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融入新朝格格不入02（第1页）

第三节融入新朝？格格不入？02

阅读《赤霞报》之后，偶尔关注时事的黄沅开始记录和议论中国的边疆之患，如蒙古兵在奉天与中国军队开战，北方各省一律戒严；俄罗斯与日本协约，以保护铁路为名，由西伯利亚铁路往吉林、黑龙江两省进兵，并且无视中国关道的询问；日本欲趁京中扰乱，占据南满洲。凡此种种，黄沅认为非中国之福，深为浩叹。（461）只是他言及外患也要引申到内政，八月初五日见报载蒙古占据科布多，北省戒严，“忆自上年八月初五日海内清平，不意一年之中，致有如此变更。变之又变，更之又更，不识一年之后，又如何耳。余自今年以来，并不言及国事，今则言及，心为惨切。偶又记焉”。（466）九月初四（10月13日），阅昨日《赤霞报》，段祺瑞宣布政见，不与蒙藏宣战；大借款未成，无力筹饷；英俄干涉，外交为难；民军操演未精，不能制胜。“四条若然，民国前途深为至虑。”（477）阅《赤霞报》，见蒙古、云南片马等处危机日甚，西藏、回部亦不稳，慨叹“当今时事，外交如斯，内政如斯，时事如斯，吾侪正无安枕之日，深为焦急万状”。（501）

民初党派林立，相互争斗，不问世事的黄沅偶尔也会听人说起一些时局，如七月间省城暗杀党盛行，现在党界分持异常，北京亦纷争不下，南方同盟会盛，北京则共和党多。（457）这样的情形也影响到台州，章唤新是同盟会员，黄崇威亦加入。（475）据陶寿农说，现今国民党、共和党两党为正党，“国民党以社会主义，共和党以保富主义，社会主义人人均有自治之权，保富主义中央尚有集权。各党均大放运动手段，谋为选举地步。时事如斯，未识作何了局也。浙江之国民党以褚辅成君首领，现今至台设立支部，俞棣生先生及楚卿兄为经事员云云。现今时事，愈出愈奇，名色愈出愈奇，正不可思议。适当其时，听之于数可也”。（491）

台州种烟农户甚多，鸦片问题历来严重，清季官府厉行禁烟，查处销售吸食之外，四乡禁种罂粟，常常引发与民众的冲突。浙江其他地方烟祸同样严重，温州瑞安甚至发生禁烟官员随从被戕害的惨剧。新政权更加厉行禁烟，但有时操之过急，而且有图钱之嫌。如黄岩县知事禁烟最严，到任以来，专寻吃烟者以罚款为要，随时饬差闯入民居搜查烟浆烟具，地方士绅家庭每受其扰。黄沅对其做法不无微词，但认为搜获烟鬼，即为德政，重罚烟户，分所宜然。“使黄色诸君悉均从此断瘾，全台有瘾者而此戒之，台民自此脱离黑籍之苦，其功何可言欤？”（463）该县士绅郑亮采素有烟瘾，知事趁其外出，饬差至其家中查获烟具等物。郑绅闻讯，一面至上海广慈医院戒烟，一面晋省呈控。断瘾后回台，知事恨其控己，仍饬差往拿。郑绅知道赵知事见有钱者无不量力勒罚，不敢回家，借宿于黄崇威处。黄沅以为，该绅“虽有烟瘾，总是名列贤书，既然已经断瘾，复以挟嫌致扰，成何事体”。尤其是其弟病故亦不能见面，手足离别，此亦惨然。尽管禁烟理宜从严，可是自行戒断，仍因有钱而设法勒罚，则黄岩真暗无天日，希望知事尽早去职。（483）

