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北士绅 两难取舍02（第3页）
[22]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5册，42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3]《恽毓鼎日记》，521～520页。
[24]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687页。
[26]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335页。
[27]《绍英日记》，第2册，175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28]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出现了40年的所谓同光中兴。虽然内乱外患不断，大体而言，社会还处于稳定状态。其间又推行了自强运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力。这样的光景，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在此期间金银比价变动，银价大跌，使得通行银钱制度的中国社会获得喘息之机，用钱的民众购买力增强，社会经济得以复苏发展。尤其是家庭式手工棉纺织业大范围推广，真正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成为中兴的有力支柱。可惜清政府未能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实现富民强国，等到银价再度上升之时，才迫不得已推行新政宪政。在钱不值钱的情况下，民众还要同时承受赔款、外债、增税等多重压力，不堪重负，加之清政府措置失当，使得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急剧尖锐化，整个社会陷入剧烈动**之中，统治危机终于爆发。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休养生息获得一定程度的长治久安，但与民休息往往只是作为缓解社会矛盾的临时性措施，而非以藏富于民为根本国策，王朝周期律也就很难被彻底打破。
[29]关于四大金刚，说法不一：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积极参与爱国活动，在留学生中号称“四大金刚”；一说金邦平、张一麟、汪荣宝、曹汝霖四人﹐号称袁世凯旗下四大金刚；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为民初亲日派的四大金刚；一说留学生归国，大多偃蹇潦倒，独章宗祥、陆宗舆、汪荣宝及曹汝霖四人，大走红运。时上海林黛玉、陆兰芬、张书玉、金小宝四妓，亦鼎盛一时，名为四金刚，宦途中人遂以曹、章、汪、陆喻之为林、陆、张、金。揆诸史事，前三说均有可议，第一说显然与史不合，第二说亦有可疑，第三说则应为口碑的延续。据曹汝霖自述，参合相关事实，四大金刚得名，当始于清季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四人同在京师参与新政。
[30]《更革京朝官制大概情形》，载《东方杂志》，1906年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此事迄今为止未见正式章程规制。清代制度，吸取历代经验教训，上下内外文武，分权制衡，机构只是为皇帝办事而已，以确保皇帝大权决断。凡有正式规制的体制机构，大都虚有其名，真正有力的却并无明文规制。而且一旦有了章程，便有虚化倾向。直到清季改制，才发生根本变化。所以，研究清代制度，考察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其变态，至关重要。但据政书描述规制，容易以官样文章等同于实情。
[32]《御史胡思敬奏官制未可偏信一二留学生剿袭日本成法轻议更张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5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辛亥新正二十二日（2月20日），汪荣宝在宪政馆看过该折，指为攻击宪政馆，不遗余力，诞妄乖谬。当晚到肃邸，与善耆长谈。
[33]空穴来风一词的本意，是有了空洞，才易生风。意谓事出有因。坊间或有误会，用作无中生有，意思恰好相反。虽然诸如此类的将错就错、以讹为正的情况不乏其例，如目不识一讹为目不识丁，每下愈况讹为每况愈下等，可是明显有别的是，其他转意的个例经过历史的沉淀，已经得到字词典的认可，有的日记使用本义，整理者反而特别注出时行用法。而空穴来风在字词典中的解释仍然只有本义，变意没有正式获得承认。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各种媒体、文艺作品乃至学术著述中，望文生义的误用已经极其普遍，知道原典的正解反而凤毛麟角，甚至出现以误匡正的怪相。这大概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主张不用典的准则已被废弃，时趋好典雅却底蕴尽失关系匪浅。
[34]清季仕途已经正杂混淆，但由保举、捐纳等途径为官者，仕进之道仍然相当崎岖。张鸣岐由幕而官，刚过而立之年便贵为封疆，堪称异数。不过，张鸣岐对于大清王朝并非忠心耿耿。岑春煊幕府中吸纳过不少保皇党人士，由此渊源，使得张鸣岐也与新党牵连甚多。还在广西巡抚任上，他就与因为鼓动革命被逐出康门的万木草堂弟子欧榘甲暗中合作，从事开矿等各种新兴事业，甚至一度对革命党人示好。虽然在朝廷与民意之间，张鸣岐不无投机之嫌，但是对于革命党的反清活动，开始并不愿铁腕压制。后来革命党人的广州起义将矛头指向张鸣岐，加之与李准等人的复杂关系缠绕其间，双方势成水火，矛盾遂至不可调和。
[36]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326～1327页。
[37]《孟宪彝日记》（一），见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61册，1～28页。
[38]《朱峙三日记》，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23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39]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9卷，1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40]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1册，20页。
[41]黄尊三：《留学、归国日记》，见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二，225～22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4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1，68页。
