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西方史学的反省古代篇（第2页）

一是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年）以其毕生之作《建城以来史》（或《自建城以来罗马史》）享誉后世，他为罗马这个被他称作“世界上最优秀民族”撰史，历尽艰辛，不遗余力，在他看来，那将是历史学家的“一种乐趣”，他曾这样表白过：“即使我的声誉在这么大的作家群中隐没无闻，我也会以这些湮没我名声人的卓越和伟大慰藉自己。”换言之，李维以为这个民族写史而甘愿作出最大的牺牲，这与修昔底德愤而著史以“垂诸永远”，实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李维撰史旨趣是对前人的一种积极回应，更是一种进步。

从西方史学史之史的视角，李维的“通史”编撰体例更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建城以来史》从其记载史事确可称得上是一部在时间上绵亘达七八百年之久，跨越古今的罗马通史，在西方古典史学史上，也许是他为历史编纂学所作出的独创性业绩。

二是塔西佗。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5—公元120年）与李维一样，塔西佗史学也是继承修昔底德史学传统的，因而修昔底德身上所体现的史学反省精神，在塔西佗那里也有反映，且在某些方面，比起他的前辈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只说一点。比如，塔西佗史学的求真探索精神，则是有所继承，有所弘扬。他恪守前辈史家“求真乃史家首务”的写作理念，他曾这样公开表示过：“我下笔的时候既不会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又说：“在写到任何人时都不应存个人爱憎之见”，这似乎隐含了修昔底德的“客观主义”的史学理念。但在塔西佗那里，却努力地做到了“秉笔直书”与“惩恶扬善”两者的有机统一，从中体现了塔西佗史学反省精神的自身特点。

三、反省精神的弘扬与光芒

在西方古代，与本节题旨更为紧密的，当是生活在公元2世纪罗马统治时期出现的希腊学者卢奇安，他所著《论撰史》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我们在前面谈及的内容，倘若从史学史之史的观点来看，诸多希腊罗马史家对历史学的反省工作还只是通过他们叙事体的历史著作，零碎的、片断的、偶然的，总之还不是自觉的。但到了卢奇安那里则就不同了。

卢奇安（Luus，一译琉善，约公元125年—公元192年）的头衔是古希腊讽刺散文作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他著述甚丰，传世的有《华堂颂》、《画像谈》、《狄摩西尼礼赞》等80多篇论文及对话，他的文艺和美学理论及唯物主义思想，曾深刻影响近世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时期的众多思想家，恩格斯曾称他为“古代的伏尔泰”。

须知，这位“古代的伏尔泰”在史学理论上，也颇具真知灼见。他那非凡卓越的见解最集中地体现在《论撰史——论现实主义的艺术》这一篇章中。这篇书信体的宏文，不过万余字，但却包含丰富的内容，通篇充盈了“回顾与检讨”，实际上是对到他那个时代的西方史学的概括与总结。

卢奇安在《论撰史》中，“能破而且能立”，全文他要表述的“意见”有两个方面：“一为选择，一为避免。”他首先说及的是“避免”，以具体而生动的例证批评那些“拙劣史家”的通病，以一位卓越的讽刺作家的才干，极尽讥讽与挖苦之能事，这就是“破”。其次说到“优秀史家”之才能，并对他们提出了种种要求，即要“选择”什么，遵循什么，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立”。归纳他的“破”与“立”，以下一些内容需要特别指出来，并略作评价。

关于史学之功能，卢奇安这样写道：

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

作者生活于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语地区，在他身上当然兼具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之特质，他在史学上的见解也是如此。因此，卢奇安对历史任务（或目的）的认识，很自然地体现出了希腊史学的求真精神与罗马史学的实用观念的合一。