海葭镇查禁烟委员原为王云梯，因黄崇威、陶寿农相继赴申，自请告退，由娄祝三接任。（457）十月，禁烟监督到郡，四乡种烟者颇多，随至南门外三洞桥地方先行禁止，该处百姓与其龃龉。（487）郡城东乡及小渚地方，民众聚集万余人，将委员凌辱，营勇打伤，并将枪械夺去。（494）为了禁种罂粟，省中由台防旧兵中挑选两棚，配足四哨，官兵均加饷。但烟价昂贵，乡愚贪利，虽然禁种禁吃雷厉风行，仍有人不惜以身试法。若能禁止，台民无穷之福。（496）后禁烟监督谢祖康亲自下乡查禁，巡视烟苗，并出示通告。黄沅认为，鸦片本极坏之事，自康熙末年输入中国，日渐月积二百余年，“以致国民被害者不知凡几。今则速为禁除，未免为难，欲其速为禁除，非此严厉不可。倘若禁除净尽，非独台民幸福，即中国万姓之大幸也”。（502）十一月中旬，禁烟监督连同本地文武官员赴各村庄禁烟，午饭时在设饭之家墙内发现种有罂粟，又从房中搜出烟具烟膏，即拟惩办。该主人本不吃烟，经同行的雷莹阁统领说情，从轻罚洋150元。（502）当地士绅，或充当禁烟董事，到处罚款，或创办戒烟局，收费戒烟。因利益冲突，还一度发生纠纷。（502）

浙江禁烟甚厉，知事、监督、委员之外，又特派督办，带领众多亲兵，地方文武官员查禁不力，可以撤换。若因严禁酿成重案，则可以不问；查禁得力的文官，无论何等控告，均置之不理。（526）禁吃之外，尤重禁种，务必将罂粟扫除干净。（527）黄沅虽然赞成厉禁，对于《赤霞报》讥讽禁烟是有钱有势的拿钱换烟，没钱没势的小百姓遭殃的说法颇有同感。（508）黄岩县的严禁就有演变成到处敲诈私种者之势，不分良莠，不问情节，法令成为病民之具。（512）甚至无论吃烟与否，均想方设法罚款，还动辄刑讯。（517-519）有时饬差搜索烟具不获，便清晨闯入民居，将已经戒瘾者百般凌辱，随意科罚，不问烟之戒否，只管出钱了事。（521）好在台州六县，除黄岩外，其余尚守理法。（518）

台州盐务之争，双方一直僵持不下，背后都在设法运动，并寻隙互讼，难以下台。如果决裂，很有可能改成官办，则集股诸君吃亏过大。台盐公司，系由卢槐士欲台人自办台州财源，挽黄崇威邀同俞棣生合力，订立合同，创立公司，接办台属七邑盐务，以6万元为本，百元一股，分作600股，临海、黄岩、太平、天台、仙居、宁海六县平摊，太平悉均推却，并无合股，其他五县集股不过半数，其余均由经事者自行凑集。黄崇威心中有忌俞棣生之意，见其事成，才允集10股，公司诸事亦不与闻。一切生意及资本，均是卢槐士鼎力而为之。俞棣生籍本黄岩，因总商开设临海，挽寒儒秦雨亭出名具禀上达，省中之事由俞棣生任之，公司银钱生意则由卢槐士经理。盐务本由盐商办理，原是有帖，改行改店，亦须用帖，用帖则有帖税名色。如今集股包办，名曰公司，实为商办，亦须领帖而有税。官办则不必领帖，自然无帖税。黄沅因有帖股，不希望鹬蚌相争，令当局渔翁得利。（500-501）

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士绅商富往往包揽争利，不仅与外籍人士争，内部也相争不已，时起冲突。椒江粉面捐，设局集股办理，做面公司，设于黄岩临海交界处，其粉面系太平所出，经黄岩所属之水路至临海官行销售。粉面做成，分售之处，临海多于黄岩。所抽捐中，报捐学堂公款800元，临海500元，黄岩100元，做面当地200元。后黄属议事会公议两县分划界限，自立粉面局。经调解，增加当地学堂经费150元，共350元。而原来承办人不肯，将豆面扣留。双方各自叫来地方数十游手人，预备斗殴。（490）据称“今之新例，一县一方，均有自己权利，各县各方不能侵占，将来办公掣肘，何待言乎？”（495）

台州盐务和粉面之争，各有不同的后台背景，反映了民初各级权力的不统一。因而争利之外，更要争权。而争权有不同层级，北京与各省，省府与州县，州县与乡镇，重重叠叠，犬牙交错，加之地缘关系缠绕其间，更加错综复杂。各省独立之际，大小官员均由各省军政府委任。统一之后，海关监督改归北京政府授任，姚梧冈为其弟姚石勋运动得温州海关监督，恐归京放之后，不能连任。（501）由于浙江民政司和提法司均为台州人，台州籍任出各县知事者亦不乏其人。（475）据说黄岩知事即为浙江提法使私人，抵任以来，有钱者均与其为难，与提法使不和者亦与之作对，以图从中渔利。黄岩民风素孚乡望，后辈敬服年长者，而台州出应征兵者，多系无赖之徒，退伍后依然如故。县知事非但不以年长者为是，而且指为恶棍，却相信退伍征兵之言，是非倒置。（468）黄岩素称难治，十余任知县，无论贤与不肖，悉均匿造浮言，以致被曲难言。新任知事因为有所靠山，虽然上控者颇不乏人，依然不为所动，或许代此前历任出气耳。（477）

