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犬牙交错（第1页）

三、犬牙交错

周善培函中所谓“某君”，即康有为，唐、汪的门户之见，与保皇会关系匪浅。

戊戌前，康、梁与汪康年原属志同道合，他们共同经营的《时务报》，堪称开风气之先。后因汪秉承张之洞旨意压抑梁启超言论，并对康有为有所不恭，双方失和。百日维新期间，康门师徒以布衣沐皇恩，不免“有腾驾云雾之势”[1]。草堂系飞扬跋扈，不仅与日本、港澳的革命党关系趋于紧张，也得罪了湖南、京沪等地的非草堂系维新人士，不少人鼓动汪康年出面与康有为抗衡。[2]后来担任正气会干事长、中国议会书记的江浙派另一首脑叶瀚，还准备倡兴浙学，以抵制“声气可席卷天下”的“南海伪学”[3]。康有为借光绪龙威压制《时务报》，排挤汪康年，激怒汪与之公开论争，“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4]。当时日本人这样评论：

日清交战后接踵而起者，在民间有广东的康长素派和上海的《时务报》馆派等。这两派表面相结托，其实完全不同，如广东人与江苏一带的中国人的差别。特别是康派稍带宗教味，外面观之，有东林党之嫌。[5]

政变后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芥蒂甚深，积怨难消。在正气会和中国议会中，汪康年虽与唐才常合作，却不满唐与康联系过密，担心“若其人真归，则费事之极耳”[6]。双方因与康有为关系的亲疏而俨分两派，互不协调。为避免办事掣肘，唐才常只得另起炉灶。

然而，汪、唐两派不仅宗旨方略根本一致，对待康有为的态度也是异曲同工。唐才常服从康有为，敬服之外，的确别有隐情。据了解内幕的井上雅二称：按照自立会的布置，因大多数人不赞同康有为的言行，“只是要利用他的筹饷”[7]，所以不准备让他出头任事。这不但与梁启超前此的主张相符，而且与汪康年等以“安插对山”为“极难对付事”[8]的看法不谋而合。事实上，戊戌政变后，中国只有少数人真心拥护光绪继续改革。[9]尽管废立之争后，保皇勤王的旗帜下从者如云，但多属趁时而动。而且群雄并起，各自逞强，康有为反倒成了多余人物。如果不是在海外筹款方面影响犹存，唐才常的政治天平如何摆动，还是一个未知数。

值得注意的是，汪、康交恶与孙中山有一定瓜葛。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汪康年愤于清廷“弭患无术，善后无方”[10]，借考察报务为名，和曾广铨一同赴东，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决心结合民间力量救亡图存。在日期间，曾与孙中山有所交往。1898年1月，孙还专程陪同汪、曾二人到大阪，与白岩龙平、山本宪及侨商孙实甫、留学生汪有龄、嵇侃等会见过《大阪每日新闻》记者。[11]一些日本人遂将汪康年与孙中山相并提。[12]

在此之前，两人已间接有所认识。1895年3月，梁启超函告汪康年：“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13]孙中山伦敦被难，《时务报》连续译载海外报刊的消息评论，最早向国内介绍这位革命先行者的异域历险。[14]东渡前夕，汪曾向梁启超函商进止日程。[15]与孙中山接触，是否在原议程中，不得而知。归国后，汪认为“行者之无能为”，且将此意“遍喻于人”[16]。康有为害怕汪、孙交往之事张扬开来，牵累于己，竟密谋举发。徐勤函告韩文举：汪氏“东见行者，大坏《时务报》馆声名。欲公度、卓如速致书都中士大夫，表明此事为公（即汪康年）一人之事，非《时务报》馆之事”，又指汪“荒谬”，目为“小人”[17]。邹代均担心康门师徒施展“同我者党之，异我者仇之，势可杀则杀之”[18]的惯用手段，借机构陷，飞函告急。此事进一步加深了汪康裂痕。此外，汪间接介入了刘学询的图康密谋，无疑也会加重康的恶感。

