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恨铁不成钢02（第2页）

浙江光复后民军第二标弁目合影

黄崇威、陶寿农等系本地人，无法他往，于是暗中想方设法预留后手，以便左右逢源。十月十六日（12月6日），在陶寿农处晤吴玉成，“言南京失守之信，喜之异常。余闻此等不忠贼子即出而不与言。但陶寿翁虽做革命之官，尚能隐忍无见于形”。（378）浙江全省各级政府，均由本地有势力投入革命者担任，虽是伪官，倘尚有天良，不致全行荼毒。“如本镇之海防民政支部长即二府以陶寿翁为之，所行之事，尚合于理，当今之世，即求此等者即不可多得。如楚卿自做台州军政财部长，其威势即与寿农各异，甚于楚卿者想亦有之。”（389）其实黄崇威亦留有后路，他将原台州知府嵩子山安排到自己家的附屋居住，嵩系旗人，身无长物，只有数口眷属。（387）据陶寿农的司账先生称：“恐革军致败，先将嵩子山太尊住宿楚卿附屋，倘若张中丞大军克复杭州之后，即仍邀嵩子山太尊为台州知府。”（388）将来清军克复，若以武将为府州县官，倘遇任情妄为，又无兼制，生灵涂炭，何异战场。杭州设立清理官产局，将以前大小官员置有产业者，悉均变售，充作兵费，连胡庆余堂亦不能免，旗人产业亦由该局照样处理。台州则姚梧冈虽去职，由雷莹阁统领兼管，用人及出入诸事均由黄崇威决定。前清嵩子山知府虽由汤寿潜来电听其自便，因为临海县交代事宜汤寿潜电饬赴杭核算，而黄崇威恐其洋不能解台，欲嵩子山挽其将款由台交纳，一时未能即去。（400）

由于局势的诡异，地方情形出现微妙变化，原来言及革命即喜形于色的情况有所减少，士绅们的情绪开始动摇，与黄沅议论形势或传递信息者逐渐增多，各种不利于革命的信息纷至沓来。黄沅除订阅《申报》外，还看过《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民立报》，只是认为报纸均由革命党控制，所以将所有消息均作相反解读。“《申报》与前大相殊异。据云上海之革命党凶焰之气横行无忌，各报中均以狂言谬语摇惑人心。见《申报》之语稍实，即与抗拒。而《申报》馆主人恐有受累，亦得随声和，非其素愿耳。”（386）周梅五、娄德晖等人常常向他提供有利于清方的信息，使之发着诸如新简各省督抚携有十万大兵之类春秋大梦，急切盼望立刻扫平，并痛批革命党的反满言论，“万望后进诸君前程远大，只求名登清史，馨香千古，万勿此等悖理乱言入耳为然”。诅咒制造炸弹而死于炸弹的革命党人是恶有恶报，万望后进在家以孝，为官以忠。（383）盼望清军反攻倒算，除灭尚在醉梦之中的革党。（384）连张勋弃守南京也被断为大胜之后主动移营，“真是神出鬼没之计”。革命党骂的越凶，越说明此人真是忠臣孝子，朝廷柱石，可以流传千古，芬芳百世。（386）

十月下旬，士绅周建西的长子潜出台州，赴沪投入学生军，其父深为至恨。“现革党因各学堂中人均言革命，编一学生军，到者即与一军装而无饷，倘若有事，随军打仗。但学生均是诗文之人，若张中丞张军门劲旅之师，只得受死而已。不知何人将其怂恿至此，害其终身。哀哉。”（388）其子到沪即将发辫剪去，并将发辫寄还父母。黄沅觉得周建西人格上等，虽入二府户科，因家贫无以聊生，不得不然。“今其子潜出从逆，心为忧郁，急促其转，非以存心端正，断非如是。况今地方有势力者悉皆如是，彼独不然，可知其为人，余颇重之。”（397）十一月初，黄沅与王俊卿相叙两天，觉得其人长厚，书法颇佳，文笔亦好，深为钦佩，又知其浙江独立后不剃发，意作头陀，其居心和自己极相合，“可与金石之交也”。（396-397）