各方势力你争我夺的角力之下，临海县知事一年之内几度换人，人事和施政很难保持连贯性。九月，新任临海知事来长泰到任后，鼓动在海门开演戏园，有人附和，黄沅以为开设戏园需款实多，台州地瘠民贫，加之谷价昂贵，小民度日艰难。若能将看戏之资以及日需非分之款移作赈济贫民，则积德累仁，未可限量。（497-498）后因票价昂而戏不佳，有名无实。（501）黄岩县知事则因为后台硬，可以为所欲为。地方官绅或士绅之间发生矛盾纠纷，各自找人关说，连打官司也要预先疏通，才能两造出庭对质。

权力之争不仅发生于行政方面，清季以来推行地方自治，民国成立，更将宪政由预备付诸实现。这意味着一事两面，一是政权向基层社会延伸；二是士绅扩张权力的机会增加。众议院和省议会选举，成为士绅各自彰显权势，互争高下的战场。十月下旬，黄岩、太平两县为选举事大为致闹。临海看似平静，实则另有玄机。葭沚镇为第七区，黄崇威将票及票柜取来，自己写定几人可为自己扛轿者放入柜内，另行照范做票数百张，以为当日投票作为名色。“想各区均照如是办理，是有权者均有分派妥定，所以不致聚众致闹耳。”（494）十月底，加入民主党的姚梧冈来台运动中【众】议院议员。本来黄崇威欲自做众议员，姚来即让与彼，黄崇威改以省议员为目标。省议员复选需16票，其于本镇初选得13票，易于招呼。但驻京众议员须40余票，方可当选，本镇初选只得8票，相差较多，即使大力运动，亦难达成。（496）十一月初二（12月10日），葭沚镇投票选举众议员，先有传单通告，来者颇多，初六在郡开票。（497）因选举日多，每届其时，人欲被选者最为运动异常，以此见争，黄沅觉得真不足道。（498）

明争暗斗的逞强之外，又有利诱贿选。据《赤霞报》披露，选举省议员投票之日，因为有人欲谋当选，叫乡民至投票处书写其名，每人与铜板5枚。是日到者甚多。而众议员投票时，无人欲谋其位，以致无人投票。第七区即海葭镇因为黄崇威欲做议员，将县中领来票纸自己嘱夥友朋友书写，分为13人，悉均当选初选议员。投票日自行另印票纸千余张与人书写。即选众议员亦如此办法。黄沅好奇实行民主制的美国，不知选举议员总统，作何办理。姚梧冈欲运动众议院复选议员，必须初选议员投其40票，方可当选，其初选可以落实者不到20票，还少20余票。黄崇威欲将海葭镇省议员13票与人调换众议院初选议员，已经联络各人。又担心省议会复选在十一月廿六日（1913年1月3日）投票，而众议员复选在十二月初四（1月10日）投票，其间或有中途变更者。而且即使调换成功，也只有30票左右，还要四处运动，或出钱买票。（504-505）眼见省议会及众议院选举，都是有势力者自行书写亲朋好友之名，以备复选时投票给自己，可以稳操胜券，黄沅讥讽此事真是人民自选者。（506）后台州当选众议员为周平泗等5人，姚梧冈不在其列。（518）直到十二月间，姚才设法成为候补众议员，还要等正选者取消才有递补的机会。（527）黄沅以为，选举之法，若真的才堪大用，百姓联络公举，还唯恐其不应举，如今只选有财有势者，有何趣味。况且姚梧冈为了候补以致涉讼，更不堪言。（525）

