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 中国研究生教育之一页追忆我在复旦的研究生生涯（第2页）

某日，耿师家客厅，那架中文打字机的咔嚓之声，一如既往。“上课”了。

“今天，我们谈谈近代以来西方史家的作风。”耿师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对西方史家的分析，不只是作阶级的归属，也要作史家作风之辨别。这里说的作风，主要取决于对以下这一问题的回答：历史是论证还是叙述？”

说到这里，先生打了一个比喻：历史是法院还是戏院？史家是摄影师还是绘画家？绝对的“法院派”或“戏院派”是难以找到的，史家之写史，总是在偏于论证还是偏于叙述之间，像钟摆那样回**着，摆来摆去……

在此，先生停顿了一下，要我据此先说一下文艺复兴时代西方史家的作风，这是老师上次布置的作业，我自然是做足了功课。于是我把那个时代的“政治修辞派”（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与“博学派”（以让·马比昂为代表）为例，说了一通前者的“作风”偏于论证，后者的“作风”偏于叙述。

“好，说得头头是道。”先生总是用褒词鼓励他的学生，哪怕是我点滴的进步。

接着先生逐个梳理了文艺复兴时代之后近代西方史家的“作风”，特别指出伏尔泰学派偏于论证，兰克学派偏于叙述。

这中间，先生不时提问，学生不时回答，提问——回答——再提问——再回答，循环反复，以至无穷。时间就这样地流逝着，那打字的咔嚓声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停歇了。

先生最后小结：“近代西方史家这‘钟摆现象’的产生，一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政治斗争的需要，另一是取决于史家的类型。”话语不多，但画龙点睛，启人心智。这种“钟摆现象”不也成了一条解开近代以来西方史学谜团的“阿莉阿德尼之线”吗？后来，我根据先师的启示，对近代以来西方史学中的这种“钟摆现象”有所发挥，在一些论著中写出了自己的学术心得。

夜读

秋夜，在朦胧的月色下，田野、小河、草屋好像都披上了一层轻纱；没有路灯，村落旁的泥路若隐若现，放眼望去，从房中透闪，点点星火，或近或远，是农家的孩子在攻读？还是哪家迎来了“夜归人”？

上述农村之夜景，其实是我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时观察到的一幅素描，它真切地反映了上个世纪60年代上海远郊农村的实情：闭塞与落后。

众所周知的是，1964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上海于是年在奉贤、金山两县为点，全面推进。我们刚于9月入校不久，只上了两个多月的课（政治、外语课，还有导师的“习明那尔”课程），就打点行装，随母系师生一起下乡搞“四清”去了。历史系在奉贤头桥公社，我与陈匡时老师及66届几名学生被安排在水墩大队。

我们这支“四清工作队”由复旦师生与上海社联、文化局、农村基层干部混合组成，分片负责，层层落实。进村后，不外是“访贫问苦”、查找“四不清干部”等等，工作还是挺忙碌的。不过，工作再忙，我总是挤时间看点书，尤其是怕外文生疏，总要抽空读上几句，或背几个单词什么的。至于看专业书，那是说不上的。

与我同住的是两位农村基层干部老奚与小施。他们知道我是研究生，在他们的心目中，总是把研究生与读书画上等号的，所以从不过问我在看什么书。不过，我在乡下读点书，多在晚间工作之余，故曰：夜读。

夜渐渐深了，老奚、小施已入梦乡，远处的狗吠声，隐隐约约，偶尔打破了这乡野的宁静。在蚊帐里，我半躺在**，开始了夜读，借着手电，光束照在一本小书上，随即映入眼帘的是几行西文：

OnefineMaydaygroupsirlsandboys，men，wereramblingamongthefieldsnearMaer。

（中译文为：五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在曼彻斯特附近的旷野里，一群男女青年追逐着，嬉笑着……）

这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盖斯克尔夫人的小说《玛丽·巴顿》（MaryBarton）的开篇之句，随着情节的发展，19世纪40年代英国劳工的悲惨生活，劳资双方的阶级斗争，以及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一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就这样，我的“夜读”断断续续，不多日一册简易的英语读本《玛丽·巴顿》就读完了，回过头来又读了一次，再读一次。为何选看此书？因为它是教我们英文课的吴辛安教授上课时作口语训练的“基本读物”，我以此作为复习材料。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夜读“偷学”英文的情景，虽然苦涩与艰辛，但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说到这里，我对小钱道：“想起这些，我真羡慕你们，羡慕这流光溢彩的时代为你们创造了多么好的学习条件。”

“应当好好珍惜。”小钱郑重地说。

是的，应当好好珍惜，为了珍惜自己，更为了珍惜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璀璨前程。

尾声

1964年，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参加的这期农村“四清运动”，大致在次年春上结束。这之后，已到了1965年。平实而言，在政治旋涡与风暴来临之前，1965年我们这些在夹缝中求得安宁的研究生们，还是读了一点书，打下了一些专业基础，诸导师也给我们上了一些课。但到了1966年开春，形势突变，随着“5·16通知”的下达，“**”的风暴即将来临，10号楼再也不能安静了。“大革命”的风暴冲垮了被斥为集“封、资、修”之大成的研究生制度，遭到了彻底的批判，我们这批研究生也无情地被疏散到各地，命运多舛。

1978年，随着中国新时期的来临，恢复了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中断十多年之久的中国研究生制度也随之开启了新篇章。顺便说及，我们这批命运多舛的研究生，也在1982年10月30日补发了毕业文凭，承认了我们的研究生学历。至于我个人，也正是在1978年，响应母校母系的呼唤，重回复旦，从而亦揭开了人生的新的一页。

本文原载《安徽史学》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