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融入新朝格格不入02（第2页）

[11]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108页。

[12]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1册，198页。

[13]北京鲁迅纪念馆编：《钱玄同日记》3，1013～1014、1082～1083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两处内容相同，前一处是后一处的改订誊正本。归国时，钱玄同日记中止，直到民国元年9月1日才恢复。这一册日记的顺序前后有些颠倒，前面的内容或是后来的誊录（文字间有改动），或是9月以后当日所记的延续。曹述敬《钱玄同年谱》称钱玄同于1910年5月从日本归国任教于海宁中学，然后于次年春转任嘉兴中学，疑误。

[14]黄尊三：《留学、归国日记》，见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二，264页。

[1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1，170页。

[16]论及民初的遗老，或者好与清初的明遗民相比较。其实时代环境不同，观念及行事也大相径庭。满汉问题，本来只是旗民分治的演化，可是在清季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下，虽然夷夏之分多指华洋之别，汉臣看待旧主的眼光中多少还是有几分非我族类的异样，大都不愿为异族政权效愚忠尽臣节。加之清室以退位形式终结，小朝廷依然存在，还得到民国政府的优待，政权更迭之际，愿为清王朝殉葬者屈指可数。民初的清遗臣当中，虽然京津沪以及青岛、港澳等地还有一些遗老聚居，宗社党的复辟活动一度猖獗，后来又有“满洲国”的闹剧，真正与民国为敌者为数甚少。其余既缺少不食周粟的本钱，更没有不事新朝的意愿。被视为遗老聚集处的清史馆，名义上虽由总统个人出资，实际上还是民国政府的拨款。而且其中许多人早就拿过民国的俸禄，甚至做过民国的高官。所以，时人根据遗老的身份品行，分别等秩。严格说来，大都已经不再是清廷的忠臣。有的虽以遗老自居，实则本来并未做过清朝的实官，不为真正的遗老所见纳，至多只能算是遗民。

不过，民国取代清朝，同时也是共和取代帝制，与历来改朝换代的最大不同，即与帝制相适应的中国文化也面临灭顶之灾。诚如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犹希腊柏拉图之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像王国维那样的人，与清室本来没有多少瓜葛，指其死为殉清，的确有些勉强。可是王朝体制与中国文化密切联系，为此文化所寄托者，可谓之曰文化遗民。民初自杀者众，其中不乏这样身殉文化的文化遗民。因为生活习性和志趣品位彼此相近，遗民及文化遗民与遗老往往形成共同的交际圈，也有些诗词雅集之类的结社活动。即便如此，也是形似而实不同。坊间不察，一概目为遗老，情有可原，研究者不分青红皂白，则不免鱼目混珠。例如将与清廷有杀父之仇而“愿做神州袖手人”的陈三立视为遗老，便是典型的误判。

[17]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709页。

[18]《徐世昌日记》手稿。

[19]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荣庆日记》，206页。

[20]袁世凯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的地点在京师石大人胡同府内的外交部迎宾馆二楼，时间是3月10日下午三点。因为京津一带甫遭兵乱，袁世凯主张一切从简，礼节次第为：1。各项人员齐集礼堂依次排列。2。引导员请大总统至礼堂中间偏北面南正立。3。各项人员就本位向大总统行一鞠躬礼，大总统答礼。4。大总统诵宣誓文，诵毕奏乐。5。各项人员分班至大总统前行一鞠躬礼，大总统答礼。礼毕退回原位。6。大总统退至门次立定，各项人员向大总统行一鞠躬礼，大总统答礼，遂出。7。各项人员以次退。8。大总统至他室，分次接见进谒人员，由各部首领带见。9。茶会奏乐。各项参礼人员包括：欢迎专使及欢迎员，黎副总统代表，各省总督都督代表，北京各部首领副首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每旗一人，军统镇统协统统领，海军舰长，步军统领左右翼统兵，顺天府尹大兴县知县宛平县知县，各省在京绅士每省一人，满洲、蒙古、回族、西藏绅士各二人，北京市民代表商务总会、总董事会各二人（《袁大总统举行受任礼纪盛》，《顺天时报》1912年3月10日第七版《时事要闻》；《袁总统受任之要电》，《神州日报》1912年3月11日第三版《要闻一》）。据3月12日《神州日报》第三版“要闻一”《新总统受任之别报》援引《字林报》、《文汇报》3月10日北京电：“袁大总统衣军服，由旁门入，面向众立，有英武之气象，旋即当众宣读誓词……首由南京专使祝贺新总统，次喇嘛二人衣长黄服进前致贺，其余各代表大半皆衣常服或制服，依次致祝。已而袁大总统退入休憩室，各专使代表等一一入室面贺，享以茶点。时卫军军乐队同时起奏。”后人认为袁世凯着军服及仪式从简，是对民国有轻慢之意。而据当时在场各报的观察，“礼节虽甚简单，然颇庄重”。《字林报》和《文汇报》虽然系外报，《神州日报》予以刊载，也算是认可。据3月12日《民立报》第三页的北京电报，礼仪程序确定后，在大总统宣读誓词后增加三项内容，“（一）袁大总统以誓词交于蔡专使，将由专使赍送南京参议院。（二）蔡专使代表孙大总统致祝词，袁大总统致答词。（三）喇嘛代表二人供哈达，袁大总统回送哈达各一”。另据3月11日《时报》第二版专电，誓词系由秘书长代为宣读，“众皆鼓掌，欢祝民国万岁，大总统万岁。是日接海内外贺电凡数百通”。各界代表到者数百人，唯都督代表只有5人。袁世凯事前曾遍请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及报界到场观礼，因各国使馆尚未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皆派参赞到场观礼，唯日本公使未派人前来。逊清皇室的隆裕太后亦派世续致贺词，并赠品物甚夥。

