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意在争胜（第2页）

[6]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960、963页。

[7]方利山：《胡适重审“〈水经注〉公案”浅议》，耿云志、闻黎明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128～138页。

[8]《治学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143页。

[9]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9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0]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6章注2，132～133页。

[11]《胡适日记》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

[12]1922年11月6日鲁迅在《晨报副刊》发表杂文《不懂的音译》（二）中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13]《胡适日记》手稿本1926年8月24日。

[14]《国学季刊发刊词》，《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15]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96页。

[16]戴镏龄：《梁宗岱与胡适的不和》，赵白生编：《中国文化名人画名家》，413～414页。

[17]陈垣与胡适交谊尚好，一些学者对此颇有异议。1934年陈垣作《元典章校补释例》，请胡适作序，张尔田对陈垣说：“君新出书极佳，何为冠以某序？吾一见即撕之矣。”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07页。

[18]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920页。

[19]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884页。

[20]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629页。该院正式成员限德国人，外国人只能做通讯会员。佛兰克1923—1931年任柏林大学汉学教授，这时已退休。

[21]耿云志：《胡适年谱》，200页。

[22]《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幼狮文艺》第47卷6期，1978年6月。蒋复骢在《追忆胡适之先生》中的描述有所不同，他说是福兰克主动提名胡适，“因为福氏读了他的许多著作，非常敬服。他认为中国人中最了解西洋文化者，现世纪的中国学者应当是认识现世纪的历史文化进步的学者，并不是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的学究，也不是妄称沟通中西文化的先生。他事成之后，福氏写信与我，说明此事的经过，其动机则在‘九一八’之后，表示‘中国虽无武力，而有文化’，胡先生在学者的心目中，是代表着中国文化。”（《文星》第9卷第5期，1962年3月）虽然时间较早，但为纪念胡适而作，又在哀悼期间，似不及后来的回忆客观。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称：“当先生自沉之前，汉堡中国文学教授德人颜复礼（F。Jaeger）奉其政府之命，拟聘先生为东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员，介上虞罗振常氏为之先容；书未发而先生死，惜哉。”（《东方杂志》第24卷13号，1927年7月）。戴家祥《海宁王国维先生》亦有此说。后戴氏《哭观堂师》附注称，德国汉堡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颜复礼博士代表政府聘王国维为“东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员，聘书尚在途中，而讣告至，乃改致函唁（陈鸿祥著：《王国维年谱》，321页，济南，齐鲁出版社，1991）。此即蒋复璁所说北平图书馆季刊记载之事。

[23]耿云志：《胡适年谱》，193页。

[24]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33页。

[25]《胡适日记》手稿本1929年2月26日；唐德刚：《“我的朋友”的朋友》，郜元宝编：《胡适印象》，2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26]史语所档案元字4号之35，引自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29页。

[2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均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06、501页。

[28]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