东游归来，汪康年仍与兴中会有所联系。1898年六七月间，他会见了平山周等人。[19]正气会期间，由于自身实力不足，又不能与唐才常通力合作，汪康年等还探讨过联合革命党的可能性。周善培建议：“中山许公宜常与之通消息，缓急亦有用者也。”[20]夏曾佑反对向督抚进言求助，也不赞成与“翘然为首”，“帝制自为”者共事，认为：“自成一队，力既不能，时又不及。与中山合，此较妥。然则事败则与俱败，事成则北面而待人（中山处大约人才较众，皆教中人，非士大夫，故我辈不知）。唆使武负，此策无从行。”[21]为保证“文必己出”，以免“自主无权”，“求为彼隶卒且不录”[22]，他建议：“与英、美、日相商定策，以兵力胁退□□，请□□亲政，再行新政。”“若有革命党人不愿，可用意将革命、革政二党人化合为一宪政党人可矣。”[23]惠州起义时，周善培仍表示：“中山既有所举，吾党不可不赞之，不可复有嫌疑。”“中山倘西顾，必使人来而为恃”，“果有徒，仍宜赞中山。”[24]此后汪康年还向留日学生监督钱恂打听：“二雄合一，是否？二雄能再雄鸣否？”[25]与江浙派的关系，应是8月间孙中山敢于赴沪的动因之一。

汉口兵败之际，汪康年、叶瀚有心“收拢唐等的败兵”，“以利他日之用”[26]。无奈前此两派“固属莫不相关”，“终难收效”[27]。为保存实力，汪康年等欲将所招人马拉进宜昌、施恩一带“未开辟而无主名”的深山，[28]生聚教训，潜伏待机。可惜缓不济急，一时难有作为。康有为仅凭道听途说就断言自立军失败“全由汪康年之泄”，“汪尾唐后而入鄂，一搜而得据，故尽败”[29]，结果再度激化矛盾，“两派之间遂截然分途，不能化合”，“议会亦由是散耳”。“自余各派，亦互相排击。此不特新党志士之忧，而于全国前途之影响，有大不利焉。”[30]趋新势力从此卷入党争旋涡，遗患无穷。

当然，各派之间在革新变政救亡宗旨的大同之下，也存在诸多分歧。康有为以保皇为目的，而其他人看来，勤王只是手段。孙中山的排满与民权，得到梁启超、林圭、章炳麟等人不同程度的共鸣，江浙士绅中有人却不以为然。三年以后，夏曾佑批评当时激进青年鼓吹逐满、民权、流血之说，认为逐满非持平之道，民权有待民智已开之后，流血乃必不得已之法。[31]孙宝瑄对革新势力的基本分析是：“今日海内，党派有四，曰变法党，曰革命党，曰保皇党，曰逐满党。变法党者，专与阻变法者为仇，无帝后满汉之见也。保皇党者，爱其能变法之君，舍君而外，皆其仇敌也。革命党者，恶其不能变法之政府，欲破坏之，别立政府也。三党所持，皆有理。惟逐满党专与满人为仇，虽以变法为名，宗旨不在变法也，故极无理，而品最下。”[32]不过，这些政策分歧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些派别会因此而绝对排斥以暴力方式实现革新变政，或根本拒绝民主政治。

孙宝瑄的态度在江浙派中有一定的代表性。1901年新政复行之始，他认为：“国家不变法，则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义士也。国家果变法，而此辈党人犹不解散，则皆乱民也，可杀。”并复函章炳麟：“法果变，公再谈逐满，当以乱民相待。”上海新党闻知此事，“皆哗然”，谓其“改节，贡媚朝廷”。但他又向来函声明继续坚持排满立场的章炳麟表示：“扶桑一姓，开国至今，谈革命者，犹所不禁。宗旨不同，各行其志。伍员包胥，不闻绝交。前言戏之，公毋怒我。”[33]尽管他人当中许多人与官场特别是地方督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再未滋生反清意向，但庚子国变的万古未有之变局，迫使各派亮出政治底牌，因而宗旨方略趋于一致，言行迅速接近起来，能够以组织联合形式协调行动。

