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传统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第1页）
乾嘉传统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
今年因为编辑《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一书，对带有学术总结性看法的文字特别注意。近读敝友许纪霖兄为杨念群兄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所写的书评，在论及杨书出版的时代学术背景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界“风气大变，转向实证化、朴学化”，一言以蔽之，“到90年代，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其史学观是“相信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实在，史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尽可能真实地揭示这一实在”；而其具体的表现则是“史学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专业刊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1]这样的乾嘉传统当然已经被“现代化”了，若起乾嘉学者于地下，恐怕很难有人能识得这是他们创造的“传统”。
不过这不是我的问题所在。我感到疑惑的是，纪霖兄这样的概括性描述是否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的实录。因为我自己读到的史学专著和各刊物的史学文章似乎多朝着几乎相反的方向，实在看不出多少“乾嘉”的影响。这当然可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即对何为“乾嘉”的概念不相接近），但也应该是可以讨论的。即以杨著所属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而论，其中与史学沾边者便无一可说是以“乾嘉传统”为取向的（各书背面均有提示性的简介，一看便知）。
在各学术刊物的史学论文上，“非乾嘉”的特点表现得比专著更为充分。就中国史学而言，追求揭示历史上人与事的“因果关系”，是从20世纪初即开始的希望把史学弄得更“科学”的努力目标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以写论文或专著的方式来表述研究成果，也是20世纪才兴起的所谓“现代”史学研究的一个要素，最容易使人有意无意中试图把人或事表述“完整”，甚至通常还要“评价”（最后这一点在我们20世纪50—80年代的史学中特别明显）。同时，我们的历史研究者有一个倾向，即总带点“盖棺论定”的情结，希望自己的研究为某事某人“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这已成今日媒体的惯用套语，每一电视频道或报纸一天不说一句此语的极为少见），仿佛只有这样才具有“历史感”（其实历史上的人与事都未必有彻底的终结，其后总有强弱不同的余波，所以，我个人主张在研究历史时注重过程甚于“结果”）。
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史学论文和专著通常都遵循原因、过程、结果、意义（或评价）这样一种四步论式。在20世纪后期多数中国学术刊物对论文字数的限制到万字以下时[2]，还要照顾叙述的完整性，便造成今日我们史学表述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空论甚多而实证甚少。而且这一因特定时空的影响从“论文”形式产生出的特点正日益波及“专著”，各类充满“语不惊人死不休”特色的标新立异专著已到举目可见的程度，近日我们一些主流史学刊物突然发表不少“打假”书评便是明显的旁证（最近学界已有出现王海一类“打假英雄”的势头，以我们学术刊物版面的珍贵和低劣出版物泛滥的悬殊比例，我个人认为正面提倡比负面批评更合乎今日的学术“国情”）。
表述出来的研究成果只是今日史学状况的一个面相，各大学历史系的教学同样是可参考的另一重要面相。我不知道纪霖兄所在的上海师大历史系的教学是否已转而注重“乾嘉传统”（我颇怀疑，因该系另有一些我认识的人，比如萧功秦兄，也如纪霖兄一样不欣赏“乾嘉”取向），从我所在的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教学看，不幸情形仍与纪霖兄所见相反。川大历史系原本是以实证（非纪霖兄眼中今日这样的“实证”）见长的，可是敝系一些开“史学概论”一类课程的中青年同事现在却极重诠释，鼓励学生多提“新观点”，而并不注重史料，更不强调资料的原始性。个人曾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不过确如螳臂挡车，全无效果，徒显不自量力而已（部分原因是敝系管理教学者是我的大学同学，通常以笑而远之的方式“处理”拙见，但主要还是“大势所趋”的学术语境所致）。
