情紧急，人心惶恐，学生多数已出校，中国教员也纷纷请假辞退，教课无法进行，决定停课一月，届时看情形再议延长之计。诸生回家、他往或留校，可以自便。管理员和美国教员及眷属仍留校，本校巡警已经全部换成汉人，美国公使允诺事急可派兵前来保护。

这时的吴宓已经向着同情甚至支持革命的方向倾斜。他听同学告以清华园旁一位80老翁的亲历故事，“此地平日满人骄横虐待我族之事，言之若有余痛焉。又云满人者，平日不谋生业，一旦有事则首起而为土匪，纵行抢掠人民，受之者殊深惨痛……呜呼，日日言排满，排满岂可容己之事乎？其凌我族者至矣，果可如是如是而遂止耶？”与之相对，又“闻黎元洪在汉招兵，有一十三岁之童子前往军中投效，其母哭而送之，旁观者咸涕泣。或以其幼，劝之勿往。童厉声曰：余此行将欲尽驱胡虏，复我父祖之仇，顾可谓我幼而遂尼我行耶？意者此童之父若祖，生时必受异族之欺凌以死，童乃怀斯苦志磨砺以需。其言之也痛，而其志诚壮，莫谓我族遂无人也。坐是则光复大业，其或可期。余等之碌碌无行，有愧此童多矣。然而世变未已，他日英雄俊杰之见于世者，当不以此童为止也”。（184-185）

稍后，风传天津失陷，北京风声日紧，在上海的父亲来函嘱其赴沪，吴宓身无分文，夜不能眠。九月十八日（11月8日），美国公使来函称无力分兵保护校园，美国教员多有搬出者。校方宣布暂行解散，将余款分给众人做旅费，吴宓与几位江浙籍同学决计次日南下赴沪。临行回顾清华园风物，怆然欲涕。一路上舟车颠簸，历尽艰辛，一周后终于辗转抵达上海，“宓殆为半死之人矣”。[27]

已刊黄尊三日记关于辛亥武昌起事一段的记录，时间与内容均存在很大误差，当为整理出版时出现错误或事后调整所致。由于日本报纸关于中国局势变化的报道相当及时，日记的署期须参照事态的发展略作调整。据10月31日补记，自9月22日至10月31日，“此四十日中，课事如常。唯四川铁路风潮日形紧张。革命潮流亦随之播**，日甚一日。留东革命党人向内地进发者，日有多起，不久或将有大事发生”[28]。而事实上，“将有”实为“已有”，从川路风潮到武昌起事，黄尊三可以从每日报纸报道中了解到即时信息。

自从武昌起事，每日早起阅报就成为黄尊三的头等大事。获悉革命军占领武昌，总督弃城逃走，黎元洪出任首领，“欣喜欲狂，绕室彷徨，不知所措。同居日本友人某君来余室，以最恭敬之容，为余贺曰：贵国革命军已占领武昌，前途颇有望，足下之感想如何？余笑而答曰：此当然之结果。余无他愿，唯祝早日之成功。余不久亦将归国效一臂之劳耳”。随即出门至各处探听消息，共议归国之计。当夜翻来覆去，不能合眼，天将明才模糊睡去，梦魂颠倒。“时而梦入革命军，奋斗于炮火之下；时而梦占领南京，开庆祝大会。”（257）

次日得知清廷派荫昌、段祺瑞统大军南征，“同人之在东者均为革命军虑，盖恐其不敌也。余意荫昌庸碌无能，段为汉人，未必肯十分效忠满清，似不足虑。只要占领上海、南京，则大功成矣。革命党闻讯，纷纷归国。余思去武昌观看形势，友人多劝阻之，以为俟上海占领后，一同归国，否则危险实多。余因友言，又以旅费无着，只好暂为观望”。接着革命军占领汉口、汉阳，军势颇盛。日本各报同发号外，日本人心为之震动。留学生之在东京者，几全体罢课，到处开会庆祝。总会亦开大会，研究回国办法。到会者数千人，群情汹涌，一致主张归国，为革命军后援。（257）

此后人心随着局势变化而起伏。自袁世凯起用消息传来，学界同人深为革命势力危。“因袁氏颇负人望，且多机谋，如为清廷效死力，则成败究难逆料。余意袁为汉人，前此受清摄政王之猜疑，几不保其首领，今虽起用，岂遽效忠满族？然自有袁世凯起用之说，而清廷之危运为之一转，可见人才之关乎国运也。”（257-258）

上海光复后，江浙动摇，革命势力一日千里，黄尊三决计归国。“斯时民党要人，均已离东京赴上海，留学生亦纷纷归国。公使与留日监督早已不知去向。各省官费亦停，筹措川资颇非容易。”有同盟会员借其30元，又将衣服书籍典质30元，欲买船票。不料一星期内的船票早已售尽，只得静待。湖南独立后，黄尊三决心请假即刻返国，购定船票，同学中有欲行而无川资者，拟结合团体，共同行动。原来态度守成者也欲赴奉天，运动赵尔巽反正，并促熊希龄南下。云贵川粤相继独立，南京亦指日可下，结团归国者达20人，另有湖南官费生多人，因为官费停汇，缺少川资，困守东京，欲托黄尊三回国后向谭延闿交涉催款。（258）

11月22日，一行20余人从东京出发，到横滨上船。三等舱均占满留学生，高谈阔论，喜气洋洋。船主对其特别优待，以三等舱船票而开二等伙食。“同人在船上或演说，或看电影，或听留声机器，颇为快活，不觉旅中生活之苦。”（259）

