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史学之鸟瞰（第1页）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之鸟瞰

20世纪已向我们告别，成为历史，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了。20世纪的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时代，它的行程，激烈动**，曲折坎坷，称之为天翻地覆，并不为过。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这样描述：20世纪是在全球动**不安中落下帷幕，世纪末的人类，只好在弥漫全球的一片迷雾中摸索前行，透着朦胧的足音，跌撞入第三个千年纪元的开始。

这是出自西方史家对20世纪行程归纳的一种声音，姑妄听之。常言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因此，回顾与总结20世纪的世界史，将有益于人类在新世纪的前行。于是，了解与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及其走向，也成了史学工作者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今天要讲的是后者。

大家知道，在世界史学史上，西方史学也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古迄今也经历了2500多年的历史进程。行至20世纪，西方史学更是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溯源与蕴藏于西方史学的传统中，又对今后的史学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为时间所限，我下面所讲，只能就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之大势，略说一二。

就其大势而言，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这是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总的走向。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这句话。

一、从西方史学所历经的五次转折来看

20世纪的西方史学，流派纷起，诸说风行，史家辈出，佳作成林，呈现出一派互争雄长与此消彼长的多元格局，如同儿童手中的万花筒那样，精彩纷呈。然而，20世纪西方史学的壮观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当然是历史的延续，就是说，它也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我用“五次转折说”来概括这一行程。

第一次转折，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古希腊的神话和史诗，蕴含了先民历史意识的最初萌芽，社会的进步促使神话色彩日益淡化，多彩的世俗生活取代了浪漫的神仙世界，呼唤从神走向人，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诞生，不管怎么说，他的传世名篇《历史》终究是一部“人曲”，批判方法的初步运用，记叙体史书的奠定，在西方史学史的路标上写下了最初的文字：西方史学的创立。

第二次转折，发生在公元5世纪前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激起了广泛的历史回响，初兴的基督教因而在帝国境内蔓延，圣奥古斯丁以他的《上帝之城》，不仅对风雨飘摇与多事之秋的罗马世界作出了回应，而且由此也开创了基督教史学的新天地。经过重新构建的基督教历史观念，颠覆了古典史学（希腊罗马史学），支配了西方中世纪史学的历史进程，并对后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次转折，发生在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发轫的年代。大约从14世纪以来，文艺复兴运动之火由意大利发端，终在西欧大地燎原，人文主义思潮弥漫，历史给其时的人文主义史家一项任务，那就是如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所言，“史学思想又一次把人放在它的画面上的中心地位”，在他们高扬的史学旗帜上，人们看到一个大写的字：人。

第四次转折，发生在19世纪末。在西方，19世纪被誉为“历史学的世纪”，而这个世纪中的“皇冠”，戴到了德国史学大师兰克的头上，但独霸的兰克及其学派终由巅峰下落，至19世纪末发生了德国“新史学派”与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论争，“新史学派”的代言人兰普勒希特成了从西方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最早的一座桥梁，在桥的这一头是西方传统史学，在桥的那一头是西方新史学。

第五次转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如同冰层下的激流，正在蓄势待发，而此时传统史学仍有雄厚的实力。不过，这一情况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到了50年代前后，西方史学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新史学在六七十年代，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至70年代以后，西方新史学又发生了若干新的变化，于是有不断出现的“结构性调整”与“转型”，新的力量又出现了，对新史学的挑战也更激烈了，比如后现代主义史学什么的。

由上述西方史学“五次转折说”，可知史学的新陈代谢同大千世界一样，也是不可抗拒的，史学的传承离不开变革，它是史学发展的源头活水，使史学永葆强劲的生命力，因而史学的转折也就应运而生了。

二、从20世纪世界史学的三股主要势力来看

纵览20世纪的世界史学，概括地说来，主要有以下三股势力（或史学流派），这就是：西方新史学，从阶级属性而言，即为现当代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这里主要说的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五六十年代追随前者而在中国新时期仍勃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西方传统史学，即沿着从古典史学到近代西方史学路数而延伸至20世纪的西方旧（或传统）史学，而这主要又是指兰克学派。

一般说来，由于上述这三股势力的角逐，推动了20世纪国际史学的前行。不过，这三股势力的博弈，不是像中国古代魏、蜀、吴争斗，最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20世纪的世界史学没有“三国时代”。因此，对这三股势力的流向及表现还得作点具体分析。

西方新史学的概况已如上述。需要稍作补充一点的是，它在20世纪上半叶还很弱小，还处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传统史学的“夹击”之中，但它毕竟有后劲，越是这样，就越加发展。一方面，它很聪明地回应了仍有强大实力的传统史学，在创建新史学的同时，又不忘继承传统史学优秀的史学遗产；另一方面又理智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接近，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者在逐渐消弭对立状态，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从彼此接近到进行心平气和的对话了。