其结果，敝系学生许多并不会做“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尽可能真实地揭示历史这一客观的实在”这样一种“形式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他们会做并愿做的恰是将纪霖兄提倡的“对历史的主观释读”发挥到最大限度的观点论文（最近东北方面正编辑全国各“史学文科保护基地”的本科学生毕业论文集，读者一看便知今日川大及其他学校历史系学生所长何在）。且这一倾向并不仅限于本科生，许多研究生也走在大致相近的方向上；这也不仅限于敝系，某次我的一位学生在讨论班上陈述其按照我“依据史料把事情讲清楚”的原则所写的论文，应邀出席的邻近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均指出该文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讲出多少历史“意义”，层次欠高。这里所说的“意义”当然偏向于“对历史的主观释读”，可知追求这一取向者实不少见。
纪霖兄将其所见“对历史的主观释读被挤压到最低的限度”的当前现象归咎于“乾嘉传统”（他本人主张“惟有史家的个人解读、主观阐释，才能激活”死去的史料，“让它们说话，构成一部活生生的史诗”），提示了一种历史地思考现存问题的取径。以乾嘉朴学为表征的清代汉学正是在反抗理学专重“义理”的倾向中树立起自己的学术正统地位的，到了道光咸丰时期，复因拙于“义理”而走向衰落。乾嘉大师戴震（及后来的焦循、阮元）虽有建立理论的努力，其理论却终因汉宋学术认同的问题与其时代的主流学术脱节。且真要以“义理”为学术评判标准，则戴震等仍远不如宋人。王国维指出，戴震、阮元的学说虽然是“我国最近哲学上唯一有兴味之事”，其学说之“幽玄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3]所谓“幽玄高妙”，即“宋学”所长的“义理”，也就是“汉学”家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道咸以降兴起的今文经学、诸子学、佛学、理学以至西学，都有一个清代汉学不具备的共同特点，就是讲究“义理”。故道咸以降的学问大家（即使是宗“汉学”者）都特别重视“义理”。章太炎早年便主张“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不能不讲求小学；但更“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他批评清儒治诸子“惟有训诂，未有明其义理者”。蒙文通也认为清儒“以治经之法治诸子”，实不高明，远不如中唐以后之“异儒”以“从事诸子之法”研读六经，反能见经中的义理。他们虽然各受古文经学或今文经学的不同熏染，却不约而同地一致认为义理的重要还在乾嘉学者最看重的语言文字之上。这正是关键所在，既然义理为重，以文字训诂见道的“汉学”就不得不逐渐从中央退居边缘了。[4]
讲究义理的倾向对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的影响甚大，当时人多欲寻求对历史的规律性解释。1903年，日人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不知为何突然在中国出版了至少6种译本，足见其对当时中国史学界影响之大。《游学译编》杂志在1903年第4期介绍该书的广告中说：“吾国旧学界思想，视历史为传古信今之述作，而不知为现在社会生活之原因；研究历史者，亦不过出于钩稽事实、发明体例二途，而不知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针膏肓而起废疾，必在于兹。”[5]今日治史能“钩稽事实”进而“发明体例”者，恐已非寻常之辈，但时人所要求的却是“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清晰地凸显出当年“新史学”追求的境界。唯那样的“原则”究竟如何，实相对空阔而有较多发挥的余地，到今日也还很难说得清楚。