台州历来土匪较多，由于政局动**，地方不靖，甚至出现白昼抢劫之事，有钱人家大都藏有枪械，走火误伤事件时有发生。当局维护治安不力，却热衷于一些表面的除旧布新。各省按察使以及道府厅州县衙门，均塑有萧王神像于其班管之侧，据说为前汉立法之祖，所禁犯人尝往叩神。黄岩县署牢狱前亦有萧王神像，该县知事饬法警将其抬抛浮桥之下，顺水漂走。“以理论之，数千年之旧迹，偶然抛弃，未识其何故也。至于中国大礼，拜跪叩谒之仪，非大清一朝之习惯，自中国开天辟地以来，均有此等礼仪。今则中华民国改跪拜为鞠躬，亦素所未有事也。”黄沅不满于此类事情，更重要的还是对民国政治的法则理念不以为然，他说：“余草野小民，不知朝廷立法，各国之法则，更不知矣。惟圣人云，君尊则治，君卑则乱。现中华民国改专制为共和，以共和二字详解之，人民各有自由之权。人民既有自由之权，不能受人压制。如今时势，名之曰共和，较之专制犹尽专制，如是专制，何云共和，直曰专制可也。”（504）怀念君权固然可笑，批评共和更加专制却未必全然无理。黄岩执法员张宗翰将求免二角印花税的乡民羁押刑讯至死，且在追究期间离职脱身而去，令黄沅大为愤慨。（524）

革命废除了繁文缛节，可是杨墨之道不如圣人之道持久且治安。（528）十一月间，黄沅听说浙江政局不稳，有第二次革命之说，官员不安于位，且多亏空，无隔夜之粮。旗人生活异常艰难，饥寒交迫，以致全家服毒自尽者。一些前清官员毫无差使，一贫如洗。“自古开辟之初，政治若何，未得其详。自周代孔子降生以后，见重忠孝节义之人……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而见重焉。今则中华民国不以忠孝节义为然，又无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只以人民共和、人民各有权衡为言，究其实济，受其专制之压力过于专制之时代。果共和乎？果专制乎？余均不得而知，只知其无忠孝节义而已。余之私论如斯，质诸载熙兄，不以为然。未识高明君子以为何如哉。”（506）据说俄罗斯皇帝尊崇孔教，建立孔庙，而山东曲阜的孔庙被火焚毁。停科举后，学堂取士，有用之才日少，平权自由之龌龊者日众，必须大加清涤，感化文明，尊孔的俄罗斯以高呼下，所以中俄国势有别。（526）黄沅不曾料到，老大的俄国很快也将浴火重生。

十二月二十八日（2月3日），又值年关，眼看街上萧条，觉得一年不如一年。甲午之前猪肉洋一元可购十六七斤，此后年年涨价，上年尚有七八斤，今年则只有四斤多。谷价甲午前早谷每元一石二三斗，京谷、糯谷则一石一二斗，晚谷一石四五斗。此后也是年年涨价，今春谷价昂甚，早谷、京谷、糯谷均为每元三斗五六升，晚谷亦只五斗二三升。其余柴油盐酱醋茶，无不倍徙。（529-530）除夕之夜，黄沅只求岁岁平安。前一日天气晴好，应古人所云，“最喜立春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耕田”。希望来年岁登大有。（530）

1912年6月24日，姚永概重新续写日记。自上年旧历九月初一（10月22日）中断以来，家国命运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进入共和民国时代，日记改为阳历纪年，姚永概本人则受严复之聘，进入北京大学任文科教务长。本来京师大学堂分经科、文科，教育总长蔡元培将经科并入文科，分列经学、史学、文学三门。严复掌校，管人似乎并不在行，多有风潮。北大因改选科之事，也引发不满，以至学生推举代表与校方交涉，并呈请于教育部。姚永概主张缩短期限，加增时间，年终毕业，则不改选科亦可毕业。（1203）

姚永概的交往各方都有，柯劭忞屡次称许其诗在并世诸公之上，（1204）又与夏曾佑等畅谈保孔之策。（1209）他已经剪去发辫，经友人介绍，参与共和建设讨论会，认为“此会议论宗旨似无权利之见，较可信”，还介绍友人参与。不过对于世事变化，未必一概认可趋新，暑假回到桐城，觉得“世风一变，至此较十年前又每下愈况，可为心伤”。（1207）对于安徽的动**以及军人势大感到不安。暑假结束北上，于长江轮船中所写“出门”诗，颇能显露其心境：“我老倦行役，其如世变何。已无鸿鹄志，深恐虎狼多。苦县书成疾，甘陵部未和。兵骄谁召汝，不敢怨天瘥。”（1208）