十月底，黄沅听街边一群孩童唱道：宣统打转，陶、黄解断。其他人亦屡屡眼见。孩童数人分为两班，一强一弱，强者向弱者云：尔是何人？宣统人或革命人？彼曰革命人，随即阖群而打之。见打后即散。“细思此言，即是童谣。古来童谣之言，悉均应验……宣统打转，想是大清军进攻革命，定能胜仗，必定打转，即定克复之意。”陶黄即陶寿农、黄崇威。据说粤匪猖獗时亦有童子分为强弱两班，强者问弱者，尔是长毛否？弱者应是长毛。阖群来杀长毛。如今打革命与杀长毛相对，必定为朝廷获胜的预兆。（394-395）进而又以报纸称清廷清军为贼，反称革命党为匪为贼，并希望后来高明者评论其言不谬。（395）

对于投身或附和革命的同乡戚友，黄沅虽然内心不齿，还是保持礼节交往。如张丹庭，时有通信往还和礼物互赠。（412）至于本地士绅，黄沅对黄崇威等人的所作所为极其不满，却常常一起聚谈宴饮，虚与委蛇。如十一月廿三日（12月13日）晚在楚言处晤赵友竹、心垒、道周、竹言诸君，互相畅叙半晌。“但赵友竹年经五十有二，复经食天禄之人，所言革命，极为得意，真老不知死耳。复有子赵鼎文者，年只二十余岁，竟出为革命之学生军，亦不为戒切，此真弃顺投逆之徒，何足道哉。万望诸君须以忠孝为之，后生者必须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字立定主意而不可缺，是为至切至劝。”（403）赵友竹随即被黄崇威委任前所执法官，相当于原来的临海巡检。黄沅与周梅翁等人议论，以清朝开国以来，文武大员均内外相互牵制，而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大权独揽，满心期待其为曾文正。又听说皇太后发内帑金一千万两，摄政王和亲贵大员各报效一千万两，有此巨款，有此兵力，加上海州等地已有义兵出现，兵精粮足，早在年内，至迟明春，定能勅平肃清。（398）后获悉清廷新购快炮快枪最多，连战皆胜，（403）更加满怀希望。

尽管局势动**，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依然持续发生。当地青年男女婚礼，不以旧例，一切从新，举行文明结婚。黄沅认为这是学堂学生趋新，不以为然，担心世风变化，不知新奇至于何底。（397）十一月十三日，接汤寿潜都督电告，改用阳历，以当日为正月一日，关卡照此结算，商户账目往来则仍照中历。如此，则难免口角，窒碍难行。（400）数日后得知“匪首孙汶自为伪大总统，已于十三日称尊矣”。（402）

十一月廿四日（1月12日），陶寿农邀黄沅至府上商议三日后任事总统之期，民政支部将演戏三昼夜，并纵论时势，认为利器粮饷均是清廷多且足，各种新款快枪炮及机关枪炮为民军所无，唯人心民军固结，民军自排长以上均是义务。黄沅腹非之，以为革党人心由投入革党之人为之固结，朝廷人心归附，不仅官绅商界固结，草野愚民亦知忠于皇上，而不知有革党。况排长以上薄其薪水，安能与其用命。“朝廷有军械如是之精利，有粮饷如是之足，人心如是之固，统兵大员如是之忠贞，一区区革匪何难而不克乎？只求速为攻克，以免生灵涂炭。天下幸甚，万民幸甚。”（405）为了支持反清战事和新生政权，在苏杭甬轮车上及上海各处均有革命党募捐助饷，民众踊跃响应，凸显民心向背，而黄沅听了，以为与乞丐讨饭无异。

话虽如此，黄沅心中对于清廷一方的人心固结另有一番解读。是月下旬，他与王衷善交换兰谱，“现在世风薄之至极，又以时世如斯，岌岌可危，吾辈不易初志者，即是好人，与吾同学因之反复无常者，不知凡几。同邑王俊卿茂才衷善，前在椒江肄业时即已相熟，屈计十余年，皆未相谈衷曲。月之初旬惠临时，叙谈两夕，其宗旨甚正，毫无薄俗所欺。此等秀才，近今所无也。余与谊订同盟，亦足为厚风俗正人心，藉作中流砥柱而已”。（405）“现在国事如斯，世事亦复如是，我辈不汲汲于富贵而生利禄之心者，达云母舅及翁子俊兄、王俊卿兄耳。前与俊卿兄以调帖之议，今其将兰谱送下矣。”（406）