20世纪初的“新史学”从一开始即以追求历史规律为目标，这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虽或隐或显但其实相当深入的影响。就是许多向被视为最重实证的民国考据史学大家如王国维、陈寅恪等，其实也处在“务为前人所不为”的道咸以降“新学”风气笼罩之下，贬斥乾嘉而推崇宋学，更希望创立注重义理的“新宋学”。[6]不过，叶德辉已指出：学风的转变“由实入虚易，由虚入实难”。[7]王、陈等人是“由实入虚”，故能兼具汉宋两学之长。但没有实证基础就直接进入“义理”阶段的后辈学人，便很容易不自觉地走上游谈不根之路。
实证性的考据本身需要长久的基本功训练，要有渊博的知识积累和心细如发的观察力，实际做起来很不轻松。而“新宋学”所提倡的“幽玄高妙”标准却不那么明确清晰（许多看上去成体系的论说，其实际的高下真可以万里计），故最为想象力丰富而基本功不足且创造欲甚强的少年所喜好。上焉者或如陈寅恪在1935年所见：“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8]下焉者便如章太炎大约同时所说：因“史部繁富，躁人不及审观，而又耻其不知，故不惮所为妄论以摧破之。”[9]
太炎晚年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时已注意到过分强调义理造成了避实就虚的负面影响，其课程设置“以经为最多”，因为“诸子之学，在今日易滋流弊”，只能少讲；而对于民国新史家多较推崇的《史通》和《文史通义》，太炎感其“只以供人大言，而于历史知识书不具”，故史学仅选《通鉴纪事本末》为教材。[10]这两项抉择皆带有明显的由义理向实证回归的意味，但在学术风气形成之后，又处于听众决定立说者地位的民国趋新大势之下，像章氏这样的“旧人物”是无法独力回天的。直至今日，中国史学的长处与不足恐怕都仍然多在“幽玄高妙”一面。
对今日的学人来说，前述那些“新宋学”大家的学术不仅不“虚”，恐怕已“实”到难以企及的程度。纪霖兄便注意到，如今一般人对陈寅恪多见其史料熟悉和考据本领了得，即是明证（纪霖兄自己则强调陈的高明在于其对历史有“大识见”）。研史者自然都知道提高史识要比积累史料更难，郭沫若等人当年大约自认有唯物史观这一有力武器可胜过陈，所以才提倡年轻人在史料方面赶超陈寅恪。这其实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史学研究者一个共同的感受，即他们与老一代学者相比，自己的长处在“理论”（通常专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而短处在史料的熟悉和掌握。
稍聪明的学者当然都知道扬长避短，所以，那一代多数史学研究者基本是在发挥“理论”长处的方向上努力。“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观念的提出及相当时期内对此的争议（注意：许多争议侧重的并非“是否”要以论带史，而是“怎样”以论带史），都提示着重理论轻史料倾向的长期存在。此风至今犹存，不过所用的“理论”已不那么单一了（基本仍是西来的）。今日研究评论王国维、陈寅恪者固多，真正学习其治学方法的实少。所以“史学评论者”对陈等的学术定位如何并不重要，关键还是其治学方式是否能够传承并由后之学者“变而后大”。依我僻陋的观察，今日学人主动愿学陈的“史识”者诚众，而向陈的“史料”积累方面努力的甚少（当然，今人对“史识”的认知可能与陈寅恪的大不一样）。
针对当前全国学风的实际状况，我们的史学仍须发扬更老的前辈学者注重第一手资料（包括田野调查资料）的优良风气，特别注重培养青年学者能落实到实证的扎实学风。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和所谓思辨能力固然是理想的，但对史学来说，尤其是对初入这一领域的年轻学人来说，任何时候都只有站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尝试“由实入虚”不迟。在学术面向世界和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得到提倡之时，我们千万不要只看到西方学者善于分析的长处，应注意别人写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的时间通常比我们要长许多许多（每篇论文的字数也多得多）。
其实，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影响中国的西方史学本身就具有多歧性，当时西方史学在研究领域和应用方法上受到极大冲击，尤其是各相关社会科学方法在治史上的运用，这导致从狄尔泰（Dilthey）、克罗齐到柯林伍德等人对史学自主性的强调，特别指出其与自然科学的不同。正是在这样一个西方史学自身处于转型和定位的关键时刻，具有多歧性的西方“史学方法”开始影响中国。[11]因此，对西方史学缺乏整体了解而又极欲获得新知的中国史家多依据其各人的观念和需要随意摘取西方不同派别的史学方法中大致可以接受的部分（其中又多先有日本人的选择、加工和再创造），糅合入他们所熟悉的治学方法中，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史学风格和流派。
