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的民初思想学术与政治20世纪20年代一位学人的观察（第2页）

这进一步表明当年中国“学术社会”的多歧性，在一般认知中偏向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张彭春竟然将整理国故视为与国家民族的时代需要这类“活事”有相当距离的“死事”，故认为胡适欲以整理国故为“一身的大业”是被社会所逼迫而不得不为（这也大致属实）。这样的看法很能提示当年一般读书人眼中什么才是学者应该做的（即“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业”），且持相近见解者为数还不少，许多人更有公开的表述。几年后胡适便在类似世风日益增强的压力下彻底转变了对整理国故的态度，正式表述出与张彭春相类的观念，号召青年走自然科学之“活路”，不再走钻故纸堆这条“死路”。[13]

这部分与清季以来几十年间的社会转变相关，曾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人之社会地位已开始边缘化，不能不直接影响到“学术”或“文化”在国家中的地位，就连学者也对自身的认同产生了问题。张彭春在1925年就自问：“然而谁是学者？能发表文章的人？中西学问兼优的人？读书多而思想精密的人？得中外舆论赞许而认为真有成绩的人？存心为公而能办事的人？”对此“现在全国没有一定的标准”（《日程草案》1925年12月8日）。“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新词，本落实在“学”之“专业”上面，至少在字面上不具备“士人”那种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更不能比“士大夫”）。通观张氏那两年的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条“存心为公而能办事的人”大概指他自己那一类人。

张彭春对什么人是“学者”感到的疑惑与他此前主张多作“活事”的思路是一致的，提示着他仍有超出“学者”字面意义的宽广社会关怀。他在1925年夏秋对“政局看不出头绪来”颇感忧虑，慨叹“国家到这步田地，没有创造的、中国的、可以统一全国精神的方略和领袖人物出现”；他也分享着当时社会对“统一权力”的期盼，认为“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社会这样不安宁，什么实业、教育都不能发展”。张氏发现，当时知识精英自己也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之中，然而却对推动世风走向激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年岁稍高的人”一方面“都劝青年冷静好好读书”；一方面又不免教猱升木，“主张共产，与苏俄合作”；他们既“主张用外交机关，承认已有的政府，缓缓进行”，同时又“鼓动国民救国，对内对外同时用力，以群众运动为工具，以赤俄为模范及后援”。（《日程草案》1925年6月29日、10月25日）

这一观察相当符合世情，自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实际并未完全实行），北京的学界思想界“左倾”亲俄风气相当盛。早在1922年苏俄代表越飞访华时，北大就设宴招待越飞，据说蔡元培在席间表示“愿以中国居于俄国革命的弟子之列”，很受中共的赞赏。[14]到1923—1924年间中苏两国就恢复邦交进行谈判，苏联代表加拉罕在与北京政府谈判陷入僵局时提出以“中国人民”为外交对象，这一相当不符合国际外交谈判正常程序的举措，却适应了当时中国各界民众对政府不信任并要求参与外交的心理，得到了各类中国人士的应和。一般并不视为特别激进的张君劢，就要求加拉罕本着外交公开的宗旨，将其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公示于中国国民，国民必能秉公道正义以赞助加拉罕。[15]

就是张彭春自己到1925年11月时也感觉到“北京国民党得势”，这大概与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使北京政局一度“左倾”的趋势相关；不久或因国民军利用郭松龄反奉攻占天津，张氏进而感到“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于是“专看俄国革命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方“反赤”的部分“成功”——即关于冯部“赤化”的宣传已有学界中人接受，故从国民军的短暂胜利而感觉共产主义将临，乃预为适应“新朝”做准备。（《日程草案》1925年11月30日、12月27日）有类似观感或反应的当然不止张彭春一人，通常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代表的胡适大体也属于张彭春所说的“年岁稍高的人”中的一个，他虽不曾“主张共产”，但在1926—1927年间对“新俄”和国民革命的积极赞许恐怕还超过一般读书人。[16]

从一位学人有限的观察和记述中已可见这样多有关20世纪20年代思想、学术与政治的信息，可知日记虽然“主观性”较强，仍可以告诉我们许多相对“客观”的史事。张彭春日记中还有很多重要的内容，值得研究那一时段的学者认真研读。

（原刊《东方文化》，2003年第2期）

[1]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载《历史研究》，2000（4）。

[2]参见NatalieZ。Davis，FitheArchives:PardoheirTellersiuryFraanfordUyPress，1987，pp。1-6，111-114。该书近已有中译本:《档案中的虚构》，杨逸鸿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可参看32～51、302～309页。

[3]正是从这一角度言，不仅有些不“真”的史料也并不“伪”，至少不是有意造伪；即使确属有意造伪，造伪的需求、造伪者的动机、伪史料的产生、造伪的过程、伪史料何以会以及怎样被接受和否定等，所能揭示的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故在注重史料辨伪的基础上，还应注意所谓“真史料”和“伪史料”各有其用。

[4]当时报纸的外埠通讯员各色人等都有，有的确实能获悉当地内情，有的不过据道听途说以为谋生之计，且某地通讯员未必即驻当地，如驻汉口者即可能兼顾湖南、四川，故所报消息未必准确。参见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27～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5]张彭春《日程草案》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以下仅标明日期，不另出注。

[6]到1923年10月，胡适曾和丁文江讨论他自己的去留问题，丁提出三策:“移家南方，专事著作，为上策。北回后，住西山，专事著书，为中策。北回后，回北大，加入旋涡，为下策。”胡以为，“上策势有所不能，而下策心有所不欲，大概中策能实行已算很徼幸的了”。（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4册，1923年10月19日（原书无页码），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这说明胡适放弃北大已到实际考虑的程度，而专事著述确为其第一选择，大致可以印证张彭春的记载。

[7]《清华周刊》记者：《〈清华周刊〉记者来书》，见胡适：《胡适文存二集》，卷一，186～18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8]作为教务主任的张彭春与担任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在工作上有竞争关系，见解也有不一致处；他私下里一方面看不起吴的“识见”，但承认自己文字不如吴，故曰:“改造清华的思想大半出于我。因为文字不便，都让别人用为己有去了。所谓研究院、专门科草案，都是我拟的。现在用我意思的人，一点也不承认谁是产生他们的。”按：张氏最重国文和国学基础知识，基本文化态度倾向于《学衡》，所以研究院章程相当偏重“中国”方面的内容，初稿非吴宓起草也能得吴认可。但张比吴似更趋西，并不欣赏吴宓很看重并试图拉入清华的柳诒徵，他稍后说：“大学前进方针问题，同人意见难趋一致。如吴要请柳一类的问题将来一定很多。我没有这样耐烦！”（《日程草案》1925年10月7日、11月17日、12月29日）

[9]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3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0]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23年7月28日、12月22日，2册，842～843、994～995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

[11]参见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

[12]顾颉刚：《顾颉刚自传》（一），载《中外杂志》（台北），四十七卷一期（1990年1月）。

[13]参见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二，187～20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

[14]（高）君宇:《北京大学过激化了吗？》，载《向导》，第七期（1922年10月25日）。

[15]《国民外交同志会昨宴回拉罕》，载《晨报》，1923-09-11。关于《中苏条约》和中苏谈判过程，参见何艳艳:《1924年中苏建交谈判述论》，四川大学历史系未刊硕士论文，1999。

[16]说详见罗志田:《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见《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26～23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