至于说到史学的“求真精神”，他更是从前贤的经验中明确指出：

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

这就对历史学家撰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视真理为唯一，而不屈服于权势。这不正是后世“客观主义史学大师”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吗？倘把卢奇安的言论与兰克的“如实直书”稍加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种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呈现的分明是史家对撰史崇高目标的一种共同追求与不懈努力。卢奇安接着继续说：“一个作家一旦着手著史，他就必须只对真理馨香顶礼，绝不膜拜其他神灵；一切神灵都不在他眼内，他的唯一原则和坚定信念是：绝不考虑今日的听众，而只想到未来的读者。”为了达到这一点，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远离“谄媚取宠”，因为“谄媚与历史水火不相容”。历史学家可以“歌颂”吗？卢奇安的答案是肯定的，他指出：“历史是可以歌颂的，但是歌颂要安于本分，要用得恰当，不要使读者讨厌。”还要“务必着眼于后世的读者”。

为了求真，卢奇安对理想的历史学家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这就是：

我的理想历史家必须具备两种本能：一是政治眼光；一是表现才能。前者是天赋的才能，不可学得；后者是后天的修养，只要熟读典籍，勤学苦练，便可以学到。

卢奇安在这里说的“政治眼光”，说的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社会及世事变迁的观察与感悟能力。个人以为，一位优秀的史家，应当在错综复杂的大千世界中，以高屋建瓴之势观察事物，以振聋发聩之情敏于思考，简言之，即具有透过现象来考察事物即他所说的“洞察力”。倘如是，历史学家的“政治眼光”庶几可矣。

卢奇安在这里说的“表现才能”，说的是历史学家撰史之艺术与才华。关于这一点，他在《论撰史》篇中着墨较多，而且甚为具体，从素材搜集、结构安排乃至遣词造句等无不一一细说，逐个点明。比如他说到历史学家文字表现才能时提出如下要求：

应该相应地力求平易流畅，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奥奇僻的词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隐语，我们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赏。辞藻应该雅而不滥，毫无雕琢的痕迹，才不使人有浓羹烈酒之感。

在他的心目中，历史学家的语言艺术当应“平易流畅”，又“文笔简洁”，对此，他在《论撰史》篇中有多处精彩的表述，如说：“文笔简洁在任何时候都是优点，尤其在内容丰富的场合，这个问题不仅是修辞而且是本质的问题。”他又这样说：平易流畅，首尾含接，不急不缓，始终如一，是“记事文的优点”等。在这里，他还特别赞扬了修昔底德“惜墨如金”的语言艺术，这就是要“行文简洁”，换言之，“一切描写都要有节有度；任何主题都不应过分发挥，话长则令人生厌，途长则把马骑死；要注意轻重恰当的比例，不要顾此失彼，挂一漏万，而要操纵自如，指挥若定”。进言之，这里所说，不只是就行文而言，还蕴有平衡、适度、中庸等哲学含义和美学韵味。

的确，卢奇安具有深厚的美学与艺术理论素养，因而他对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语言表现才能，大多是从这一视角提出来的，因而深刻无比与发人深思。上述所引被卢奇安称之为“历史风格”，这真是一个充满美学意境的历史名词啊，他的风格的“本身之美”、结构的“秩序之美”、史实的“真实之美”以及“华而实之美”等，都蕴含着深刻的美学意义，确实令我们折服。

倘由卢奇安的《论撰史》说开去，从古代中外史学理论的比较而论，他是可与古代中国文学评论家刘勰相媲美，后者所写的《文心雕龙》中的《史传篇》，的确与前者的《论撰史》相类似而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此处不再述论。

总之，卢奇安的《论撰史》确实可以称得上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出色的史论，他所做的历史学的反省工作，体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自觉性，确与西方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家们不同。其人其作对于我们研究西方史学史之史具有重要意义，他所提出的一些见解，虽经岁月的洗礼，但迄今仍对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富有启迪。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古代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从初现、发展与弘扬，它既是一份可供后人继承与不断发掘的史学遗产，也为近世以来自觉的史学反省工作打下了基础，这当然也是与历史发展的延续性相关联的。与此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古代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是随着历史学的发展前行的，而这往往又离不开时代与社会的进步，卢奇安那高远的史论之所以出现于罗马帝国的盛世，那就一点也不足怪了。

本文原载《北方论丛》2010年第2期，原题为《浅说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