有意思的是，克罗齐和柯林伍德是近年中国学者引用较多的西方史家（最近又较少了），但他们面对诸社会科学的冲击而强调史学的自主性这一点从当时到现在都甚少为国人所注意。从梁启超开始就注重史学对各社会科学的依靠（纪霖兄引用的吕思勉基本是重复梁的观念），20世纪初年因为要写“民史”和“群史”（对应于政治、军事史），社会学的影响又特别大。但至少从北伐后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开始，中国史学的一股主流又回复到寻求历史规律的路径之上，真正较大规模而严肃认真地借鉴各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台湾是从60年代后期开始，而大陆则晚到80年代了。所以纪霖兄眼中大陆的史学仍缺乏“史学之外的跨学科知识滋养”，但台北的杜正胜先生则认为近年史学界对社会科学的依赖或器重已较前减弱得多是史学界的“成熟”。[12]
在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前，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大致先后以所谓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为主要特征，两者都对历史研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对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史学影响尤其明显。但一般中国史家在运用结构和功能来考察历史时并未注意到这两种取向在根本上带有“反历史”的倾向。虽然不少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曾大量运用历史材料，但对他们来说，要认识和了解一个社会或族群，重要的是明白该社会的结构及其作用，或该社会各部门的功能及其运作。历史可以提供材料，但似乎也仅此而已；时间的意义在结构与功能取向中本不那么重要（当然是相对而言），而史家所注重的随时间而变化的人与事的意义，对他们来说似乎也视其与结构或功能的关系之紧密程度而定。
不过，重视结构特别是有机结构意味着特定文化或社会中每一部分都是该整体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从逻辑上已预示了要关注社会或文化中每一因素，过去被忽视的文化和社会面相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就成为自然的发展了。在近20年的西方，过去较少得到注意的社群今日已成史学的新宠。而在趋新的近代中国，新史学一开始即已有面向基层和大众的倾向，20世纪初年的学人早就在提倡“民史”和“群史”。虽然当时的提倡者皆有强烈的政治关怀，他们似乎正是要写后人所谓“没有政治的历史”。如果可以套用晚清“西学源出中国说”的老调，中国趋新史家注重下层似乎比西方的“下层史”（historyfrombelow）还要早得多。
其实西方的“下层史”渊源甚早，中国人当初的“民史”和“群史”观念即是受西方“文明史”派的影响。认为既存史书所论乃“君史”而非“民史”，本是欧洲史家批评其本国史著的观念（如影响中国人较多的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不久传到日本，福泽谕吉等也曾援例转以攻击日本自己的史书。中国人开始有与此近似的观念约在19世纪的最后两三年，但突然大量表述此类观念则在20世纪开初的几年，其思想资源部分得自斯宾塞（严复的译文及引申），更多则是从日人处转手西人的观念。但与日本人一样，中国读书人得此观念后所攻击的对象已不再是欧洲或日本的旧史，而是中国的传统史书。
如果说提倡民史反对君史已成一百年前跨越欧亚两大洲的一种史学趋势，则中国学者当时尚颇能“预流”于国际学术界。但近代中国多破而少立的倾向在史学上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许多趋新的中国学者往往摭拾西人攻击彼国传统的言论，几乎原封不动地转用于中国。这样的盲目套用，有时不免出现无的放矢的现象。换言之，英国文明史派所针对的本是他们眼中英国既存史著的不足，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中国人对此前的中西史学是否那么一致，或在哪些方面一致，却并未进行认真的思索，更乏具体的研究，这是导致真正侧重“民史”的研究长期未能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初的中国学人虽然竞相提倡“民史”而反对“君史”，但其内心似并未出现真正沿此方向的转变。观早年所出各史书中，夏曾佑所著《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最不讲民史（但多言社会进化），恰最受各方赞赏；而那些真尝试写“民史”者虽然销售不错（如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却少得著名学人称赞。[13]可知精英学人在意识层面虽认识到撰写“民史”的必要，但主要是侧重于学术之外的宣传，其真正欣赏的还是相对传统的学术标准，史书的内容是否真以“民史”为主实际是放在第二位（甚至更后）的。