北京各界提灯庆祝共和

10月初，严复因校事去职。姚永概系严聘来，亦随之辞职，为教育部挽留。可是继任校长马相伯虽然以书相留，“词既轻亦闻其不诚，拟却之”。（1216）后教育总长范源濂执意挽留，马相伯又托人来劝，只得勉为敷衍一月余再归。10月10日为民国纪念日，在琉璃厂设会所，姚往观之。此时北京大学因为各种问题风潮持续不断，部分学生反对马相伯继任，迫其辞职。教育总长范源濂亲自到校调解，也只能勉强维持。寒假回里，与友人谈及学界之事，忧心忡忡。[39]

湘中大儒王闿运于壬子正月初二（2月19日）才得知清帝逊位的消息，在他看来，“清廷遂以儿戏自亡，殊为可骇，又补廿四史所未及防之事变，以天下为神器者可以爽然”。[40]两天后，王闿运作了两首感时诗：

北望邮尘千里昏，杜陵忧国但声吞。并无竖子能成事，坐见群儿妄自尊。元纪沐猴妖谶伏，楼烧黄鹤旧基存。请君莫洒新亭泪，且复清春指杏村。

家家守岁岁仍迁，愁对清尊画烛然。大壑藏舟警半夜，六龙回日更何年。宪期缩短难如愿，游宦思乡且未旋。若补帝京除夕记，料无珂蟗（删去中间的出）咏朝天。（3161）

将旧主新国一概骂倒，从中可以窥见其心境。对于新政，他同样不满，以为造成军界学界的种种悖逆，使得读书人言行不一，“诗自忠节，行自叛逆，诗言涕泪，而方贺新国”。（3162）清廷“整军兴学，遂令人不知顺逆，何邪教之迷人如此，惜不令孟子拒之”。（3163）不过，王闿运年近八旬，名满天下，好帝王之学，并没有愚忠清室之意。后来他就任国史馆馆长和参政之职，虽然不过是礼遇，也算身心都踏入民国了。

民国元年，王振声依然用旧历日记，经历大变动，年初一（2月18日）他写了“元日感怀诗”。又从《爱国报》获悉清帝宣布辞位，定为中华民国共和国体。（108）本来他想返回北京，可是京师兵变不断，始终不太平静，一直拖到三月十一日（4月27日），才举家返京。（114）回京之后，王振声偶尔还注意时局，记录了国务总理唐绍仪逃到天津、内阁总理更换、国民党阁僚集体辞职、孙文到京等事。不过，国体变更对于他的生活而言，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阳历10月10日，开共和纪念会，国庆三日，王振声记其事，却没有任何表示。（129）九月十一日（10月20日），二十四属联合会开成立会，“儿辈赴会”。（130）少有的新活动是几次到兵部街看飞艇。（131-132）他记载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投票事，至于是否参与投票，则不得而知。（135）

邓华熙虽然同时使用中华民国和大清宣统纪年，仍然沿用旧历。“正月元日，天色晴明惠风和畅，丰年之兆，于此卜之。商贾仍用旧历建寅为岁首，新历仍未颁布。”[41]由此可见，进入民国，对于86岁高龄的邓华熙来说并非难以接受的痛苦，他的心情似乎不错。而新政权的新举措一时间难以贯彻落实。不过，邓华熙一直住在香港，没有返回广州。他所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财产和存款收益。至于民国的政局以及广东的情势，似乎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

[1]《汪荣宝日记》，956页。后李家驹与汪荣宝商议，未将此节写入条文。本书征引各日记，除首次出现以页下注标出所有信息外，后续一般仅夹注卷、册及页码。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湖北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310、325、32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相关各处记载日期有所出入。