[43]温世霖：《昆仑旅行日记》，见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67册，17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44]晚清发配新疆的犯人为数不少，受到英雄凯旋般待遇的首推林则徐。不过林则徐是封疆大吏，政坛失足，不无再起的机会，而且师友门生众多，有人代为打点也在情理之中。温世霖却是一介布衣，一路之上常常受到优待，可见人心向背。功过自在人心，善恶是非反差如此之大而显，意味着清廷的权威已经丧失殆尽。
[45]所见当为傩戏，如今视为上古文化的活化石，而当日以进化论眼光，则断为野蛮落后的标志。按照进化论的观念，世界各国各文化皆属于同一系统，只有程度差别，可据进化程度排列，分出先进落后，落后者应当追赶先进。既然属于同一系统，则造成优劣的原因判断最为直观的标准自然是比照有无。这样的理所应当至今在不少人心中依然存在，只是百年过去，多了许多例外，而显得并不那么天经地义。
[46]清季改革，推行新政，预备宪政。为了切实收效，又在历来考评官员绩效的京察大计之外，另行设置考核州县事实，按照新政事业分类，制订指标，逐一考核，分别等级，以定奖惩。官员为了邀功升迁，必然投朝廷之所好，赶办各项新政宪政。加上朝野上下崇尚东学，仿效日本，进行方方面面的调查统计。而日本的所谓统计学，一方面为了掌握社会实情，一方面旨在衡量国际地位。当优劣排名的因素突出之时，实情难免蒙上许多的迷彩，各种浮夸假冒的现象层出不穷。有鉴于此，关于历史研究中如何统计以及如何应用统计资料，争议不小。闲置各式各样的统计材料不用，固然有因噎废食之嫌，但是直接引用各项统计数字来说明事实，又过于表象，而且难免太多的例外，令人根本怀疑统计的可靠可信。窃以为，除了各种必要的条件，从两方面入手，可以善用统计，而避免滥用的弊端。其一，不要将统计数字等同于事实直接加以引用，而要像对待一般史料那样，首先进行多层面的验证，尤其是考察研究统计是如何做成的，包括如何设计统计事项，由何种机构负责，具体执行者有无相应的专门训练，是否严格按照规程操作，是否有违一般常理以及因时因地而异的特情等。若能将统计进行的历史详细还原，或许较征引统计结果更有助于理解历史。其二，从其他相关记述予以印证，看统计结果能否与其他资料相吻合，官方的督察，报刊的报道，私家的记载，都有可以比勘的空间。尤其是像温世霖这样在流放途中一路实地勘察，可见在纸面栏目中那些令人心动的数字背后，实际情形千奇百怪，撕开装饰，不过如此而已。诸如此类的情形后来一再发生，抗战期间迁徙大后方的长途跋涉过程中，原来身居闹市的知识人亲临其境，耳闻目睹，发觉战前国民政府的许多成绩，如农业改革等，其实往往是空有其名的表面文章。
[48]《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严修日记》，第3册，1650页。
[49]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误作闰六月十六日。
[50]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646页。
[51]中华职业教育社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1卷，6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
[52]叶昌炽：《缘督庐日记》11，6660页。
[53]吉城：《鲁学斋日记》，第5册，255～270页。
[54]张棡著，俞雄选编：《温州文献丛书·张棡日记》，16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5]《黄沅日记》，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清代稿钞本》，第22册，292、298页。
[56]因缘外力理解中国，已成晚清以来中国人普遍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由此造成认识上的许多似是而非。典型事例之一，是关于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论述架构。尽管今人断言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并且以城市与农村以及城乡关系架构为研究古代中国无须验证的当然前提，实则清代以前中国并无所谓后来清晰分界的城市与农村，更谈不上明确的城乡关系。在观念上，固然很少有城乡之别，在体制和事实上，也很难将城乡截然分离。近代以来的认识架构，显然既有欧洲中世纪城乡分立的影子，也有明治日本城乡自治的痕迹，还有近代列强在华租界特殊地位的联想效应。而在中国，有身份的士绅往往在城镇有商号店铺，在乡下有土地田产，甚至一般流民也可以各种形式在所谓城乡之间游动。此外，省府县治同城的情形，也使得区分城乡分界相当困难。一般而言，亲民牧民之官并不会刻意或在意辖区的城乡之别。清季受欧美日本的影响，城乡分别的观念日渐明晰，所谓城绅、乡绅之说开始流行。即使如此，作为正式的行政层级和区划，城乡分别仍然令人困惑。预备立宪时期推行地方自治，制定颁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二节专门规定“城镇乡区域”，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不满五万者为乡。人口若有增减，要经一定程序变更乡镇地位。（《宪政编查馆奏核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另拟选举章程折附清单》，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7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这样的原则规定，不仅与后来的城乡之分并不完全对应，具体操作起来也存在种种困难。例如府州县治的城墙之内为城，在城池完备之地似乎不成问题，而毁损失修之地就有些麻烦。至于城厢，究竟如何与镇、乡分界，大概多是因循旧惯，很难找出具体标志。从葭沚镇的具体情况看，设置即有户口多寡的考虑，若以人口变动为地位变更的准则，或许升降过于频繁。只不过直至清亡，并没有正式的城市建制，民初各地才陆续开始行政设市。国民政府统一后，加快城市和市政建设，加强户籍管理，居民的流动性逐渐受到控制。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乡居民的分别更加严格，身份日趋固定化，以至于要想变更身份，几乎比登天还难。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学人有意无意会将个人感受带入研究。
[58]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5卷，3093页。
[59]湖南省博物馆编：《余肇康日记》二，996页。
[60]该版本是日的日记有错页，与第1077页重复。
[61]《国民公报》原为国会请愿同志会机关报，由徐佛苏主编。1911年，国会请愿同志会改组为宪友会，《国民公报》交由徐佛苏独立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