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西无常（第2页）

[9]《致徐勤等书》（二），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06～107页。编者判定是函写于6月20日前，据内容应在此后。

[10]《致办事诸子书》（一），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49～152页。

[11]1900年7月4日《致妙华夫人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74页。

[12]《致唐才常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42～143页。

[13]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38页。

[14]《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371页。

[15]1900年5月19日《陈国镛致谭张孝书》，见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载《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

[16]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丘权政、符致兴译，18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7]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见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载《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

[18]1900年8月11日《与同薇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77页。

[19]1900年9月3日《与同薇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83页。

[20]1900年9月20日《与同薇同璧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84页。

[21]1900年9月26日《与同薇同璧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85页。

[22]王树柟编：《张文襄公全集》，卷51，奏议51，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九日（1900年10月31日）《张之洞奏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会匪首片》，北京，中国书店，1990。余育之为香港日新银号及跑马地愉园主人，1895年兴中会起义时曾助款万数千元。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20页。

[23]《与同薇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82页。是函应写于1900年9月。

[24]1902年6月3日《致罗璪云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60页。

[25]转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1992（2）。汤文判定是函写于自立军起义之前，但函中有“汉事可鉴”一句，应指自立军失败事。惠州起以后康于另一致邱菽园函中亦称：“今当绝意于东耳。且东事有外人窥伺，虽得而不易守乎？”（汉事可鉴）秦西即容闳，其于9月11日由日本航抵香港，随即赴英国办理外交。是函言及此事，则应写于此后。误判的关键，在于将“井上甚称林玉才”认作林圭。据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函：“林玉同办，井甚称之。”（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30页）林玉原为广西统军9将之一，后与版筑、三品等随梁炳光办粤事。井上，仍为梁炳光。据《井上雅二日记》，1900年8月他已有赴欧洲计划，10月24日曾到北京，随即归国。11月14日参加东亚同文会会议，次年4月赴欧，不可能在此期间南下广东，主持数月用兵大事。

[26]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转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1992（2）。是函仅署“廿九日”，据内容定为九月，即公历11月20日。

[27]《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转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1992（2）。是函提及惠州起义，应写于10月。

[28]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见《自立会史料集》，330～331页。

[29]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转引自《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1992（2）。

[30]1901年6月3日《与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61～263页。1900年梁启超到南洋时，邱、康关系尚融洽。后因财政问题，邱疑心于康，1901年更公开撰文自辨非康党，解脱“叛逆”罪名之外，更指责康结党欺人。（《北京群报》，1901-08-13）

[31]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载《东亚同文会第十三回报告》，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

[32]井上雅二：《康有为访问记》，载《大阪每日新闻》，明治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四年五月五日、二十二日。

[33]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载《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