在20世纪的世界史学中，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曾拥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对西方史学还是对我国史学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就后一点而言，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我们，并不全是负面的，也有不少积极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对它的史学发展史作出认真的总结，以吸取其经验教训，虽则这个国家已解体，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份遗产，是不可能随之消失的。我曾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沉浮》中，说过这样一段较为形象的话，也许对了解与认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衰有点帮助，大意是：史学的成长与发展，需要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但是，在苏维埃的国土里，老是阴晴不定、冷暖失常，更兼几番疾风骤雨，摧落花枝凋零，遑论于风雨憔悴中煮字烹文。多年来，那里的历史学家正是在这种“阴晴不定，冷暖失常”的环境中，备受折磨，艰难生存，苦苦地在寻求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身价值和自身地位，痛苦地挣扎，坎坷地前行。这种教训难道不应为我们所吸取吗？

至于说到西方传统史学，它行之有年，垂垂老矣，似乎总该退出史坛了吧？然而，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展史证实，老树发新枝，不仅在20世纪上半叶它仍呈现出强大的实力，卷帙浩繁的“剑桥三史”问世（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近代史》），是为显例，即使到了20世纪下半叶，甚至在新史学运动蓬勃发展的美国，仍有像恪守传统史学的“顽固分子”，如希梅尔法布之流，在1988年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上，“短兵相接”向新史学发起了正面的冲锋。其实，从史学发展的相联性而言，西方新史学总是跟传统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法国年鉴新史学派总是深深地扎根于法兰西的史学传统之中。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西方新史学揖别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又携手经过革新的传统史学，终而成了“霸主”。试看今日之史坛，竟是谁家之天下？答曰：现当代西方新史学。这说起来，还真的让我们有点不爽，但这有什么办法呢？不管人们承认与否，能引领当代史学潮流者，非西方新史学莫属。

三、从西方史学发展中心的国别转移来看

西方史学的发展，迈入近代门槛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史学发展中心。从国别来看，大体说来，可以作如下的描述：文艺复兴运动最先在意大利发生，因此近代早期的西方史学中心在意大利，尤其以16世纪前后的佛罗伦萨史学为其发源地，马基雅维里和圭昔阿狄尼都是生活在这一时代、这一地区的著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大概到了17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中心逐渐转移，转移到法国，至18世纪伏尔泰史学，法国俨然成了新中心，一个领导当时西方史学潮流的理性主义史学的“大本营”。19世纪是兰克史学及其所标榜的客观主义史学的天下，因此德国理所当然地成了西方史学令人瞩目的“霸主”，不仅向欧洲，而且向美国，发射出它的影响。

进入20世纪，从表面看来，西方史学如同各路诸侯争霸，没有哪一个能称王，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如文化形态学派显威于前（20世纪30年代前后），年鉴学派称雄于后（20世纪60年代前后），此后新文化史纷起、后现代主义史学挑战等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都似乎是超越国家和地区的史学景观，但真的要问，这个时代的史学的国别中心在哪里？个人以为，还是选择美国较为适宜。

说起美国史学，它其实起步很晚。正当19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美国史学仍比较落后。历史学家赴欧、尤其是到德国兰克那里“朝圣”，是当时的一种时尚。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美国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国际地位的上升，也促进了美国史学的发展，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提出了“边疆论”，从此开始，现代美国史学的发展走上了坦途。

不过，由于美利坚民族的开放性与实用性，20世纪以来美国史学色彩斑斓，内容宏富，其发展趋势是趋向于多元的，这种形势为现当代美国史学的发展开拓了无限的空间。我个人之所以选择美国为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国别中心，大致还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其一，把异乡的种子移植到本土开花结果。美国史学在成长与发展进程中，处处显示出它的根在欧洲，这种历史的姻缘关系，欧美史学的合流，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的。不过，20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得仰赖于美国，没有后者的支撑，它也许就会沦于平庸，而失去在国际史坛上的影响力。比如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所做的“心理史学”，只有到了美国人的埃里克森那里，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又如，现代计量史学的“排头兵”是法国，但它只有到了美国，才在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那里获得了全面而又充分的发展。于是，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才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的“亮点”。

其二，网罗世界各国之良史。在这方面，美国人也占尽了便宜。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少欧洲史家亡命美国，尤其是犹太裔的欧洲史家更是栖身在那里，战后，许多欧洲史家留在了美国，举一个与我接触甚多的美国史家伊格尔斯，他频繁地穿梭于中国各地，是我国史学界的常客和老朋友，他原是犹太裔德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了美国公民和美国历史学家。中国之“良史”（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不断地从大洋彼岸传来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史识与新见，常令国际史学界刮目相看。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大概在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有这样的本事把别人家的“良才”挖到他们那里去。无怪乎，美国历史协会的13000会员中，竟有5000余名分别来自40多个国家的“异乡人”。

其三，史学的国际化趋势。这里就美国史学研究的内容而言。全球化时代深刻地改变了历史学的观念，历史学的国际化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这在20世纪、尤其到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史学那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美国史家看来，“历史研究没有国界”。他们以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与宏观视野，从事跨国界的历史研究，留意从全球文明的角度选择课题。美国史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等大作都可为之作注。

四、从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来看

从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或走向）来讨论题旨，这应当是切中肯綮的。对此，学界从不同的方面，已作过一些论述。在诸多的论断中，个人以为已故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新史学的发展及其趋势所作的分析最为精到。他提到了“四个转向”：

1。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

2。从注意研究个别的杰出人物转向研究普通人、社会底层、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

3。从政治史和经济制度史转向新社会史、新经济史、城市和地方史以及一些被传统史学忽视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