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记忆看陈寅恪与乾嘉考据的关系（第2页）

简言之，若采取“论世知人”的取向，由于“汉学”在清代长期处于“霸权”地位，19世纪中叶以后之推崇“宋学”者，莫不先在汉学意义上的考据方面狠下功夫以确立自身的发言权，然后敢言汉学之“庞杂破碎”与宋学之“幽玄高妙”（王国维语）。[21]从这个意义上言，陈寅恪无疑更推重宋学，但其青少年受学时期曾对乾嘉经学下过相当大的功夫，后来在国外学习时更因西方“经学”的启示而有意在训诂方面超越“乾嘉诸老”，也是不争的事实。努力强调或否定陈寅恪是否受乾嘉考据的影响，都或不免以学术门户观念的“成见”看人，其实是看轻了前辈，既无必要也不合实际。

（原刊《二十一世纪》，2000年6月号）

[1]钱锺书：《管锥编》，4册，1393、1406～14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王汎森：《历史记忆与历史——中国近世史事为例》，载《当代》（台北），第九十一期（1993年11月）。

[3]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26～27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4]季羡林：《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词》，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28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5]参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40～51、243～249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238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

[6]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8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王永兴：《陈寅恪史学的渊源和史学思想述略稿——斯文自有千秋业》，载《学人》，第10辑（1996年10月）。

[7]周予同：《有关中国经学史的几个问题》，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70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8]俞大维：《谈陈寅恪先生》，见俞大维等：《谈陈寅恪》，2～6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

[9]陈演属：《与妹书》，载《学衡》，第二十期（1923年8月）。需要说明的是，陈先生这段话是专门针对学藏文所说，而非讨论其治学取向与乾嘉考据的关系，说详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361～36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0]详见《汪荣祖、罗志田教授来函》，载《近代史研究》，1999（2）。

[11]章太炎：《致吴君遂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1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沈兼士：《“鬼”字原始义之试探》，见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86～2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杨树达语见其《积微翁回忆录》，11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3]陈信收在《沈兼士学术论文集》，202页。

[14]参见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315～321页。

[15]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38～23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6]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1～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17]王永兴：《陈寅恪史学的渊源和史学思想述略稿》。

[18]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首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9]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29页。

[20]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21页，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

[21]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302～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