[21]在1912年3月10日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受任典礼上，迎袁专使蔡元培代表孙中山所致祝词和袁世凯的答词，即可见双方对于共和各有侧重的选择取舍。蔡元培的祝词称：“我国新由专制政体而改为共和政体，现在实为过渡之时代，最重要者，有召集国会确定宪法诸事。孙大总统求全国第一能负此最大责任之人而得我大总统，因以推荐于代表全国之参议院。参议院公举我大总统，而我大总统已允受职，孙大总统为全国得人庆，深愿与我大总统躬相交代，时局所限，不克如愿，用命元培等代致祝贺之忱，希望我大总统为我中华民国造成巩固之共和政体，为全国四万万同胞造无量之幸福焉。”袁世凯的答词则谓：“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敬谢孙大总统及欢迎团诸君。”（《民立报》1912年3月12日，第三页，专电·北京电报）两相比较，祝词着重于造成与专制相对的共和政体，答词却回避此节，凸显自己的众望所归。由此看来，虽然袁世凯在誓词中也表示要奠定共和基础，其共和的意涵更多是指五族共和。

[22]《绍英日记》，第2册，281～283页。

[23]关于此事，各报均有报道，内容较详的如1912年9月17日《神州日报》（四）“清皇室欢迎孙中山之颂辞（由溥伦代表）”，所记溥伦的欢迎词谓：“语有之，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业，斯言也，乃于中山先生见之。先生洞观四千余年之历史，二十世纪之时艰，非以共和定国体不能为人民谋幸福，不能与列强谈竞争，于是遍游欧美，鼓吹提倡数十年，苦口热心，始达共和目的，方诸华盛顿何多让焉。此固见先生有志竟成，亦由我皇太后及皇上大公无私之心，遂以天下之神器，举而还之天下。不图唐虞揖让休风，复见于今日也。独是建设以来，内忧外患，险象环生，大陆风云，更亟于先生未创共和伟伦以前。然则时势造英雄，抑英雄造时势耶？今先生翩然北上，北方人士争以望见颜色为荣，且与大总统握手言欢，论道经邦，一堂扺掌。本爵现因小恙，未能亲接鸿言，心殊抱歉。深愿海内升平之治，将于先生倚之赖之，正不仅我皇室享优待之荣也。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惟于先生是望。”

另据《申报》1912年9月18日第三版黄克强在京之酬酢观（二）：清皇室之招待：“清皇室于前日下午八钟在金鱼胡同那宅设宴招待孙中山诸人，由贝子溥伦主席，俟黄、陈二君赶到后，即相偕入座。先由溥伦致欢迎词，略谓孙、黄二君皆今日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此次国体更新，共和成立，皆孙、黄诸君数十年鼓吹之功，我皇太后皇上鉴于孙先生之仁德，且深信共和政体为二十世纪大势之所趋，毅然退位，赞助共和，实为民国之福。今日我皇族诸人得与诸君欢聚一堂，曷胜欣幸。更望以后实行五族平等，巩固国基，即我皇族诸人，亦永受其赐矣。溥伦演说后，即由黄克强君起立答词，谓此次中国改建共和政体，实为顺大势之潮流，又得孙先生数十年鼓吹诱导之力，故能人心一致赞成。然若无隆裕皇太后之明哲，及诸公之辅佐，成功绝不能如此之神速。故此次改变国体，破坏不多，成功最易，实诸皇族之力也。”