此后相当时期的中国史学仍以政治史（逐渐包括经济史）见长，特别是后来兴起的“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并未以“民史”为核心，即使在讨论备受重视的农民战争时，也不过较多涉及经济层面而已。这种状况到1949年后有较大转变，但仍偏于理论的主张（并屡有争议），并可见明显的意识形态干预的痕迹，即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不断提出写类似于“民史”者，而史家却尽量设法“抵制”（这最可见真“民史”其实不为实际从事研究的史家所重视）。
结果，除了30年代商务印书馆那套差强人意的“中国文化史丛书”[14]中的一部分，像陈黻宸在其《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约1903年）提倡的“知民俗之原”和“证闾里之事”那样的“民史”，直到20世纪最后20年才受到真正较多的关注。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即使在近一二十年，新旧之分倾向对史学的影响仍然严重，在“民”或“群”的范围内，偏“旧”的群体通常便不在史家的关注之中。数量极大的缠足女性恐怕就是最为近代史家视而不见的一个群体（少数反缠足者却颇受关注），废科举后逐渐被排除出乡村教育领域的塾师群体，也被既存的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排除在视野之外。故真正的“民史”至今仍未能较成功地树立起来，但早期的愿望仍为近20年的社会史兴起埋下了伏笔。在某种程度上，将近年“社会史”在中国的复兴看作20世纪初学人们反对“君史”而呼唤“民史”或“群史”的**漾余波，似亦不为过。
有意思的是，纪霖兄将“社会史”的复兴视为“这些年中国史学界所流行的年鉴学派”，尽管是已“被大大阉割过”并“被误读为‘社会史’研究”的年鉴学派。我稍感惊讶的是，如果乾嘉传统真的已“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源自法国的年鉴学派（无论怎样被“大大阉割”，大体的外形总应相似）还可能同时在中国“流行”吗？乾嘉学派当年并不以学术包容的雅量著称，是改革开放时代使其变得对异国学说如此“大肚能容”吗？我总感觉到这里有点新型的西学源出中国说的意味。退而言之，即使我们把“中国式的年鉴学派”简化为“社会史研究”，这一取向似乎仍难与无论怎样现代化了的“乾嘉传统”画上近似的等号，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人所大声疾呼反对的，正是中国旧史（当然包括乾嘉）对“社会”（当时也用“群”）视而不见而仅重视君主和政治。
纪霖兄从这些“所谓的‘社会史’研究”中看到的仍是“支离破碎的事实瓦砾”（提示着“乾嘉传统”的存在），这又与我之所见不同。我们近年的“社会史”虽然不乏排比史料的论文和著作，但其中更注重“理论”者如果不是主流，也绝非支流（看看历年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的综述便知）。我就见到不少为“社会史”正名的论文，认为要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才可以算得上“社会史”，否则，便只能算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普通史学。注意这种画地为牢的正名意识的基础和分辨标准正是理论、方法而非所研究的具体“内容”，这且不论。就说那些“所谓的社会史”，以我稍熟悉的中国近代阶段看，从各种“理论”入手来研究近代社会和社群的论文和专著实不少见。[15]虽然运用的“理论”已不一样，昔年“以论带史”的遗风仍是不呼已出。
这样，我看到的中国史学现状与纪霖兄所见可以说恰恰相反，很可能我们都不过是盲人摸象，各“见”其所摸而已。实际上，我和纪霖兄所接触到的“史学界”恐怕也真的不太一样：纪霖兄所听到的史学界对杨念群书的“议论”是“截然相反”的两分看法，即“不是‘好得很’就是‘糟得很’”；我个人的看法则介于两者之间，而且我的史界朋友的看法亦多与我之见解相类。或许我们的史学界真的已像近代中国一样，也有两个或多个“世界”的区分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