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犬牙交错（第2页）

[15]1898年1月1日《梁启超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52页。函谓：“东行事弟亦刻不能忘，惟前往之人，必须极老诚、缜密、镇静者乃可，意中之人实无几。兄自往则弟以为不可，不可轻于一掷也。”

[16]1898年6月2日《汪大燮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82页。据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笔谈，此前他曾致函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赴日，了解情况，同商大事。

[17]《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756页。

[18]1898年7月18日《邹代钧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757页。

[19]1898年6月25日《汪康年致宗方小太郎函》，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203页。

[20]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196～1197页。

[21]1900年6月22日《夏曾佑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3～1364页。

[22]1900年8月19日《□存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四），3687页。

[23]1900年6月22日《夏曾佑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3～1364页。

[24]1900年12月12日《周善培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201～1202页。

[25]钱恂答称：“门下士极力图合，然孙昏而康诞，均非豪杰。”（《汪康年师友书札》（三），3009页。此函应写于1900年）

[26]《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一日、八月二十六日。

[27]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

[28]1900年8月28日、9月8日《□存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四），3688～3689页。

[29]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见《自立会史料集》，330页。

[30]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

[31]《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90～1391页。

[3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辛丑十月四日，422页。

[33]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辛丑六月五日、九月十四日、十七日，368、412、413页。

[34]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见《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8页。

[35]自杨衢云于1895年广州起义前夕要挟孙中山让出会长职位后，两派一直为此明争暗斗。1896年11月，陈少白与谢缵泰就孙杨地位问题打了一场笔墨官司。陈先在日本的英文报刊《神户新闻》上撰文称孙中山是“惟一具体把握局势，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的人”。11月26日，香港《中国邮报》予以转载。两天后，谢缵泰致函《中国邮报》编辑，通知其“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重要组织者之一”（黄宇和：《分析孙中山伦敦被难及其影响》，119～122页）。

[36]《孙中山全集》，第1卷，198页。

[37]《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一日。

[38]1900年8月21日《夏曾佑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86页。

[39]1900年9月4日《夏曾佑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71页。

[40]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载《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

[41]《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42]《中华民国革命秘史》。据《容氏谱谍》卷十五《兆六房善公支世传》，容星桥与容闳的高祖父为亲兄弟。

[43]明治三十三年九月四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29号，九月二十二日福冈县报，高秘第971号。

[44]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七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36号，九月十八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61号，九月十四日神奈川县报，秘甲第385号。许多著作引述明治三十三年九月十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外相青木周藏的甲秘第111号报告，称容闳于九月七日与孙中山一起赴东京，系与容开混淆。

[45]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转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1992（2）。

[46]《孙中山全集》，第1卷，202页。是函写于1900年10月中上旬。

[47]《汪康年师友书札》（一），1059页。

[48]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此节文字田野翻译时有所增添。

[49]《徐勤致康有为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