中国议会议长容闳是牵涉各派关系的另一重要人物。一些论著据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称之为孙中山代表，显然是与容开（星桥）相混淆。由此论证孙中山与唐才常以及二容间的联系，则往往颠倒时序，误因为果。容闳对康有为十分钦佩，积极为保皇会和自立会办理外交，在中国议会中，则偏袒唐才常，引起汪康年的不满。但他一直努力促进各派联合，早在1900年三四月间，就与谢缵泰、杨衢云等在香港多次商谈合作计划。谢还建议推容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34]4月4日容闳由港经日本赴美见梁启超，谢函劝孙中山与之会晤。梁启超很可能是与容闳等通气后，才分别致函孙中山、康有为，正式提出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方略，力劝各派合作。4月26日，杨衢云赴日与孙中山协商合作事宜，内容之一，当是举容闳为联合党派主席的建议。

杨、谢拥容，既针对保皇会阻挠合作，也不乏抵消孙中山声势，以报复兴中会领导权之争失势的用意。[35]而孙中山既然接受梁启超因时变通的意见，也要考虑联合阵营领袖的适当人选。他去南洋与康有为洽谈，推举容闳为共同领袖应在议程之内。8月孙中山赴沪前发表谈话，不仅对各派联合前景充满信心，而且特别对新当选为中国议会议长的容闳表示支持，称之为“众望所归的领袖”[36]。

然而，容闳的会长头衔多属名誉性质。他“与汪不合拍”，认为“汪有私心”[37]。汪派则觉得其“进化太高”[38]，“不能任国会之事”[39]。康有为也批评其“纯乎西风”[40]。尽管他袒护康派，表面看来似乎了解自立会内情，实际上“并不知道唐等的事情。完全是康有为等人一手操纵的”。所以自立军失败，“他无法来挽回和收拾”，其“组织团练”，“民间用兵”[41]之策无从实现。

对自立军，由于容星桥的存在，容闳可能了解一些内情。但孙中山与容闳的关系，则是在1900年9月二人同船东渡，由容星桥居间引荐，在船上和到长崎后几度晤谈，容闳改变了孙“过于轻率”[42]的印象，才密切起来。容闳表示：“欲帮助孙遂其宿志。”[43]不久，容闳接到上海密电，于9月7日由长崎启程赴香港。与孙中山一同前往东京活动的容星桥闻讯，也于9月14日由横滨赴港。[44]联想到梁启超在上海所说要与孙派在两广合作的话，这似非偶然巧合。此后，容闳一面继续为保皇会办外交，“首途往英、美、日办汉事，并与英外部订明”[45]，一面被孙中山举为代理使职于外国之人，[46]才分别成为革命、保皇两派的外交代表。由于保皇会勤王虎头蛇尾，兴中会举义虽败犹荣，他逐渐疏远前者。

兴中会以外各派的秘密宗旨与活动表明，一旦当权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严重危及国家社稷的安危，开明士绅的民重君轻观念与天下己任抱负便会与民主爱国的崭新意识交相作用。汪有龄这样表达其主张：“得死君国，不失为忠，委曲求济，不失为智，稍有建树，不失为勇，扶顺抑逆，不失为义。左之右之，惟其是而已矣。”[47]他们秉承士林异端结交江湖以抗朝廷的传统，与各种反清势力联合，以武力扫除变政障碍。其因时因地而异的言行，固不免夹杂拼死一战的冲动，但也有策略的灵活变通。各派宗旨利益不一，手段却惊人地相似。而且就革新变政的根本而论，宗旨亦无二致，只是程序步骤缓急有别。当各派矛盾尚未扩大公开，而形势又逼使其立即行动时，凭着以民间势力速起救国的基本共识，不仅产生了相互联合的愿望，而且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努力。正如田野桔次所说：