[3]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二，561页。

[4]《汪荣宝日记》，1059、1077页。

[5]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376页。

[6]《沈家本日记》，见《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下，1342页。

[7]《朱峙三日记》，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267页。

[8]袁世凯执政期间，强调行政官员的专业出身，各部门官员的学历在短时期内迅速提升。这一现象颇为一些研究者所关注，以为是行政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实情并非如此简单。清廷停罢科举考试以后，取而代之的文官考试迟迟没有施行，而学堂实际上无法承担培才与抡才的双重重任，众多士子不得入仕的门径。开始清政府严格控制法政学堂，后来迫于压力，不得不开放，结果大量的公立私立法政学堂迅速涌现。民初政府有意改造行政，法政学堂更是盛极一时，为数众多的欲入仕途者蜂拥而至，以法政学堂为终南捷径。据说北京周边即聚集了数十万此类“高等游民”，想方设法在法政学堂混一张文凭，有的甚至并不入校学习，只是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不正当渠道获取文凭，就算拿到当官的敲门砖。在此背景下官僚的学历程度迅速提升，必须仔细梳理考究，才能察知实情底细。

[9]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9卷，75页。

[10]最早提出让清帝和摄政王逊位交权而给予相应优待的，应是张謇等人。1911年11月上旬，鉴于各省风从响应武昌首义，江浙立宪派人士转变立场，赞成共和，邀集各方，连续召开会议，磋商筹备设立中华民国新政府，并以上海为临时外交政府所在地和临时国会召集地。参与发起者除张謇（苏）外、还有樊增祥（鄂）、宋教仁（湘）、于右任（陕）、夏敬观（赣）、唐文治（苏）、赵凤昌（苏）、庄蕴宽（苏）、汤寿潜（浙）、张元济（浙）、姚梧冈（浙）、江易园（皖）、高梦旦（闽）、伍廷芳（粤）、温炳臣（粤）、汤寿彤（黔）、程德全（蜀）、王搏沙（豫）等人。11月11日，上述诸人联名通告倡议组织全国会议团，主张各省派人到上海建立临时会议机关，商定共和政治，会议四要件之一，为“对于清皇室之处置”。次日，张謇等人又奏请监国赞成共和，宣称“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荷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同时致函庆亲王奕劻，告以已电请皇上及监国逊位，同赞共和。希望奕劻“致君于尧舜之揖让与民享共和之幸福，则皇室不失尊荣，生灵得免予涂炭”。（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366-3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南北和谈期间，参与上述活动的伍廷芳成为南方代表，他于第二次会议时首先提出逊位之说，并称前此已和汤、程、张各都督致电摄政王，只请逊位。而会谈期间又间杂使用“让位”一词。伍廷芳致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及独立各省的正式电文一般均称退位，但在1912年2月6日复袁世凯电时，则标题和正文混用逊位、退位。如标题为“关于皇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行文开头称“清帝退位之后”，各款行文又说“清帝逊位之后”。同日伍廷芳致电孙文、国务各总长、参议院议长，也称“逊位之后”。2月9日伍廷芳致电孙文、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则混用退位、去位。此后，伍廷芳对北方将领及袁世凯所发函电，多用逊位。而对南方政府及各省光复政权，则主要用辞位。如2月13日致孙文等电，用辞位。2月17日致孙文、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专论此事，多处提及，全用辞位。但其他致孙文各电，仍有间用逊位或退位的情形。（均见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转见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下册，390-498页）

虽然张謇等人向奕劻提出逊位之说时，确有希望清帝仿效尧舜揖让之意，作为南方谈判代表的伍廷芳与南方通函通电中沿用“逊位”一词，未必全都含有禅让之意。但是，北方如全国联合进行会、临时国民公会、宪政实进会等却有此理解，并且表示反对。他们的意见是，资政院决定采用英国宪法，“是直谓共和立宪可矣。”官军争持君主立宪，致使国民怀疑清廷有反汗之心，“于是取极端主义，而禅让之说起。夫禅让之说，固天子荐贤自代之意，非臣下所宜言。”（《宣统三年十一月□□日全国联合会代表张琴等致内阁袁世凯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1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清廷方面，虽然失去统治权已经是既成事实，但是对于涉及名分、体面以及待遇之事，仍然想方设法力争有利于己。关于宣布交出统治权的诏书的具体措辞，到了最后关头，清廷还想使用辞政的名义。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达成协议的唐绍仪以为辞位才能享有优待，若辞政，则宣布十九信条清廷即已经无政权，光复独立的十四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专在位字，请袁世凯入觐时必须力持办到辞位二字。（《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清议和总代表唐绍仪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2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正式发表的隆裕太后懿旨，刻意回避争议，只是说：“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但卸政权，不废尊号。”而清方公布的清室优待条件，则一律使用辞位的名目（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184～18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