姚梧冈去职后，浙江都督委派沈仲藩为台州军政分府。沈原来是同昌盐号夥友，黄崇威不以为然，试手中伤，以遂其所愿。（406）后浙江都督蒋百器取消台州民政长的设置，军政分府由驻防统领雷莹阁兼署。新政权设置，各县设一知事，一参议，下有区官、岛司等。葭沚镇同知署，改为民事支部，后撤销支部，归于县署。支部长陶寿农不肯，捏名电保周梅五为本镇区官，（418）黄道周为临海财政科科员，汪伯端为临海民事科科员。“此等伪官伪科员，殊不值也，又是黄楚卿所使，更殊不值。但此辈只以伪官足为荣耀一时，深堪痛恨而已。”（420）

自从黄沅认定各报所载都是一派胡言，即不再阅报，连自己长期订阅的《申报》也束之高阁或转送他人。偶尔浏览，必定重新解读，凡说革命党胜即解为败，凡说官军小胜即解为大胜。如此解读之下，黄沅天天祈祷清军克复失地，**平革党，并不断在日记中为清方出谋划策，甚至指挥调度。只是在他看来如此轻而易举、唾手可得之事，却迟迟不得实现，内心又充满焦虑乃至失望。在日复一日的企盼之中，那些重重复复的祷辞，透露出黄沅的希望正在加速消失。

十二月，浙江都督府与绍兴军政分府发生内讧，王金发因所购军械被扣，挥兵进驻萧山，欲攻杭州。黄沅指绍兴投入革党最多，前秋瑾被杀，绍民反对。如今土匪占据绍兴，以革命之名勒索捐税，夺取一郡万民身家性命财物，亦属天理昭彰的报应。（409）其时风闻宁波军政分府文武官员有异动迹象，黄沅希望浙江各地官员作为清军内应。“自汉阳武昌克复之后，即行停战如此之久，未知何故，焦急万分。”盼望停战期满，即时开战，尽早收复全浙。（411）

国事家事不定，心急如焚的黄沅于十二月中旬求仙问卜，请指迷途，将《啸亭杂录》续集中列圣裁定颁行的各书目录详细抄于日记中。（416-418）并且把各方获得的信息加以归纳，得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启示，例如他发现张姓官员忠清者最多，张彪、张勋、张怀芝、张人骏、张鸣岐、张广建、张锡銮、张绍曾、张景良、张镇芳、张福堂等，只有状元张謇甘心从贼，遗臭千秋。同为张姓，贤与不贤，如此悬殊。（416）

向来不语怪力乱神的黄沅举止反常，似乎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于局势恶化预期的严重不安。然而，最终结局仍然出乎意料，就在其日日祝祷清军，诅咒革党，几近癫狂之际，十二月底，清帝宣布退位，清朝宣告终结。对于如此天翻地覆的大事变，黄沅不忍言，不敢言，也不知如何下笔，在日记中只字未提。廿五日（2月12日），在友人家中晤赵友竹，相叙半晌。大概从这位心向革命的仁兄口中获悉一些相关情事，黄沅在日记中记道：“世风之薄，早有言及于此，竟至若是之薄，亦难预料也。呜呼！将于乌底。总而言之，江南有人满之患，斯言恐不谬也，深为惧焉。”（420）当是痛心疾首，有感而发。除夜，黄沅终于忍不住总结道：“又经一年事毕矣。家中均叨天佑，幸获平安。惟念家君远宦六千里，未得团聚于一堂。又中途革匪滋扰，深为仄然。至思国事，不意一班小妖将朝廷搬弄颠倒，奸臣窃柄，有何言哉。自今之后，余作方外之想，再不言于国事矣。”（421）所谓一班小妖，为首者就是其诩为干臣柱石的袁世凯，还有那一帮忠君报国以致中兴的文武大员！

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一早，专程到江宁求赈的安徽省城教席姚永概得知湖北兵变事甚紧，开始并未在意，仍然游湖观剧。两天后回到皖省，“谒中丞，知武昌、汉阳全失，皖中兵仅自保，但财太空乏，极可虑。余请札州县办团”[20]。二十六日（10月17日），又到谘议局会议州县团防事。接下来形势急转直下，关于湖北战事的胜负，说法不一。而安徽省城的学生已经散去大半，只好停课。九月一日（10月22日）后，姚永概短期回到桐城，返回省城途中，安徽已经独立，被委以交涉司长，退回关防，谢却。因为省城陷入乱局，仍然回到桐城。日记也告停顿。（1200-1201）