孙中山此次北上，在京师与逊清皇室有所交往，除了参加欢迎宴会外，还会见过前摄政王载沣，并由世续陪同游览颐和园。

[24]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397～398页。

[25]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705页。

[26]陈衍：《石遗室诗话》（二），39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7]《顺天时报》，1914年7月16日。

[28]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29]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662页。

[30]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上册，21页。

[31]参见谭悦《清代逆伦行为的认定与量刑》，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32]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二，578页。

[33]今日海内外研究近代中医改革，往往目光集中于太炎门生的主张活动。实际上，章太炎虽然出身乡间郎中之家，本人又好谈岐黄之术，作为门生遍天下的学术大家，从中西文化关系关注中医改革，影响自然广泛。而且据说其自诩医学犹在经学史学之上，为天下第一，可是章氏用文化观念谈医理，并不等于可以在临床方面通医术，所开医方当时鲜有敢试用者，后来精通医术者甚至目为庸医。反之，像恽毓鼎这样在当时医学界地位甚高、影响甚大之人，却几乎不在相关研究者的关注之列。类此情形在音乐、绘画等研究领域同样存在，显示历史本事与后人认识的差异。其关键或许就在于今人的研究重点太受后来时势变化和观念变动的左右。

[34]民初实行民主共和制，国会问题一直吸引海内外研究者的注意，所关注的主要是参议院。尽管北京政府时期的国会备受争议，尤其是曹锟贿选事件，更坐实了人们的质疑，可是无论国会有多少弊端，甚至名不副实，毕竟仍有其作用。孙中山护法，所护不仅是约法，而且包括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所以胡适说转换角度看，贿选表明国会还有作用，执政者不能恣意妄为。

田际云（1865—1925），直隶高阳人，名瑞麟。12岁入涿县双顺科班习梆子花旦兼小生，在京津一带声名渐起，15岁被礼聘到上海金桂园挂牌，红极一时。沪人称之为想九霄，“意谓其颜色之美，虽九天仙侣，当亦不无遐想也”。（穆辰公：《田际云》，张次溪：《燕都名伶传》，钟碧容、孙彩霞编：《民国人物碑传集》，10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所收《燕都名伶传》无此条。奇怪的是，1936年北平中华印书局出版的王芷章的《清代伶官传》原有“相九箫”一则，而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京剧名艺人传略集》却未收录）1885年回北京继侯俊山（十三旦）为瑞胜和班台柱，“至则结束登场，发吭引声，一座尽惊叹。于是贵人达官，下至贩夫驺卒，无不啧啧‘想九霄’者。或偶觌一面，接一语，则视轩冕圭组之荣不啻过之。一时声誉所流，遂远胜沪渎十倍”。（王韬：《瑶台小录》中，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下册，673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1886年恽毓鼎看过财盛馆的接场戏后在日记中记道：“有想九宵者名噪都下，举国为之若狂。观其演戏两出，名花笑日，翠柳摇风，正如姑射仙人桃霞而出，情移目夺者久之。”不过，几天后筵席中“客有招想九宵者，颇觉减色，不似彩氍毹上碧衫红袖，使人意消也”。（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1，20页）

田际云身在伶界，好趋新，广交游，先后与维新党和革命派有所牵连。民初精忠会解体，曾组织伶界的正育乐化会，任副会长。作为同盟会与党的中华民国自由党北京分部成员，有不少是伶界人士，使得该党具有一些神秘色彩。田际云是否加入该党，还须进一步考究。恽毓鼎欣赏田际云的演唱，对其身份则仍有偏见。

[35]叶昌炽：《缘督庐日记》11，6883页。

[36]《张元济日记》上册，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7]《黄沅日记》，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清代稿钞本》，第22册，423页。

[38]科举时代，读书是士子个人的事。除了塾学、义学、社学的发蒙识字，学校、书院主要是提供包括金钱在内的资助和各种机会，教学尤其是师的讲授和生的听取，如后来西式学堂的主要形式，并非常态。可是私人的读书以科考为旨归，反而成为地方公众事务。学子从入学开始，就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连续不断地获取奖励资助，使之可以安心读书，甚至养家糊口，终生从事举业。相较于近代域外移植而来的国民教育，科举是一项少花钱乃至可以赚钱的事业。这也是科举延续千余年，与社会牢固结合，促成社会垂直流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黏合剂和永动轮的奥妙所在。

[40]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5卷，3161页。

[41]《邓和简公日记》，见《清代稿钞本》，第2册，5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