然时势之所变，几咸驱在野之志士而成合一团体。……而一时感动奋发之气象，理想知识之发达，实足令人敬仰。且彼等之心，皆出自一片爱国之热忱，非所顾于成败利钝也。故万一事成，不特称霸于中国，雄飞于亚东，固将摧狮威，折鹫翼，握全球之霸权，执万国之牛耳，而为世界之主人翁也。[48]

当时列强兴兵，北方糜烂，南方督抚以下大小官吏各怀贰心，纷求应变自保之方。如果各派通力合作，未必没有乱中取胜机会。可惜康有为气狭量窄，各派又不能齐心协力，使中国再度痛失变革良机。在清廷各个击破和内部各派冲突的夹击下，趋新势力元气大伤。

武力反清中各派显示出来的能力高下，成为庚子后海内外一片言革之声的重要契机，使革命党抢占上风。徐勤叹道：“今日各埠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即现在同门同志，同办事之人，亦无一人不如是。即使强制之，口虽不言，而心亦终不以为然也。”[49]先前曲高和寡的排满革命成为人心所向。不过，新世纪伊始，中国社会还处于分化改组的大变动之中，勤王未必尽属保皇会，反清并非同归革命党。用革命与改良（维新）两极相对的简单框架来解释甲午以后中国各种趋新势力的形成起落，分化演变，及分歧联系，总有几分不合体。细读史料，突出勤王阵营中保皇与革命的冲突对立，很大程度上受到庚子后政局变化，特别是1903年革保初步论战的影响，而章士钊所著《沈荩》，秦力山所著《庚之汉变始末记》尤为关键。从清末政治大格局中考察民间势力与政府的关系，趋新各派政治行为的驱动因素不仅来自西方近代意识，也受制于传统社会绅权与皇权关系的观念及行为规范。

[1]1898年9月13日《邹代钧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763页。

[2]1898年8月3日《陈汉第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2045页。

[3]1898年7月29日《叶瀚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600页。

[4]1929年4月《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573页。

[5]草胜：《上海近信》，载《大阪朝日新闻》，1898-06-10。转引自藤谷浩悦：《戊戌变法与东亚会》，载《史峰》，2号，1989-03-31。

[6]《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71页。

[7]井上雅二：《当用日记》附件，《中国自立会的布置》。

[8]1900年6月22日《夏曾佑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3页。

[9]1899年2月18日《宫崎寅藏致平冈浩太郎、犬养毅函》，见《论中国革命与先烈》，24～28页。

[10]《时务报》，第52册，1898-02-21。

[11]《清国新闻记者》，载《大阪每日新闻》，1898-01-17。见藤谷浩悦∶《戊戌变法与东亚会》。曾广铨为曾纪泽之子，原任清驻日公使馆三等秘书。1897年跟踪孙中山由英国到日本（明治三十年八月十八日神奈川县知事中野继明致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秘甲第403号）。后参与创办《时务报》。1900年任李鸿章幕僚时，介入抚孙计划。6月17日，乘安澜轮赴港接孙中山，并担任刘学询与宫崎、内田、清藤会谈的翻译（宫崎滔天著：《三十三年之梦》，182～183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93页）。孙实甫，名淦，后任浙江留日学生监督，并任职于日本邮船会社。

[12]1899年2月16日《章炳麟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51页。

[13]1895年3月14日《梁启超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31页。

[14]《时务报》第14、15、17、19、21、28册分别转载《伦敦东方报》、日本《国家学会志》、《温故报》的有关报道评论，如《某报馆访事与麦参赞问答节略》、《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中国私会》、《论传言英将控告孙文一案》、《论孙逸仙》、《论中国内腐之弊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