七月廿八日（9月20日），王闿运从城中回来的人口中得知“蜀已焚督署，杀议员，将因路生乱”，不知何以“庸人不解事至此”[21]。而武昌革命党起事的消息，他是看报获悉的。九月初一（10月22日），他早晨尽遇到背时人，“此月必不利”。不料早饭后长沙已围抚署，唾手而得，“须臾满城白棋，商民案堵，颇有市不易肆之概”。（3141）本来他打算出城避难，见“贼军”过时，“有闻无声，贤于官军也”。（3144）虽然他视新政权为贼而非官，誓言不与贼通，拒绝致函谭延闿，指欲往武昌投效者为从逆，可是对清廷自乱阵脚的举措极不以为然，“看报始知摄王枪法乱矣，起魏自是转机，然魏惧，均非其人，又不可用我，孔子所以叹斧柯也”。（3146）“自来乱未若此，不乱之乱，乃大乱也，玉石俱焚，牛骥同皂，可怪也已。”（3147）他在回复他人来函时描述道：“廿五日院署大集，未接清尘。至九月朔，躬见寇入，旋即披靡，城中遍立白旗，幸未及门，旋亦逋逃入乡，一时才彦皆无所措手，故家子弟半陷逆党。去岁之乱，自谓不能补救，今则真无能矣。恨愧惭沮，无所遁逃，尚敢腼颜称寿乎？……摄王被斥，想亦民讹，朝政已淆，无从补苴。我等以专制受累，复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瞿相、王阁，皆依租界，又足告矣。独立不惧，乃真独立。立则难言，不惧其庶几乎？”（3151）

湖南学生军官佐合影

年已古稀的王振声在故乡通州已赋闲多时。他无欲无求，生前便为自己写下挽联：“人寿能几何？悟名缰利锁即早抽身，风月一林还故我；余生今已矣！慨地棘天荆不堪回首，云霄万里望诸君。”加之患病初愈，每日里以诗书画消遣，日记极简，甚至于阴晴雨雪之外，不着一字。其活动主要是同好友朋的雅集、看戏以及亲友间的应酬礼节。不过，他也关注朝局时势，并将重要信息记载于日记的天心。如八月二十一日记十九日湖北革党攻陷武昌省城，袁世凯督湖广，岑春煊督四川。九月初四记川绅蒲、罗开释，盛宣怀革职，九江失守，陕西兵变，凤山被炸，清帝下诏罪己，取消皇族内阁，实行责任内阁，袁世凯总理大臣，宪法归资政院起草，开放党禁，允许革命党组织政党以备擢用，以及摄政王逊位等。

九月十八日（11月8日），王振声携眷东避于乡，于沙岭租房暂住，同时继续注意时局的发展，获悉剪辫改历等事。随着局势渐趋明朗，其日记对于时局的关注逐渐减少。辛亥大变局亘古未有，王振声的态度看似不偏不倚，毫无立场表示，实际上对于清廷多少还是有些割舍不断的情绪。端方死于川乱，他撰写了挽联：“谢太傅再起东山揽辔志澄清谋国始终心不死，武乡侯尽瘁西蜀骑箕神壮烈归元想像面如生。”[22]算是对曾经的上司表达悼念之情。

辞官回籍多年的邓华熙（1826—1916年，字莜赤，又作小石，广东顺德龙山乡人，咸丰元年中举，历任云南按察使、湖北、江苏等省布政使及安徽、山西、贵州等省巡抚。光绪二十九年因病告退），一直是影响广东省垣以及顺德县社会政坛的耆宿大绅。辛亥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闻知武昌失守，革党声势大炽，影响及于粤垣，因粤疆土匪极多，事难预料，遂于两天后携同儿孙眷属乘船赴港，在湾仔跑马地其亲家罗宾臣的亲友处租房居住。所租之屋有楼，前后两进，原来租金不过45元，此时居奇，涨至75元，“可云极贵”[23]。居港期间，从各种渠道不断探听省城情形，均报平安。十月十五日（11月5日），他写了一首“怀古”诗，表达对于时局的寄望：

“沛公大度莫能俦，约法三章简且周。羽埋降卒孤身刎，秦始坑儒二世休。赉财四海期归马，铸铁咸阳盍买牛。安得神州无旷土，恒河沙众尽畊畴。”（548）

在他看来，唯有新政权宽大为怀，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免于战乱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