11月27日，舟抵上海，知南京已为革命军占领。上海市面五色旗高悬，到处开会庆祝，景象焕然一新。看报则“千篇一律，无不歌颂革命军之胜利，或鼓吹北伐，或主张组织政府于南京。而武昌消息，则反寂然也”。到中国公学访友，知“中山先生不日来沪，南京政府不久将出现，满清之倒，不成问题。而建设则颇不易，来日问题正多也”。（259）

两天后，到张园参加国民大会，演说者主张组织北伐军。临时捐款颇踊跃，夫人小姐们将随身所带金器捐助者不少。黄尊三仅剩数元，也乐捐一元，以表赞同。其时袁世凯将出而节制清军，武昌或将不守。南京新复，人心未安，革命前途，颇觉危险。日本某报社论，竟倡干涉论调，阅之愤慨，当即致书以警告之。（260）

12月1日，与友人乘夜行车同往南京，次日访宋教仁。宋告以袁世凯的确受任总理大臣及讨南军司令之职，但未必为清廷效力，将来必归服革命军。孙中山到沪，民党正筹议组织南京政府，拟举中山先生为第一任大总统，召集独立各省代表会议。“余当陈二义：一、南京政府自当早日组织。然仅一空政府，不足抵制北廷，亟宜联络各独立省，每省出兵若干，从事北伐。而中央政府亦不能无兵力，宜亟组织基本军队。二、袁氏既出，虽未必效死清廷，亦未必效命吾党，宜乘其羽翼未成，以剪除之，无留后患。遁初甚韪余言，答以俟与中山见面后，从长计议。并云今晚拟回上海欢迎中山。”辞出后上街游行一周，“见满街五色旗飘**空中，煞是好看。唯兵士布满街衢，横冲直撞，大有无人之概，是亦一新气象也”。（260）因川资有限，当晚返沪。

先期前往奉天运动的友人来沪，告以赵尔巽另有所图，不易为革命军驱使。若各省成功，奉天自无问题。熊希龄已辞职，不日南下，拟组织团体，促成共和。“余甚是之，并忠告曰：若组织团体，彩色要特别鲜明，勿使人疑为立宪派，于国于己，两皆不利。”稍后熊希龄到沪，带来同乡在东省做官者多人。（260）

次日，上海各界大会于张园欢迎孙中山，到者万人以上。孙中山发表长篇演说，称一文现款未带，所带仅革命精神。希望国人努力，同情革命军，促成共和国家之实现。[29]

上海道台衙门被焚毁后之情状

12月17日，在熊希龄住处商议组织团体事，到者数十人，推熊为主席。关于会名讨论良久不决。“余言当此鼎革之时，国体未定，人心动摇，团体名称，宜明白揭示，不宜稍有含混。莫若趁全国人民希望共和之时，即以共和二字立名，较为妥善。众赞成，遂议决名共和协会。”随即讨论通过会章，两日后选举熊希龄等为正副会长。在共和协会的宴会上，又见到作为北方谈判代表随员的范源濂，后者席中演说共和二字由来及意义，并深赞成共和主义。说毕熊希龄邀其加入协会。范表示：“北方亦多赞成共和，项城尤为赞成。唯一国不能有两政府，南京非建都之地，都会要以北京为宜，并说明种种理由，众多是之。”（261-262）

22日，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等开共和联合会，演说后，选举各人为理事。与会同学以为程德全为官僚政治家，善于趋时会而取功名。“余言中国要得真正共和之实现，须多得牺牲利禄，忠实为国为民之士。若口头讲共和，而衷心崇拜权势，共和虽成，亦有名而无实。虽然，事实共和，谈何容易，目前能做到名义共和，也算不差。若某公者，亦造名义共和必要之人物也。”（262）

黄尊三此行归国，自称目的在于促成革命，实现共和，不想在沪宁活动，主要是回湖南催请学费，继续东渡完成学业。至于个人之事，毕业后再说。事先即致函谭延闿，请速汇款接济在东湖南留学生。革命时代，是革命者的节日。据说宋教仁在虹口设有同志招待处，凡属革命同志，愿入者皆热烈招待。临时政府成立，友人告以，“大家都去南京活动，公等尚安坐寓中谈天，那里来得饭吃”。（261）

话虽是玩笑，同学却多去南京活动。黄尊三不愿谋事，只是将个人对于国事的见解分别函告宋教仁等人，“谓约法为民国根本法，不可草率，或对人而设。行政权不宜过大，制宪权不宜付之国会，陆海军大权不可寄之元首一人之身。大元帅非得国会同意，对内对外，不能宣战，且不能调动陆海军。国体自以共和为宜，奠都以南京为当。总统任期不宜过长，有功民国者皆可任总统，不必存南北之见”。（262）函发出，自觉责任已了，急欲回湘。因熊希龄欲将共和协会迁往湖南，请大家随往帮忙开办，加上身无分文，只好等候众人一起行动。

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居然也是10月12日就获悉武昌革命军起事，军势大振，外人无恙，“美国报纸均袒新政府”。胡适有家人在汉口，更加挂念。[30]而袁世凯受命镇压，“此人真是蠢物可鄙”。（145）除了英文报纸，胡适还能看到《神州日报》。重九日，胡适“回首故国，武汉之间，血战未已；三川独立，尚未可知；桂林长沙，俱成战场；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何时乎！”（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